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阴令柳涧有罪，前刺史劾奏之，未报而刺史罢。涧讽百姓，遮索军顿役直，后刺史恶之，按其狱，贬涧房州司马。愈过华，以为刺史阴相党，上疏治之。既御史覆问，得涧赃，再贬封溪尉。愈坐是复为博士。（洪《谱》云：七年壬辰二月乙未，以职方员外郎复为国子博士，年四十五。《旧史》云：“愈因使过华，上疏理涧。”公自去年以来，未尝出使。或云：即公赴职方时，过华睹其事，遂疏于朝尔。《进学解》云：“三年博士，冗不见治。”《旧》又作“三为博士。”按：公贞元壬午，授四门博士；元和丙戌，为国子博士；丁亥，分教东都；今年又自郎中下迁，凡四为博士矣。此先言暂为御史，继言三为博士，则自丙戌而后，三历此官也。若云三年，则自元年夏赴召，至四年春尚为博士，首尾巳四年矣。方考：丙戌初除，丁亥分教，自不必厘而为二，其为博士，实三迁。当作三为为是。今按：上句言暂为御史，而此言三年博士，正以其居官之久近为言，恐当作年为是，然亦未敢必也。洪《谱》又云：是年二月，有《论钱重物轻状》。《新志》云：“自建中定两税，而物轻钱重，民以为患，于是诏百官议革其弊。”方考以为：此议在穆宗即位之初，《通鉴》附之长庆元年秋，为得其实。今年初，无此议也。惟《会要》载元和六年二月制，谓建中后，货轻物重，许诸道所纳见钱，五分量征二分，余三分兼纳实估匹段。或当时有此议，然亦非七年也。况公六年二月尚在东都，洪误矣。洪《谱》又云：是年有《石鼎联句》、《赠刘师服诗》、《祭石洪文》、《李素》、《石洪墓志》、《路应神道碑》。）既才高数黜，官又下迁，乃作《进学解》以自谕。执政览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馆修撰。（洪《谱》云：此除在八年癸巳三月乙亥，《旧史》云：“执政览其文而怜之，以其有史才，故除是官。”时宰相武元衡、李吉甫、李绛也。是年有《答刘秀才论史书》，及《乌氏》、《田氏庙碑》、《郑儋神道碑》、《李虚中》、《董溪》、《息国夫人墓志》。）转考功，知制诰。（洪《谱》云：九年甲午十月甲子，为考功郎中，依前史馆修撰。十二月戊午，以考功知制诰。是年有《元微之书》、《田弘正书》、《送张道士序》、《刘昌裔神道碑》、《王适》、《孟郊》、《扶风郡夫人墓志》。十年乙未，公知制诰，有《和库部卢曹长元日朝回》及《寒食直归遇雨》二诗，《与李绛书》、《进顺宗实录状》。《旧史》云：“愈撰实录，繁简不当，叙事拙于取舍。”按：退之作史，详略各有意，削去常事，著其系于政者，其褒善贬恶之旨明甚。当时议者非之，卒窜走无全篇，良可惜也。史又云：“愈说禁中事颇切直，内官恶之，往往于上前言其不实。”此言是也。是年有《与柳公绰》二书，《论淮西事宜状》，说见明年。又有《捕贼行赏表》、《蓝田县丞厅记》、《独孤郁》、《卫之立墓志》、《徐偃王庙碑》。）进中书舍人。
初，宪宗将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诸军按视。及还，具言贼可灭，与宰相议不合。愈亦奏言：“淮西连年侵掠，得不偿费，其败可立而待。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断与不断耳。”执政不喜，会有人诋愈在江陵时为裴均所厚，均子锷素无状，愈为文章，字命锷，谤语嚣暴。由是改太子右庶子。（洪《谱》云：十一年丙申正月丙戌，以考功郎中知制诰，迁中书舍人。丙申，赐绯鱼。