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荫镔 陈代琮
陈荫镔：1949年，我在南开大学毕业，到清华大学集训一个多月，和其他同学集体乘车北上沈阳，于9月12日分配到东北工业部计划处工作（1952年11月调转北京，在国家计委工作）。回忆起在东北工业部计划处，在宝华同志领导下有几件事情，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宝华同志非常关心同志，注重对新来的同志进行培养教育。对我来说，正确世界观主要是在他的教育和影响下树立起来的。当我们初到东北工业部计划处工作的时候，相当多的同志包括我在内，并不都是安心工作的，自认为是学技术的，报名来东北参加经济建设，总想在基层企业大显身手。我们当时对计划工作很不理解，认为同技术工作无关，要发挥技术人员的作用，应当到基层去。这个时候，宝华同志对我们做了大量的有针对性的思想工作。处里每次开规模较大的会议，宝华同志都到会讲话，做思想动员工作，讲计划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使我们知道从敌人手中接收过来许多受过破坏的企业，不是都能靠自身能力就能恢复生产和发展的，必须有总体安排，要有政府的支持和帮助，有组织、有次序地进行恢复和发展，所以就必须编制好恢复计划。他还告诉我们不但基层需要技术人员，而针对当时东北的经济情况、编好恢复计划，更需要有全面观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技术人员。他特别针对技术人员的特点，讲述技术人员怎样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讲述技术人员同老革命者的关系，同工农兵的关系。他曾作了一个形象而恰当的比喻：“唐僧、孙悟空到西天取经，孙悟空可谓本事很大，如果孙悟空独身取经，肯定会在半路上就走掉，完不成取经任务。唐僧是一心一意到西天取经的，所以叫唐僧领导孙悟空，经过艰难曲折，终于取到经，胜利而归。”此比喻教育我们，虽掌握技术本领，如果不在党的领导下，不在社会主义旗帜下工作，是发挥不了技术作用的。他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启发教育我们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和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世界观。
宝华同志经常对我们进行思想方法的教育，加强我们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如讲怎样看形势，怎样看发展，怎样看强和弱的辩证关系。他说，虽然美国强，我们弱，但我们如果坚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经过努力，弱可以转化为强，美国如果所作所为不得人心也可由强转化为弱。他列举了许多生动事例讲明事物发展的辩证关系。东北时值经济恢复时期，计划处编制了恢复时期的计划，就给大家讲经济、技术和各行各业的关系；我们各行业同志讨论计划问题，他经常参加，听大家的意见，并从更高的角度进行引导和指导。当时从我们同宝华同志的关系来讲，他是处长，下边有室主任，室主任下边才是我们一般干部，但是当我们研究编制计划时，他亲自过问，使我们的思想水平和认识问题的能力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我开始分管造纸工作，宝华同志在和我们的多次交谈中，讲各行业之间、行业各个环节之间、技术和经济之间等诸多关系，同时讲确定计划各项指标，注重考虑指标的平均先进等，启发教育我们认真思考搞计划经济的这些互相联系的问题。
抓抗美援朝时重点企业要向后方搬迁。一开始就要计划处负责对将南满重要企业向北满搬迁的问题作出安排，付诸实施。当时安东（现丹东）遭到美机轰炸，安东造纸厂需要搬迁。宝华同志派我到安东察看搬迁中遇到了什么问题。听了我在安东调查的汇报之后，指导我们对建立东北后方和如何妥善处置前方等问题的研究，在当时对我确实是一次很好的实际锻炼。
抓产品质量问题。抗美援朝期间，机关大部分人员包括我在内撤到鹤岗。当时机关工作不多，于是又派我到吉林造纸厂蹲点。我发现了一些影响纸的质量的严重问题，写了一个反映吉林造纸厂纸的质量问题的报告。宝华同志审阅后，让刊登在《东北工业》杂志上，后轻工部《轻工杂志》上也作了转载。宝华同志说，不能简单的只看到一个厂纸的质量问题，也要看到生产纸的各个环节的问题，看到各个行业的产品质量问题。以后，质量问题被提到了很高的议事日程上，东北工业部曾组织过多次产品质量大检查。王鹤寿部长还亲自抓了质量问题。
