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来看这个故事，仿佛它只能发生在薛嵩从湘西回来之后。既然如此，我就必须把湘西发生的事全部交待清楚。我开始考虑红线怎样了，小妓女怎样了，田承嗣又怎样了，觉得不堪重负。尤其是田承嗣，他像只巨大的癞蛤蟆压在我身上，叫我透不过气来。癞蛤蟆长了一身软塌塌、疙疙瘩瘩的皮，又有一股腥味，被它压着实在不好受。史书上说，董卓很肥，又不讨人喜欢，但他有很多妾。董卓的小妾一定熟悉这种被压的滋味。除此之外，我一会儿是薛嵩，一会儿是薛嵩的情人，一会儿又成了薛嵩的表弟；这好像也是一种毛病。但我忽然猛省到，我在写小说。小说就不受这种限制。我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我可以是任何人。我又可以拒绝任一时间，任一地点，拒绝任何一人。假如不是这样，叉何必要有小说呢。
后来，那个从塔里逃出来的姑娘就住在长安城里。我很喜欢这个姑娘，正如我喜欢此时的长安城：满是落叶的街道，鳞次栉比的两层楼房，还有紧闭的门窗。长安城到处是矮胖的法国梧桐，提供最初的宽大落叶；到处是年轻的银杏树，提供后来的杏黄色落叶，这种落叶像蝴蝶，总是在天上飞舞，不落到地下来；到处是钻天杨树，提供清脆的落叶。最后是少见的枫树，叶子像不能遗忘的鲜血，凝结在枝头。在整个自由奔放的秋季，长安是一座空城。你可以像风一样游遍长安，毫无阻碍。直到最后，才会在一条小街里，在遥远的过街天桥上看到这个姑娘，独自站着，白衣如雪。作为薛嵩，你看到的就是这样的景象，相当令人满意。但我更想作那个姑娘，在天桥上凭栏而立；看到在如血残阳之下，在狂涛般的落叶之中，薛嵩舞动着黑色的斗篷大踏步地走来。这家伙岂止像个盗马贼，他简直像个土匪……我作薛嵩作得有点腻，但远远地看看他，还觉得满有兴趣。
在长安城里看这篇小说，就会发现，它的起点在千年之后的万寿寺，那里有个穿灰色衣服的男人，活得像个窝囊废；他还敢说“作薛嵩作得有点腻”，把他想出了这一切扣除在外，他简直就是狂妄得不知东西南北。
在薛嵩到来之前，我走进自己的房间。除了不能改变的，这间房子里的一切都改变了。不能改变的是这座房子的几何形状，窄长、通向天顶，但我喜欢这种形状。以前的草席、软垫子通通不见了，四壁和地板都变成了打磨得平滑的橡木板。当然，推开墙上的某块木板，后面会有一个柜子，里面放着衣物，被褥等等，但在外面是看不到的，头顶的天窗也没有了，代之以一溜亮瓦，像一道狭缝从东到西贯通了整个房间。于是，从头顶下来的光线就把这间房子劈成了两半。这间房子像极北地方的夏季一样，有极长的白天和极短的夜。从南到北的云在转瞬之间就通过了房顶，而从东到西的云则在头上徘徊不去。这个季节的天像北冰洋一样的蓝。这正是画家的季节。
从塔里逃出来之后，我是一个独立的人。也许，如你所猜测的那样，我是一个画家，也许是别样独立谋生的人，像这样的人不分男女，通通被称作“先生”。我喜欢作一个“先生”，只在一点上例外。这一点就是爱情。薛嵩走进这间房子，转身去关门。此时我体内闹起了地震，想要跳到他身上去，用腿盘住他的腿爬上去……女人就像这间房子，很多地方可以改变，但有一点不能改变。不能改变的地方就是最本质的地方。
后来，薛嵩朝我走来，我则朝后退去，保持着旧有的距离，好像跳着一种奇异的双人舞。就这样，我们在房子中间站住，中间隐了两臂的距离；黑白两色的衣衫从身上飘落下来，起初还保持着人体的形状，后来终于恢复了本色，委顿于地。薛嵩仿佛永远不会老，肤色稍深，像一个铜做的人，骨架很大，但是削瘦，肌肉发达，身上的毛发不多，只有小腹例外。这家伙有点斗鸡眼，笑起来显得很坏，但他是个好人。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是这个样子，现在还是这个样子。他低下头去，动了动脚趾，然后带着一脸好笑抬起头来。他是不会随便笑的──果然，他勃起了。那东西可真是难看哪……薛嵩留着八字胡，整个胡子连成了一片，呈一字形。而在他身体的下部，阴毛就像浓烈的胡须，那个东西就如翘起的大鼻子，这张脸真是滑稽得要死……
而我自己浑圆而娇小，并紧腿笔直地站着。腿之间有一条笔直的线，在白色的朦胧中几不可见。假如它不是这样的直，本来该是不可见的……我像在塔里时那样端庄，不顾他的好笑，毫无表情。但微笑是不可抑制的，水面凝止的风景终究是会乱的──这道缝隙也因此变显著了──如你所知，我在万寿寺里写这个故事，那位白衣女人在我身边看着。她在我脑袋上敲了一下，叫道：变态哪！我也就写不下去了……
