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厚文
宝华同志1985年来到中国人民大学，一直到1991年末，整整六年多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宝华同志全身心地贡献给了中国人民大学的事业。在这以后，宝华同志仍然非常关心、支持中国人民大学的建设和发展，在我们中国人民大学广大教职员工中，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这两天我看了宝华同志的教育文集，我深深地感到，宝华同志是我们党的一位优秀的经济领导工作者，参与并执行了中央许多重大经济决策，有很高的驾驭经济工作的水平和能力，在中央各个经济部门当中有很高的威信，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党内经济专家；同时，他又从事过教育工作，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校长六年多，以及更长时期担任全国职工教育工作委员会主任、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会长，他是当之无愧的教育家。宝华同志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时间，感人的事情很多。我们受的教育也很多。1992年以前，我在系里工作，是国际经济系系主任；宝华同志离开中国人民大学以后，我才到学校领导岗位来工作。对宝华同志我是非常崇敬，跟他有些接触，也经常听他作报告、讲话。我觉得宝华同志在中国人民大学这段时间里，非常注意总结中国人民大学的传统，他把中国人民大学的优良传统概括为这样几段话：“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勇于开拓，民主团结，艰苦奋斗”。我觉得宝华同志身体力行，他就是人民大学的校风、学风、光荣传统发扬光大的楷模。宝华同志特别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我多次听他作报告，他对我们教师要求很高，他认为在新形势下，中国人民大学能不能够存在和发展，关键在于中国人民大学能不能联系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能不能够解决我们实际工作当中的问题。所以宝华同志来了以后，制定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加强了理论联系实际。比如，他来了以后，规定学生要参加社会实践。从此以后，中国人民大学形成一个制度，每年寒暑假，都要组织学生到全国各地去进行社会实践，到工厂、农村、部队，而且宝华同志亲自过问。参加社会实践的学生要写出论文。在他的支持下，学生社会实践有了论文集。宝华同志对教师的社会实践更加重视，在他的亲自关怀、支持下，我们学校经济理论、经济管理专业的师生，经常深入到国有大型企业，国有商店，国家机关、决策机构，进行调查研究。据我所知，我们工业经济系先后组织过20多个教师到宝钢进行社会实践，这是在宝华同志亲自主持、亲自指导下进行的。现在到宝钢去，很多职工都可以叫得出中国人民大学的一批教授的名字出来，像李占祥、塞风、周惠兴、吴培良、解培才等。宝钢有一套新的管理制度，确实和我们过去传统计划经济管理下的企业不太一样，所以宝华同志要求我们系的教师要去参加社会实践，总结宝钢的经验，从中提高自己，提高教学水平。在宝华同志指导下，工业经济系教师写出了“宝钢经验系列丛书”，宝华同志亲自为这套丛书写了序言。这个丛书后来在北京举行很大的新闻发布会。实际上这个工作就是宝华同志所说的中国人民大学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否则，我们的教学就没有生命力。他还组织我们工经系到云南的玉溪卷烟厂，帮助他们总结企业管理经验，培养干部、培训员工。我们农业经济系的同志们，到北京郊区各个县进行调查。这些都是在宝华同志亲自关心和主持下进行的。宝华同志经常在会上讲，我们有些教师讲课，不联系实际，从书本到书本，他说这是不行的。我看这里可以引用宝华同志的一段话：“毛主席1942年在延安整风时讲，有的经济学家，他不接触实际，他不能解释什么叫边币。”宝华同志还经常在中国人民大学讲：搞理论工作的，搞经济工作的一定要联系实际，理论要联系实际，否则就没有任何生命力。
宝华同志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他来到中国人民大学以后，根据中国人民大学的实际，提出一系列的办学思想，而且这些思想都是非常正确的。比如说，中国人民大学的实际是什么？宝华同志提出说：中国人民大学是三大块：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四个理论系；二是经济管理，包括七个系；三是文史、新闻、政法，这里有基础学科，有我们传统的优势学科。宝华同志认为要发扬，要加强，要发挥我们的优势。另外，宝华同志也讲，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我们还需要不断地发展一些应用学科，宝华同志特别讲了要注意信息管理学院的发展，所以在宝华同志关注下的信息学院发展得非常快。而且宝华同志提出了应用数学要发展，所以我们应用数学搞了一个专业。