杨先生起笔是一家人在玩闹，七十多的老人和小六十的女儿在玩儿。钱先生恶人先告状，大喊“娘，娘，阿圆欺我！”阿圆也乱着喊“MUMMY娘！爸爸做坏事！当场拿获！”原来钱钟书把所有的东西，大辞典，小板凳，皮鞋，笔筒，笤帚把，大书包，摆列成阵，垒在女儿的床头枕上，摆成一只长尾狗的模样，并且把长把“鞋拔”拖在后面权当狗尾。被女儿拿获的爸爸，把自己缩得不能再小，蹲在夹道里，紧闭着眼睛说“我不在这里！”——笑得站不直了，肚子里的笑浪还在一翻一滚。女儿也笑，一边问，“有这种ALIBI吗？（注：ALIBI，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一家三口笑成一团。想来这样的欢乐常常发生，一家三口时常这样大笑。安静的时候对坐看书，到老来仍旧痴气盎然的钱钟书时常会玩上一通，不是老来疯，只是天性使然。纯良的人格外容易活在复杂的世情之外，不经意地制造好多快乐送给这个严肃杂乱的世界。
只是快乐总是太短，愁怨总是嫌长。
古人说妇人之美，非诔不显，所以有祭妻诗，祭母文。现在事情在杨绛先生身上颠倒了过来，成了妻祭夫，母祭女，一个人面对了两重悲伤，昔日一家三口的满满的欢乐更显得而今的房间空空荡荡。
现在极少有书能入眼。自己书架上来回总是那些传世名着，看了一遍又一遍，重沉沉的压在心头，衬得那些炒作热闹的时尚书文都象羽毛一样的没有了重量，不耐烦去读它们——没有时间。
杨先生这本《我们仨》是我从打折书店里淘回来的，花了不到一碗牛肉面的价钱。寂寞学者的文字也是寂寞，少有人欣赏。笔调平平，质朴无华，象一块白白的棉布，晒在阳光下，发着棉花的气味。如果细细读来，就会觉得在这样朴素而深沉的感情面前，任何奢侈与华美的文词都是一种浪费。
不晓得有多少的老人丧偶之后这样一遍遍地回味和思念。太年轻，年轻得只想着自己的哀怨和离愁，忙着上演一段又一段的感情纠葛，并且不胜其烦的同时又戒不掉这种诱惑。忘了另一个世界里苍颜白发的外表下深埋的忧伤。
读到一篇小文，写自己的外公和外婆吵吵闹闹一辈子，外婆病逝后，外公被接到城里和儿女们去住。路过坟园的时候，自以为没有别人看见，悄悄冲着里面埋着的老伴挥了挥手。这一个细节，让人有点无法承受。
有什么样的感情可以一世相守？有什么样的人可以走后越发让人怀恋？有什么样的世界可以容许人们静静品尝爱的芬芳和静看时光流转？有什么样的付出可以说得上永远？
当所以这些问题一旦提出就蒙上一层灰败的色彩，让人无法期待的时候，其实有好多这样的典范悄悄存在，和被人忽略。
林徽因，一朵入世很深的花
林徽因小毛头的时候不大够漂亮，起码不如秀兰·邓波儿漂亮，我看了她小毛头时候的照片，用我们家乡话来讲，就是“锛喽头，窝窝眼”；长大了，陪着泰戈尔的时候，细胳膊细腿伶伶仃仃，旁边的徐志摩干脆一副傻样——那时候人们照相，并不怎么注意风姿仪态，尤其女性，大多含胸；她结婚时候的礼服是她自己设计的，给我感觉是戏台上的花木兰，也说不上多么好看。
可是，她是旧年一帧惹人怀思的老照片，是夹在泛黄的书页里的已经透明的干花，人们细巧的手指拈着它，看到的，是旧日的霎那风华。
她，离我们尚不太远，不至于像我们目睹了唐朝女子的画像，虽然欣赏，却很难再有心动的感觉；她，离我们又不算近，不至于面对我们的时候，让我们一颗愤世嫉俗的心也蠢蠢欲动，挑剔地打量着她，想着这个人，眉毛也不行，眼睛也不行，嘴巴也不行，身材也不行，才气也不行……
所以，说她缔造历史，她有些担不起这份重量；说她装点了光阴，这句话虽然不甚庄重，若细思量，还是能得到大家的首肯。尤其是那样贫苦的，战乱的，流离的，面黄肌瘦的光阴，有这样的一朵花开放，让它也显得不那么清寒。
而这样一朵花开出来，又有爱人相依，有情人相伴，有思慕者的痴恋，给了时人足够多的谈资，引发后人无极限的遐想。
梁思成爱她，徐志摩恋她，金岳霖痴她慕她，看起来似是一场俗之又俗的三角恋爱，却因为当事人的清洁，而显得不但不龌龊，反而高贵清洁——因为这样的爱与肉体无关。
若身为女子，真有人肯默默爱自己一生，不提任何义务，不讲任何要求，何其有福也。
若身为女子，真有人肯将火热的心给予自己，将情深的诗写于自己，何其有福也。
若身为女子，真有人能够你说的话他听得懂，他说的话你听得懂，一生既为夫妇，又为知音，何其有福也。
那么，林徽因无疑是有福的。
大家都说窕窈淑女，君子好逑，可是现今的窕窈女郎多，娴淑女子少；猛扑上去下嘴的色狼多，温文尔雅的君子少。那么，大家，我们追慕一代才女的绝世风华，难道不是芳魂已杳，复制不了，心有憾焉，望梅止渴？
你说，是，还是不是呢？
其实，说起来，林徽因是花，但她这朵花不是开放在溪涧幽谷，修篁佳处，而是栽在了万丈红尘，如同蝉儿吸树露，吸纳着人间的一切辛酸甜蜜，悍辣疾苦。