不管那位白衣女人说什么，我总愿意变得浑圆、娇小，躺在坚硬的橡木地板上，看亮瓦顶上的天空，躺在露天地上，天绝不会如此的遥远，好像就要消失；云也不会如此近，好像要从屋顶飘进来。起初，我躺得非常平板，好像一块雕琢过的石材平放在地板上，表情平板，灰白的嘴唇紧闭，浑身冰冷，好像已经沉睡千年。然后，双唇有了血色，逐渐变得鲜红，鼻间有了气息；肩膀微微抬了起来，乳房凸现，腹部凹陷，臀部翘了起来。再以后，我抬起一只手，抱住薛嵩的肩头。再以后，这间屋子里无尘无嗅的空气里，有了薛嵩的气味。坦白地说，这味道不能恭维，但在此时此地是好的。我的另一手按在他的腰际。就这样，我离开地板，浮向空中，迎接爱情。
爱情是一根圆滚滚、热辣辣的棍子，浮在空中，平时丑得厉害，只有在此时此地才是好的。写完了这一句，我愤怒地跳了起来，对白衣女人吼道：你有什么意见可以直说，不要敲脑袋。这又不是一面鼓，可以老敲！这样一吼，她倒有点不好意思。噎了一下，才说：不是我要敲你──像这种事总不好拿来开玩笑。我说：我很严肃，怎么是开玩笑！她马上答道：得了吧，我又不是今天才认识你。你满肚子都是坏水，整个是个坏东西……说完她就走了。剩下我一个人发愣，想起了维克多·雨果的《笑面人》。那个人谁看他都是一副嘻皮笑脸的样子，只有他还挺拿自己当真──但我又想不起维克多·雨果是谁。我也不知这是怎么回事，但我知道假如去问那个白衣女人，肯定是找挨揍。
第七十八掌
现在我终于明白，在长安城里我不可能是别人，只能是薛嵩。薛嵩也不可能是别人，只能是我。我的故事从爱情开始，止于变态，所以这个故事该结束了。此时长安城里金秋已过，开始刮起黑色的狂风。风把地下半腐烂的叶子刮了起来，像膏药一样到处乱贴，就如现在北京刮风时满街乱飞的塑料袋。一股垃圾场的气味弥漫开来。我（或者是薛嵩）终于下定了决心，要离开长安，到南方去了。
在《暗店街》里，主人公花了毕生的精力去寻找记忆，直到小说结束时还没有找到。而我只用了一个星期，就把很多事情想了起来，这件事使我惭愧，莫迪阿诺没有写到的那种记忆必定是十分激动人心，所以拼老命也想不起来。而我的记忆则令人倒胃，所以不用回想，它就自己往脑子里钻，比方说，我已经想起了自己是怎样求学和毕业的。在前一个题目上，我想起了自己是怎样心不在焉地“坐在阶梯教室里，听老师讲课。老师说，史学无它，就是要记史料；最重要的史料要记在脑子里。脑子里记不下的要写成卡片，放手边备查。他自己就是这样的──同学们如有任何有关古人的问题，可以自由地发问。我一面听讲，一面在心里想着三个大逆不道的字：“计算机”，假如史学的功夫就是记忆，没有人可以和这种不登大雅之堂的机器相比。
作为一个史学家，我的脑壳应该是个monitor，手是一台打印机，在我的胸腔里，跳动着一个微处理器，就如那广告上说的Pentium，给电脑一颗奔腾的心。说我是台586，是不是给自己脸上贴金？我的肠胃是台硬磁盘机，肚脐眼是软磁盘机。我还有一肚子的下水，可以和电脑部件一一对应。对应完了，还多了两条腿。假如电脑也长腿，我就更修不过来了。更加遗憾的是，我这台计算机还要吃饭和屙屎。正巧此时，老师请我提问（如前所述，我可以问任何有关古人的问题），我就把最后想到的字眼说了出去：“请问古人是如何屙屎的”。然后，同学笑得要死，老师气得要死。但这是个严肃的问题。没有人知道古人是怎样屙屎的：到底是站着屙，坐着屙，还是在舞蹈中完成这件重要工作……假如是最后一种，就会像万寿寺里的燕子一样，屙得到处都是。
说到毕业，那是一件更恐怖的事。像我这样冒犯教授，能够毕业也是奇迹。除此之外，系里也希望我留级，以便剥削我的劳动力。在此情况下，白衣女人经常降临我狗窝似的宿舍，辅导我的学业，并带来了大量的史料，让我记住。总而言之，我是凭过硬本领毕了业，但记忆里也塞进了不少屎一样的东西。无怪我一发现自己失掉了记忆，就会如此高兴……根据这项记忆，白衣女人是我的同门。无怪我要说：薛嵩和小妓女作爱，是同门之间切磋技艺──原来这是我们的事。很不幸的是，白衣女人比我早毕业。这样就不是学兄、学妹切磋技艺，而是学姐和学弟切磋技艺。这个说法对我很是不利，难怪我不想记住自己的师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