宝华同志不仅要大力发展应用学科，还要加强交叉学科。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交叉学科在国民经济当中越来越显出它的优势。在宝华同志关心下，我们学校交叉学科发展得比较多。比如说环境经济就是文科和理科的交叉，它覆盖着环境学、农业经济学、地理学等学科。商品学这个学科要研究商品质量，在宝华同志关心下，我们从世界银行拿到贷款，建立了一批试验室。新闻学院里，传播学也是交叉学科。他要求建立现代化的实践场所，比如说从新闻学院毕业，你可能分到电视台去工作，你肯定要录音录像。你要制片，需要有电教室。在宝华同志亲自过问下，新闻学院逐渐进行了交叉性的学科建设。宝华同志讲：经济管理必须用现代化的手段来进行经济研究。所以在宝华同志的倡议下，我们财经的各个系都建立了计算机实验室，用计算机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关系当中的数量关系，搞模型，搞数量分析。宝华同志在教学方面强调加强基础，发展运用学科，提倡发展交叉学科，我觉得这个思想完全符合我们改革开放的需要。
在人才的培养上，宝华同志多次跟我们讲中国人民大学要培养高中级的人才，所以他对我们管得很细，对中国人民大学培养人才的层次和规格，发表了重要的意见。中国人民大学不是一般的院校，它是重点大学，因此培养高中级人才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主要任务。所以宝华同志提出来要把研究生的比例提高，要争取达到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与本科生比例是1：1.而且他还主张要培养一些复合型的人才，主张要搞第二学位的学士——双学士。这是中国人民大学在全国首先搞的，比如说一部分学理工科的学生，再来学一点管理，学点法律，这样的人才，社会上是特别需要的，所以在宝华同志亲自主持下，我们搞了知识产权第二学士学位，也搞了国际商务、环境经济、新闻学等学科的四个第二学士学位。这些学生毕业后都非常受欢迎，比如知识产权专业的学生，学过理科，然后再来学法律，专门研究知识产权，这些学生到社会上非常受欢迎。宝华同志对教学改革、课程设计，都能提出具体意见。宝华同志说，在中国人民大学不管你是学历史的，学经济的，还是学法律的，如果你不知道当代科学技术发展到什么程度，那就很不全面，所以要学一些理科的知识，要学数学，学计算机，学当代的科学技术，所以宝华同志专门定一门课程，叫当代科学技术前沿，现在这门课还在开设，就是自然科学基础。
宝华同志的教育思想是非常丰富的，他主张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同时，强调教育主体是学生，要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光有教师的主动性还不够，还要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在教育工作当中，宝华同志强调德育始终要放在第一位，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而且他讲的思想政治工作，一定要做到学生的思想当中去，要生动活泼，有血有肉，不要讲大话、讲空话。在学校工作当中他强调党的领导，强调改善党的领导，所以对我们领导机关要求很严。他主张学校主要领导要搞点“官僚主义”，要发动处长、教务长、总务长的积极性，这些都是从中国人民大学实际出发，对学校的发展有很大的作用。
宝华同志是勇于开拓的。宝华同志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这几年是中国人民大学发展得最好的几年，全校上下心比较齐，凝聚力很强，在外面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宝华同志认为中国人民大学的长处和短处都要看到，所以宝华同志特别强调中国人民大学关键是要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且对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讲得非常透彻。他认为没有继承就谈不到发展，发展是在继承基础上发展；但是如果不发展，把马克思主义给僵化了，把它教条化了，凝固化了，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生命力了。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所以他特别要求我校搞马克思主义的同志，不能搞本本主义，要有创造性，要有新思想、新路子，要提出新的见解。在他领导下，我们那一段科研工作，可以说全校都是朝气蓬勃。宝华同志亲自组织我们搞了“中国人民大学丛书”。他对丛书要求很高，他亲自兼丛书的编委会主任，对丛书的要求是一定要有新观点、新思路、新见解、新材料，要站在至高点，而且主张要站得住，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这些思想我觉得非常有创新精神。宝华同志多次讲到，如果中国人民大学不改革，就没有前途，没有生命力，中国人民大学的前途在于我们改革，这个改革包括教学体制的改革，学科的改革，教学方法、教学内容、教学手段、教学思想的改革，他讲得很全面。改革就要破除传统观念，所以，中国人民大学要吸收一切国外先进的东西。他讲要把中国人民大学办成三个基地，即要办成吸收外国先进经验、先进管理方法的基地，要办成培养高级人才的基地，要办成反和平演变的基地。而且他把这种精神具体贯彻到中国人民大学的实际工作中去，体现了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
