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创为今、古二派，以复西京之旧，欲集同人之力，统著《十八经注疏》，[《今文尚书》、《齐诗》、《鲁诗》、《韩诗》、《戴礼》、《仪礼记》、《公羊》、《穀梁》、《孝经》、《论语》、《古文尚书》、《周官》、《毛诗》、《左传》、《仪礼经》、《孝经》、《论语》、《戴礼》。《易》学不在此数]以成蜀学。见成《穀梁》一种。然心志有余，时事难就，是以初成一经而止。因旧欲约友人分经合作，故先作《十八经注疏凡例》。既以相约同志，并以求正高明，特多未定之说，一俟纂述，当再加商订也。[昔陈奂、陈立、刘宝楠、胡培翚诸人在金陵贡院中，分约治诸经疏，今皆成书。予之所约，则并欲作注耳。]
予治经以分今、古为大纲，然稚不喜近人专就文字异同言之。二陈虽无主宰，犹承旧说，以礼制为主。道、咸以来，著作愈多。试以《尚书》一经言之，其言今、古文字不同者，不下千百条。盖近来金石剽窃之流，好怪喜新，不务师古，专拾怪僻，以矜博雅。夫文人制词，多用通假，既取辟熟，又或随文，其中异同，难言家法。两汉碑文，杂著异字，已难为据；况乃滥及六朝碑铭、新出残篇，偶见便欲穿凿附会，著录简书，摭其中引用经语异文异说，强分此今文说、此古文说。不知今、古之学，魏、晋已绝，解说虽详，毛将安附？此大蔽也。石经以前，经多译改，今、古之分，不在异文，明证在前，无俟胪证。陈左海以异字通假为今、古之分，亦不得已之举，徒取简编宏富，非正法也。古、今异字，必系不能通假有意改变者，方足为据。如《左传》之改「逆」为「送」，改「尹」为「君」，改「伯」为「帛」之类，实义全反，然后为异。不然则毕录异同，亦但取渲染耳。若词人之便文，晚近之误夺，牛毛茧丝，吾所不取。
《大小戴记》九十余篇，凡《礼经》记文不下十篇，以此推之，则别经之记当亦有编入者。今定《王制》为《穀梁》、《公羊》记；《曲礼》上半小学，下半为《春秋》；《檀弓》、《祭法》、《杂记》为《左传》记；《玉藻》、《深衣》、《朝事》、《盛德》为《周礼》记；《祭义》、《曾子》十篇为《孝经》记；《经解》、《表记》、《坊记》、《缁衣》为经学说之类。[详见《两戴记今、古篇目表》]经、记互证，合则再美，离则两伤，此千年未发之覆也。又《礼运》三篇，有经有传，当合为一大传。《大传》为经，《服问》、《丧服小记》二篇为传，当合为一。窃意此《礼运》三篇旧本一事，乃记夫子与子游论礼之言。子游习礼，此其授受之证也。后来先师各加注记。后因文多，分为三篇，经、传混淆，前后错杂，使读者如散钱满屋，不知端委。今因《王制》例推之，分为经、传，便有统制。至于《大传》为经，《服问》、《小记》为记，观其篇目命名，已得其大概矣。
俞荫甫先生以《王制》为《公羊》礼，其说是也。壬秋师以其与《大传》同，不言封禅，非博士所撰之《王制》，亦是也。盖《王制》孔子所作，以为《春秋》礼传。孟、荀著书，已全祖此立说。汉博士之言如《大传》，特以发明《王制》而已。岂可与《王制》相比？精粹完备，统宗子纬，鲁齐博士皆依附其说，决菲汉人所作。卢子幹因不能通其说，故以为博士作，以便其出入，实则非也。
《王制》有经有传，并有传文佚在别篇者。至于本篇经传之外，并有先师加注记之文，如说尺亩，据汉制今田为说，是也。此固为戴氏所补，至目为博士手笔，则误读《史记》矣。
《王制》无一条不与《穀梁春秋》相同。[说详《义证》]二书皆蚀蒙已久，一旦明澈，可喜何如？不封不树贰事，郑以为庶人礼，不知《穀梁传》已有明文。讥世卿、非下聘、恶盟，尊齐、晋为二伯，以曹以下为卒正，以冢宰、司马、司城为三公，亦莫不相合。至于单伯、祭仲、女叔诸人使非为监之说，则听《左氏》、何君之互争，不能一断决。范氏据《周礼》以驳传，亦无以折之矣。