五月癸未，降为太子右庶子。《行状》云：“盗杀武元衡，公以为盗杀宰相而遽息兵，其为懦甚大，兵不可以息，以天下力取三州，尚何不可？与裴丞相议合，故兵遂用，而宰相有不便之者。月满，迁中书舍人，后竟以它事改右庶子。”时宰相李逢吉、韦贯之也。其云月满迁中书舍人者，盖唐制台郎满岁则迁。公以去年冬知制诰，至今春，竟一岁矣。李汉云：“收拾遗文，无所失坠。”公掌纶诰一年，无一篇见收者，失坠多矣。唯后集有《崔群户部侍郎制》一首尔。今按：《行状》、《通鉴》、洪《谱》，《论淮西事宜状》在去年知制诰时，而《神道碑》、《新史》则在迁中书舍人之后。但《行状》言，公所论有杀宰相事，乃在去年六月，而《状》中实无此语。若《状》果在六月之后，则不应全不言及，则是此《状》，不惟不在十一年正月之后，亦不在十年六月之后也。故《通鉴》直以系于五月之下。《行状》叙事虽实，而记言则误。《碑文》、《新史》固为失之。今当以《通鉴》为正。洪《谱》又云：是年有《酬卢云夫曲江荷花行》、《周况妻韩氏墓志》、《王用碑》、《科斗书后记》。）及度以宰相节度彰义军，宣慰淮西，奏愈行军司马。愈请乘遽先入汴，说韩弘，使协力。元济平，迁刑部侍郎。（《行状》、《神道碑》及《旧史》云：十二年丁酉秋，以兵老久屯，贼未灭，上命裴丞相为淮西节度使，以招讨之。丞相请公以行，赐三品衣、鱼，为行军司马，从丞相居于郾城。军出潼关，公请先乘遽至汴，感说都统弘。弘说用命，师乘遂和。公知蔡州精卒，悉聚界上，以拒官军，守城者率老弱，且不过千人，亟白丞相，请以兵三千人，间道以入，必擒吴元济。丞相未及行，而李愬自唐州文城垒，提其卒以夜入蔡州，果得元济。三军之士为公恨。蔡州既平，布衣柏耆，以计谒公，公与语，奇之，遂白丞相曰：“淮西灭，王承宗胆破，可不劳用众，宜使辩士奉相公书，明祸福以招之，彼必服。”丞相然之，公口占为书，使柏耆袖之，以至镇州，承宗果大恐，上表请割德、棣二州以献，遣子入侍。丞相归京师，以功迁刑部侍郎，诏公撰《平淮西碑》，其辞多叙裴度事。时先入蔡州擒元济，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愬妻出入禁中，因诉碑辞不实，诏令磨公文，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是年有《送殷侑序》、《祭张署文》并《墓志》，及东征往还酬唱诸诗，《晚秋郾城夜会联句》。为刑部时，有《举钱徽自代状》。十三年戊戌四月，郑余庆详定礼乐使，奏韩愈、李程为副。是年有《李惟简墓志》、《权德舆碑》。）
宪宗遣使者往凤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庶，奔走膜呗，至为夷法灼体肤，委珍贝腾杳系路。愈闻，恶之，乃上表极谏。帝大怒，持示宰相，将抵以死，裴度、崔群曰：“愈言讦牾，罪之诚宜。然非内怀至忠，安能及此？愿少宽假，以来谏争。”帝曰：“愈言我奉佛太过，犹可容；至谓东汉奉佛以后，天子咸夭促，言何乖剌耶？愈，人臣，狂妄敢尔，固不可赦。”于是中外骇惧，虽戚里诸贵，亦为愈言。乃贬潮州刺史。既至潮，以表哀谢。帝颇感悔，欲复用之，持示宰相曰：“愈前所论，是大爱朕。然不当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皇甫閐素忌愈直，即奏言：“愈终狂疏，可且内移。”乃改袁州刺史。