十分重视群众的意见和建议。我在大学学的是化工专业。在东北工业部计划处先是分管造纸业，后又分管化工。当我发现东北的石油企业分别属于化工局和抚顺矿务局等单位，不能统一管理，不便组织协调时，我立即向领导写了成立东北石油工业局的建议报告。宝华同志看了我的报告，亲自找我谈话，鼓励我积极提出建议，又帮助我分析了当前还不能成立石油工业局的原因和条件，并告诉我条件成熟的时候，还是会成立的。由此可见，他对群众的意见和建议的重视程度。当我调北京后，东北地区果然成立了石油局。我还联想到他对干部无微不至的关心：我们一到工业部机关，他热情欢迎，还帮助搬行李；有一次我加了几天班，累病了，他亲自到宿舍看我。他的一举一动确实使我很受感动。当时，我们都视宝华同志为高一级的干部，他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风范。
注重计划指标的平均先进和科研成果的推广应用。我们开始考虑计划指标，往往只着重看有利条件，从主观愿望出发，急于求成，把指标定得很高，并常和有关部门发生争执。那时宝华同志经常给我们讲计划指标应当平均先进，留有余地，经过广大职工努力可以完成和超额完成，因为只有从实际出发，才能更激发和调动广大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同时，宝华同志还要我们深入基层了解计划执行情况，看在执行中有什么问题，以便改进计划工作。宝华同志还很注意抓点带面，推广先进经验。我开始抓石油生产的时候，发现抚顺厂的一套石油裂化装置开得好，而大连厂也有一套，却开得不够好。当时两个厂分属两个局，宝华同志要我们组织两厂相互参观、座谈、交流，从而促进大连厂有了改善。
宝华同志对科学试验、科技成果的应用，十分关注。当时大连的工业化学研究所（现为科学院物理化学研究所），具有较高的科学技术研究水平，每年都向东北工业部提报科研课题计划，经常同我们联系工作。宝华同志多次派我到该所，让我们将工业发展中遇到的技术问题提给工业化学研究所，并了解有哪些科研成果，可以到工业中推广应用。
总之，在东北工业部时期，对我来说，宝华同志起了楷模作用。他对我的思想方法、工作作风、树立正确的世界观，确实影响很大，对我一生的工作都有重要作用。
陈代琮：当时在东北工业部计划处，在袁处长领导下工作，他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
第一个印象：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是个什么样的关系呢？我在东北工业部计划处感受到的就是鱼水关系。我于1949年9月4日到东北工业部计划处化工室工作。1951年2月28日，组织上找我个别谈话，让我在沈阳干部学习班学习后，即到苏联学习。这样，我在东北工业部计划处工作约一年半的时间。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庆祝开国大典，要我组办文娱活动，做“头上穿针”游戏。就是大家排起队，每人头上顶一个火柴盒，用一根筷子从火柴盒中穿过，如果谁的火柴盒掉下来，就必须自行走到排头重新穿，或唱一支歌。那天晚上大家兴高采烈，参加的人很多，有的我还叫不出名字来。我忽然发现袁处长也在排着队，拿着筷子，顶着火柴盒，做试穿动作，同时他也在看别人的动作，总结实践经验。当正式玩的时候，筷子穿到他那里，竟一次也没有掉下来。从而我感到袁处长有思想，会总结，同群众打成一片，没有架子。从他那里反映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情如鱼水。
1950年春节前，我出差到抚顺矿务局，室领导要我直接向袁处长汇报工作情况。当时我在抚顺用电话汇报后，袁处长说：“小陈快回来吧！回来过春节吧！回来和大家一起过年。”于是我就回到机关。我想，我远离家乡到东北工作，当时全国还有很多地方没有解放；我12岁死了母亲，父亲也很早去世了，袁处长的话，使我感受到亲切、温暖，一直忘不了，至今记忆犹新。我是南开大学毕业的，和陈荫镔同志在西南联大是同学，在南开也是同学。我们都是化工系的。在联大教化工的老师都到了南开，我和老陈不约而同也到了南开。我们这批大学生太幸福了，刚刚毕业，就应召到北平清华大学集训一个多月。集训期间，听中央领导同志讲政治形势，讲方针政策。我们在学校参加“民青”，集体“转团”，我毕业填的三个志愿都是到东北工作。在旧社会，毕业就是失业，而我们都实现了自己的志愿。当时，东北工业部、东北财经委员会派来招聘团。我们是志愿到东北的，一起乘火车北上，而且，我们从在清华集训起就投入革命工作了。我们在东北工业部计划处工作，又遇到那么多好的领导。