《春秋》之书以正将来，非以诛已往。《王制》一篇即为邦数语，道不行乃思著书，其意颇与《潜夫》、《罪言》相近，愤不得假手以救弊振衰，则欲将此意笔之于书。又以徒托空言，仅如《王制》则不明切，不得已乃借春秋时事以衍《王制》之制度。司马迁言之详矣。《王制》所言皆素王新制，改周从质，见于《春秋》者也。凡所不改，一概从周。范氏注《穀梁》，以《周礼》疑《王制》，据周制驳《春秋》，是呓语耳。又孔子所改皆大纲，如爵禄、选举、建国、职官、食货、礼乐之类。馀琐细，悉不改。其意全在救弊，故《春秋》说皆以为从质是也。
今学、古学之分，二陈已知其流别矣。至于以《王制》为今学所祖，尽括今学，则或疑过于奇。窃《王制》后人疑为汉人撰，岂不知而好为奇论？盖尝积疑三四年，经七八转变，然后乃为此说。疑之久，思之深，至苦矣！辛巳秋，检《曲礼》「天子不言出」、「诸侯不生名」数节，文与《春秋传》同，又非礼制，因《郊特牲》、《乐记》一篇有数篇、数十篇之说，疑此数节为先师《春秋》说，错简入《曲礼》者也。癸未在都，因《传》有二伯之言，《白虎通》说五伯首说主兼三代，《穀梁》以同为尊周外楚，定《穀梁》为二伯，《公羊》为五伯。当时不胜欢庆，以为此千古未发之覆也。又尝疑曹以下，何以皆山东国称伯、称子，又与郑、秦、吴、楚同制？爵五等，乃许男在曹伯之上？考之书，书无此疑；询之人，人不能答。日夜焦思，刻无停虑，盖不啻数十说。而皆不能通，唯阙疑而已。甲申，考大夫制，检《王制》，见其大国、次国、小国之说，主此立论，犹未之奇也。及考其二伯、方伯之制，然后悟《穀梁》二伯乃旧制如此，假之于齐晋耳。考其寰内诸侯称伯乃三监之说，然后悟郑、秦称伯，单伯、祭仲、女叔之为天子大夫，则愈奇之矣。犹未敢以为《春秋》说也。及录《穀梁》旧稿，悉用其说，苟或未安，沈思即得，然后以此为素王改制之书，《春秋》之别传也。乙酉春，将《王制》分经传写钞，欲作《义证》，时不过引《穀梁传》文以相应证耳。偶抄《异义今古学异同表》，初以为十四博士必相参杂，乃古与古同，今与今同，虽小有不合，非其巨纲，然后恍然悟博士同为一家，古学又别为一家也。遍考诸书，历历不爽，始定今古异同之论。久之，悟孔子作《春秋》、定《王制》为晚年说，弟子多主此义，推以遍说群经。汉初博士皆弟子之支派，故同主《王制》立说。乃定《王制》为今学之祖，立表说以明之。蚁穿九曲，予盖不止九曲，虽数十百曲有矣。当其已明，则数言可了；当其未明，则百思不得。西人制一器，有经数十年父子相继然后成者。尝见其石印，转变数过，然后乃成，不知其始何以奇想至此。予于今古同异，颇有此况。人闻石印，莫不始疑而终信，犹归功于药料。此则并药料无之，将何以取信天下乎！
史公不见《左传》，则天汉以前固无其书。然《前汉·儒林传》谓张苍、贾谊传《左传》学，为作训解；《艺文志》无其书，则其说亦误袭古学家言也。按《国语》蚤出而《左传》晚兴，张、贾所见皆为《国语》。因其为左氏所辑，言皆记事，与《虞氏》、《吕氏》同有《春秋》之名。其称《左氏春秋》者，即谓《国语》，不谓《左传》。《左传》既出之后，因其全祖《国语》，遂冒「左氏」名为《左氏传》。又以其传《春秋》，遂掍《左氏春秋》之名。后人闻传《左氏春秋》，不以为《国语》而以为《左传》，遂谓张、贾皆习《左传》，此其冒名掍实之所由也。使当时有《左传》以传经，又有师说，张、贾贵显，何不求立学官？纵不立学官，何以刘子骏之前无一人见之？太史公博极群书，只据《国语》。刘子骏《移太常书》只云臧生等与同，不云其书先见。班书又云，歆校书见《左传》而好之。是歆未校书以前不见《左传》也。观此，则张、贾不习《左传》明矣。前亦颇疑《左传》为河间人所伪造，有数事可证其为先秦之书者：其书体大思精，鸿篇巨帙，汉人无此才，一也。刘子骏为汉人好古之最，犹不能得其意旨所在，则必非近作，二也。使果一人所为，则既成此书必不忍弃置；且积久乃成书，力不易，亦必有人治其学传其事；书成以后不授学者，而以全部送之秘府，又无别本，使非刘子骏，将与《古文尚书》同亡。至重不忍轻弃，三也。《曲礼》出在汉初，已为传记，则原书必不在文、景之后，四也。西汉今学盛，使果西汉人作，必依附二家，不敢如此立异，五也。以旧说论之，驳《左》者谓成于建始，则不若是之迟；尊《左》者谓出于汉初，则不若是之蚤。能知迟蚤成出之原，则庶乎可与谈《左》学矣。