初，愈至潮，问民疾苦，皆曰：“恶溪有鳄鱼，食民畜产且尽，民以是穷。”数日，愈自往视，令其属秦济，以一羊一豚，投溪水而祝之。是夕，暴风震电起溪中，数日水尽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无鳄鱼患。
袁人以男女为隶，过期不赎，则没入之。愈至，悉计庸得赎所没，归之父母七百余人，因与约，禁其为隶。（洪《谱》云：公以十四年己亥正月癸巳，贬潮州刺史。宰相疑冯宿草疏，出宿为歙州刺史。时宰相皇甫閐、程异也。公之被谪，即日上道，便道炔，以至海上。据《宜城驿记》，则以三月二日过宜城；据《泷吏诗》，则以三月几望至曲江；据《谢表》，则以三月二十五日至潮州；据《祭文》，则以四月二十四日逐鳄鱼。其自曲江至潮，以十许日，行三千里，盖泷水湍急故也。方《考》乃云：《谢表》及《祭神文》皆止云今月，而《逐鳄鱼文》正本，皆但云“年月日”，则公之到郡，实不知何月日也。况自韶至广，虽为顺流，而自广之惠，自惠之潮，水陆相半，要非旬日可到，故公表亦云，“自潮至广，来往动皆经月。”则公到郡，决非三月；而逐鳄鱼，亦未必在四月二十四日也。今按：道里行程，则方说为是，但《与大颠第一书》，石本乃云：四月七日，则又似实以三月二十五到郡也。未详其说，阙之可也。洪《谱》又云：公自京归至潮，有《路旁堠》、《至蓝关示侄孙湘》、《武关西逢配流吐蕃》、《食曲河驿》、《次邓州界》、《过南阳》、《泷吏》、《题临泷寺》、《至韶州寄张使君》、《酬张使君惠书》、《过始兴江口感怀》、《赠元十八协律》、《初南食贻元十八》、《答柳柳州食虾蟆》、《别赵子》诸诗，及《宣城驿记》、《潮州谢表》、《祭鳄鱼文》、《请置乡校牒》、《贺册尊号表》。是年七月己丑，群臣上尊号，大赦。十月己巳，准例量移，改授袁州刺史。）召拜国子祭酒，（洪《谱》云：十五年庚子闰正月，穆宗即位，公以今年春到袁，途中有《酬张韶州端公》及《韶州留别张使君》二诗。至袁有《袁州谢上》、《贺穆宗即位》、《贺赦》、《贺册皇太后》、《贺庆云》五表、《举韩泰自代状》、《滕王阁记》。九月，召拜国子祭酒，而《阁记》乃云“十月，袁州刺史”者，盖命下在九月，受命在十月也。有《祭湘君夫人文》，祭文所谓“复其章绶”者，公为行军司马时，赐金紫，今为祭酒，始复其旧也。自袁趋京师，有《次石头驿寄江西王中丞阁老仲舒》诗。至江州，有《寄鄂岳李大夫程》及《题西林寺故萧二郎中旧堂》诗。《因话录》云：“萧颖士子存，字伯诚，为金部员外郎，恶裴延龄之为人，弃官归庐山。公少时，尝受金部赏知，及经江州，游庐山，访金部故居，因赋此诗，留百缣以拯之。”行次安陆，有《寄随州周员外君巢》二诗。至枣阳县，有《题广昌馆》诗。至襄州，有《醉中留别李相公》诗。以冬暮至京师。是年有《南海庙碑》、《与孟简书》、《论黄家贼事宜》及《典贴良人男女状》。又《论夷僚》，请因改元大庆，遣使宣谕，仍择经略使抚之。又有《柳子厚》及《侄孙滂祭文》、《墓志》。洪《谱》又云：《行状》云，公入迁祭酒，有直讲，能说礼而陋容，学官多豪族子，摈之不得共食。公命吏曰：召直讲来，与祭酒共食。学官由此不敢贱直讲。奏儒生为学官，日使会讲。生徒奔走听闻，皆相喜曰：“韩公来为祭酒，国子监不寂寞矣。”公在国子有《雨中寄张籍诗》、《举张惟素自代》及《请复国子监生徒状》、《论新注学官牒》、《荐张籍状》、《请上尊号表》。）转兵部侍郎。（洪《谱》云：此除在长庆元年辛丑七月，时有《举韦顗自代状》、《李鄗》、《张彻祭文》，《李鄗》、《郑群》、《薛戎墓志》。今按方氏《增考》，《论钱重物轻状》，当在此年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