第二个印象是我在计划处化工室学习怎样编制计划时得到的。我认为日本鬼子和国民党留下的破烂摊子，由我们有计划地把它恢复，有计划地进行建设，开头是很难的。我们不但要学习编计划，研究计划指标和表格，还要到企业检查计划执行情况，还要向领导汇报工作。这些非常必要，对我锻炼很大。我到抚顺矿务局作调查了解比较多。抗美援朝时期，多数同志撤到后方，留守的很少，化工室只留下韦涵光主任和我。韦主任给我的任务是抚顺、鞍钢需要去时就去，不需要时就留守机关。袁处长对哪个室的人到哪里去，相当清楚。我在抚顺曾多次向他汇报工作。1950年春，袁处长带队到抚顺矿务局进行安全大检查，我是随员之一。袁处长亲自部署，把检查人员分成矿山、火药两个组。要我做火药检查组组长。我说我能行吗？袁处长说，小陈行，去工作吧！当时袁处长的“安全为了生产，生产必须安全”这句话，给我印象深刻。袁处长把矿务局的干部、职工都动员起来。从此，这个矿务局对安全生产十分重视。身教胜于言教。袁处长深入基层，扎实工作，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第三个印象如下：我了解到抚顺石油一厂生产的硫铵质量不好，就在写的报告中说：“硫铵是用作肥料的，硫铵不好，肥料就不好，农民就不买了。”我的报告交给韦主任，韦主任又转报给袁处长。几天之后，《东北工业》登了我的报告中的一段，落款是我的名字，我非常高兴。当时，我们都在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实践论》。联想到袁处长的学习，他在理论联系实际方面是很有造诣的。
第四个印象是，袁处长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努力工作，培养年轻一代，我是深有感受的。我仅在东北工业部计划处工作一年半时间，却成为幸运儿。选派我到苏联学习，我想肯定是袁处长推荐的。我们这个赴苏联学习团共80多人，多数是老革命者。我们年轻人包括我在内是少数，我确实是幸运的。我们于1951年9月到苏联，我主要学炼焦和焦油回收、高炉煤气回收等，就是要把钢铁企业动力师的工作学到手。正好是曾在我国工作过、后来回国的苏联专家教我们。1953年我们回国，我被分配到鞍钢工作。有一天我正在现场工作，领导呼我立刻回调度室。我到调度室一看，是袁处长来鞍钢检查工作了，当时我有说不出来的高兴和激动。我1980年从鞍钢到攀钢，1982年从攀钢到天津，就与钢铁结上缘了。我是在东北工业部袁处长的领导和教育下成长起来的。
1996年4月16日
陈代琮：袁宝华老战友，抗美援朝期间，同在东北工业部工作，已因病去世。
韦涵光
致《袁宝华传》编写组
《袁宝华传》编写组：
在东北工业部期间，我在宝华同志领导下，在计划处化工轻工室工作，对宝华同志深入实际、重视调查研究、平等待人、倾听同志们的意见的作风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是我几十年工作中接触到的领导同志中少有的。
在工作中，宝华同志能平等待人，没有一点官架子，所以我们和宝华同志谈工作能做到畅所欲言。宝华同志重视调查研究。在东北工业部计划处工作期间，宝华同志经常安排我们下基层了解情况。在他的领导下，我们办了一个叫《生产情况》的内部刊物，除了听取我们的口头汇报外，还将他修改后的报告登在这个刊物上，供领导同志参阅，作决策的参考。宝华同志自己也经常亲自到基层了解情况。
在生活中，宝华同志十分关心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在东北工业部工作期间，几乎每个月都到我们宿舍来看看，问寒问暖。在北京工作期间，对外地来京的老同志他热情接待。如在1963年，我到北京参加会议，碰到朱傲石同志，便问宝华同志是否在北京。朱答：“正好在上海出差。”过两天宝华从上海回京后，即到前门饭店来看我。当时我恰好不在房间，他留下一个字条说来访未遇，以后有机会再来看我。我和当时在一起开会的刘枫同志商量准备去宝华家看他。当我们打电话联系时，他说：“你们在北京开会，到我家交通不便，还是我来看你们吧。”他来到前门饭店和我们谈得很高兴。他当时已是国家经委副主任，能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
宝华同志办事不打官腔。“**********”期间，我在郑州中国铝业公司工作，在“**********”后期中国铝业公司被撤销，但河南省和冶金部都迟迟不分配给我工作。我到北京时找到宝华谈到这个情况，他二话没说，拿起电话就打给冶金部赵岚同志，请他帮助我解决工作问题。
宝华同志关心老同志是一贯的。1996年春节期间，我因腿部骨折，打电话给宝华同志祝贺春节，并表示不能到家拜望了。过了两天他和傲石同志到我家来看我，当时他刚过八十岁生日。这样的领导，在我工作几十年中还很少碰到。
宝华同志在八十高龄还关心国事，《八十述怀》正表述他的情怀，他几十年来，辛勤地为党的事业献身，他对同志的热情和帮助给我留下难忘的回忆。
韦涵光
1996年5月
注：根据****党史人物研究会的通知，由国家经贸委负责成立《袁宝华传》编写组。《袁宝华传》编写完后收入《****党史人物传》第83卷公开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