我们且来看她是怎么过的这一生罢：
此前年幼、求学、婚姻且不说它，她与思成、志摩、老金的情恋也不说它，志摩之死且不说它，作诗、写信、骑马、养病且不说它（徽因很早即得肺病），编杂志、考察古建筑，也且不说它，徽因的一生跌宕，始于战祸。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8月，林一家开始辗转，乘船，乘火车，到长沙，离长沙，到昆明，离昆明，入四川，一切皆因日机轰炸，轰炸，轰炸。
于是在轰炸中逃难，逃难，逃难。
看照片我们就知道，林徽因是多么娇弱的一个人，好比一个薄胎的瓷花瓶，让人不敢重捏一下，可是光阴为炭，造化如炉，命运只管颠簸人命，它不会疼惜美人。
日本也投降了，林徽因也病重了，不独肺病极重，且做了肾切除。一个重病半残之人，按常理来讲，也当静养。两耳不闻世间事，无事栽花弄疏竹，可是世事沸腾，人心如煮，整个形势如同滚汤泼老鼠，内战中国民党节节败退，共产党终于一路高歌奏凯旋。
此后，北平解放，她不肯歇，即受聘担当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
此后，又受命由她和另外六人参加国徽设计工作，且因布局严谨、构图庄重而中选。
此后，她就更忙了。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担当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兼工程师，挽救濒于停业的景泰蓝传统工艺，参与设计人民英雄纪念碑，和梁思成翻译《苏联卫国战争被毁地区之重建》，应《新观察》杂志之约，撰写介绍中国古建筑的文章……在她生命的最后三年，还担当建筑学会理事，《建筑学报》编委，参加第二届全国文代会，担当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直到病重，住院，病逝，她的一生，就是这样的风风火火，忙忙碌碌。
她不能像黛玉一样，扶着侍儿的手，去看海棠花，觅闲愁，吐半口血；也不能像宝钗一样，凡事从从容容，闹中能够取静，天塌不惊。
她本来应是一朵清幽的兰花，却开在了热闹的红尘。一半是时势所逼：日本的飞机轰炸到哪里，可不由自己说了算；一半是心甘情愿，一个百废待兴的和平时代，她愿意为了它奉献心血。
自然，心血耗尽，也当过早折堕，零落成泥——典型人物的典型命运。我不是在咒她早死，只不过，她这样的活法，想要养生长寿，太难。
不过，也无须替她遗憾。因为她忠于了她的心。
写到这里想起黛玉和宝玉起的一场争执，宝玉说林姑娘我还对你不好吗？有好吃的我想着你念着你，你生气了我哄着你让着你，现在来了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宝姐姐，你为了她，把我三日不理四日不见。本来是“亲不间疏”，她有什么资格插到我们中间来，搞得我们互相生气？你为了她不待见我，我好冤屈。你难道不知道我的心？
黛玉没话说，良久，说，你只知道你的心，难道不知道我的心？
那，假如说命运曾经和林徽因的一缕芳魂做过这样一番对话，命运这个鸟人说：“徽因，我难道对你还不够好吗？我为你安排了一个系出名门的出身，为你择定了一个风度翩翩的才子做夫婿，我还赋予你一身的才思，你只要安安静静地做你的才女，远离尘世。”
而徽因的回答，也许便是：“你只知道你的心，难道不知道我的心？我爱这凡俗人间，有情红尘。”
是的，这便是她的答案了。之所以折堕红尘，是因为她爱煞了红尘。之所以不离人间又早离人间，是因为她爱煞了这人间。
她是一朵入世很深的花，而我们因为这个，更爱了她这个人，就像世间这么多的高僧大德，我们更偏爱贪恋人间情爱的仓央嘉措。
因为看见他和她，我们看见的，是自己，是自己这颗活泼泼跳动的，爱红尘的心。
江湖夜雨十年灯
在古董摊上给朋友淘到一盏旧烛台，灰灰旧旧的陶瓷，上盘下座，以柱相连，盘中一个浅浅的凹圆，是用来坐蜡的地方，原始而简单。形制颇似最早时期的灯。
早期的灯叫陶豆。由食器豆延伸为灯具，土陶所制。就是这样上盘下座，中间以柱相连，虽然简单、原始，却延伸了白天，缩短了暗夜。社会文明的发展，在油灯昏黄的照耀下，悄悄进行。
从会用火，到会用灯，不用再战战兢兢保持火种不熄了，而且光线更稳定，宜于灯下劳作和休闲。这样宝贝的发明，无论如何值得尊重和器重，所以从春秋到两汉，油灯成为重要的礼器。《周礼》中还有专司取火或照明的官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