汉人今、古之说，出于明文者少，出于推例者多。《白虎通》所纪《尚书》说之敛后称王，《公羊》说之三年称王，《诗》、《春秋》之五不名、五等皆称公，皆推例之说也。然明文之说，亦多出于推例。如《公羊》之由经推礼，与《左传》之由经推礼。同一经也，有世卿、无世卿异；讥丧娶、不讥丧娶异；此又明文中推例得之者。然有明文之推例，皆先师说；无明文者之推例，皆后师说。后师推例虽同先师，然附会失解者多于先师，以其学不如先师也。故予今、古礼制，以《王制》、《周礼》有明文者为正宗，以「三传」推例有明文者为辅佐。至于后师无明文之说，则去取参半。若《易》、《尚书》、《诗》、《论语》、《孝经》诸先儒说，除《礼记》本记诸篇外，则全由据《王制》、《周礼》以推之者。此于今、古学为异派，其中或同或异，或因或革，则又立《流派表》以统之。
始因《白虎通》胪列各经师说，欲将其说列为一表，名曰《五经礼制异同表》。后作《群经今、古礼制异同表》，以为足以包括群籍，遂不作《五经表》。今按：此表不能不作。何以言之？诸经异说，有迥不相同，不关今、古之分者，如《今春秋》天子即位三年乃称王，而《尚书》说则据《顾命》以为初丧称子，钊敛后称王。据经为说，则无论《今、古文尚书》皆不能立异，与《春秋》三年称王之说不同。《春秋》据逾年称公，以为逾年称王，此据经也。《尚书》据「王麻冕」，以为敛后称王，此亦据经也。诸经如此类者实众，不立此表，则此类无所归宿，又必在今、古学中为难矣。
博士言礼，据礼文者半，推经例者半。大约推例者皆当入《五经表》。何以言之？今学《王制》明文与古学不同者少，凡非明文则半多推例而得者，若以入《古、今表》，反是以无为有，此当入《五经表》。见此异同，非三代之不同，非今、古之异制，皆先师缘饰经义意造之说。又《礼记》中所言异同，有二家异说者，有文义小变者。此二派又足为《今古表》之陈涉、吴广，亦必求所以安顿之。二家说异者，立一表附《古今表》后。至于《曲礼》，本古文家说也。然所言六大、五官、六工之事，又全与《周礼》相反。足见古礼学中原有数派，但不用三公九卿，俱为古学也。大约《今、古表》中今学只一派，古学流派多，以其书多人杂，不似今学少而专一也。
《异义》采录今、古说，多非明文，后师附会盖居其半。夫今、古异同，当以《王制》、《周礼》为纲领，《公》、《穀》、《左氏》为辅佐。但据经传，不录晚说，唯议明文，不征影响。今许所录，可据者半，不可据者半。大约今、古分别，两汉皆不能心知其源。至于晚末，其派愈乱，如以今学说圣人皆无父而生，古学说圣人皆有父，岂不可笑！又《公羊》说引《易》「时乘六龙以驭天」，知天子驾六；未逾年，君有子则庙，无子则否。皆误说也，而亦征录。又引《公羊》以郑伯伐许为讥，《左》说郑伯伐许以王事称爵，皆非经意，为余所驳者也。大抵许君生当晚近，有志复古而囿于俗说。其作此书，亦如其《说文解字》真赝杂采，纯驳各半，屈于时势，莫可如何。然其采虽杂，今犹与今为一党，古犹与古为一党，不自相攻击。盖其始则同有乡人之义，继则同为博士党同伐异，视古学如雠仇，惟恐其进与为难。故虽自立异，仍不敢援之以自树敌，故说犹同也。
《异义》所录《左氏》，亦有异同。大约《左氏》亦有数家，故致歧出。如既言：「《左氏》说，麟是中央轩辕大角兽，孔子作《春秋》者，礼修以致其子，故麟来为孔子瑞。」又采陈钦说：「麟，西方毛虫。孔子作《春秋》，有立言。西方兑，兑为口，故麟来。」[陈钦，《左氏》先师也]是《左氏》固非止一家，故说不同也。又言《左氏》说：「施于夷狄称天子，施于诸夏称天王，施于京师称王。」载籍不传此义，此盖用《曲礼》说《左传》也，而文事与《曲礼》小异。此则未必异说之不同，盖《左氏》旧用《曲礼》说，后久失传，晚师无知者，而其初传授之义，犹相墨守，久而讹脱，故与《曲礼》殊异。亦如《公羊》言桓公盟词及孔子说，较之《孟子》多有讹脱是也。此《曲礼》为《左氏》说之起文，亦如《孟子》为鲁学《春秋》之起文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