在民主办学方面，我觉得宝华同志非常受人尊敬，具有很好的民主作风。他到中国人民大学这几年，职代会、教代会、学生会、研究生会，搞得都非常好，有起色。每次宝华同志到教代会、职代会上讲话，都鼓励大家从不同角度来管好中国人民大学，要集思广益。让他们发表和学校领导不同的意见，因为他们的角度不一样。职代会是反映广大职工意见的，要反映他们的心愿、他们的要求。教代会要反映教师的要求，因为办好学校要依靠教师，要切实解决好教师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所以在民主办学方面，宝华同志在任时，我们确实感到心情舒畅，比较注意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宝华同志非常关心学校新老交替，提拔年轻干部，而且他认为中国人民大学的希望就在于不断地充实新生力量，把一些优秀的年轻干部充实到领导岗位上来，包括学术骨干和政治思想工作骨干、行政工作骨干。我记得当时宝华同志亲自关心过的人有俞家庆同志。现任国家教委《中国教育报》总编辑的俞家庆同志过去在团委工作，宝华同志亲自把他提上来做党委副书记。纪宝成同志当时是贸易系的普通教员，在一次座谈会上发表了许多很好的见解，宝华同志认为纪宝成很有思想，对教学、对科研、对中国人民大学的发展有新见解，所以就建议纪宝成同志调到学校工作，当了教务处长、教务长。他非常关心纪宝成同志，现在纪宝成同志是国家教委高教司司长、计划司司长。那时候纪宝成同志才30多岁，不到40岁，一直到纪宝成同志调到商业部当教育司司长，也是宝华同志推荐的。纪宝成同志有时和我谈起来，觉得宝华同志确实非常关心我们中青年一代。此外还有邵汉青同志，她是一位女同志，也是很能干的人，是国民经济管理系的教师。有一年陪宝华同志去美国访问，宝华同志非常善于发现人才，回来以后就向学校反映，邵汉青应调到学校来，她是一位很有才华的女同志，那个时候她也就是四十来岁。当然后来宝华同志的想法没有实现，邵汉青同志离开中国人民大学到深圳去了，在那里干得很好，开始当市长助理，后来当宣传部长、市委常委，她在深圳那个地方当宣传部长是很难的，而且抓精神文明建设在全国还是非常有名的，******经常表扬。还有很多干部，他们提到宝华同志也是同样的心情。许多年轻同志写书，宝华同志亲自给他们写序，据我所知，李忠尚同志关于软科学三部曲的书，就是宝华同志作的序。还有的他给题写书名。他跟许多中青年交朋友，而且宝华同志离开我校以后，就是最近两三年，还几次跟我谈中国人民大学的工作，要给中青年一些比较宽松的环境。魏杰也是在社会上名气较大的中青年学者，宝华同志也说要给他一些比较宽松的环境。宝华同志接触中青年很多，很多中青年同志是宝华同志的知己。
宝华同志对老同志非常关心、照顾，他也有很多朋友。葛佩琦同志是我们党的老党员，1957年被打成****，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宝华同志到中国人民大学工作后，首先去看葛佩琦，亲自关心他的住房问题。那时候葛佩琦还住在“铁一号”，住在一层，印象中房子非常潮湿，而且他身体也不好。葛佩琦是个很老的同志，当过国民党的少将参谋，是党派去的。反右的时候，他被打成反共老手，其实宝华同志对他的历史是最清楚的，因为葛佩琦跟宝华一起参加过“一二·九”运动，所以宝华亲自关心他的政策落实。葛佩琦去世以后，宝华亲自叫我们给他出版一本《葛佩琦回忆录》。这本书已经出版了。出版以后，我们把这本书送给宝华，宝华同志还把这本书送给葛佩琦的亲朋好友，他亲笔题词。吴大琨教授是人大常委会委员、著名经济学家，几乎每年春节，宝华都要去给吴大琨教授拜年。其实宝华这个级别，这个身份，中顾委委员，党内的老同志，应该是很高的了，他每年去给大琨教授拜年，大琨很受感动。关于吴大琨的住房，宝华同志作过多次批示，像中国人民大学这样有名的教授，还住在铁狮子胡同，要给他解决，无论如何要帮助解决他的住房问题，如果没有，在外面给他买房子。这个批示我都见过。吴大琨八十寿辰的时候，宝华亲自到场。宝华讲话讲得动人。他告诉我们，以后每年都给他们祝寿，每年我们都开个会，每年他都来。他称宋涛同志是宋大哥。宋涛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也是位老同志、老专家。宝华同志也经常去请教他，关心他的生活。宋涛同志比宝华同志大一岁多一点，给宋涛同志祝寿的时候，宝华同志也告诉我们，以后每年都给他祝寿。宝华同志也是80岁的人了，他自己不祝寿。宝华对这些老知识分子、老专家，特别尊重，所以有很多老同志、老专家回忆起他来，都是怀着感激的心情。宝华同志和很多老教师都有接触，很理解他们的困难，差不多都与他们交朋友。还有许孟雄，许孟雄更不简单，此人是很有学问的人，过去是北京外国语大学惟一的二级教授，后来吴玉章老先生为了加强学校的外语教研，把他给调过来了。他是英语界公认的权威，宝华同志经常去看他，对他的住房问题也亲自关心。
宝华同志在中国人民大学对干部也是很关心的，而且对干部要求也很严格。宝华同志与中层干部，与系主任都有接触，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我当时在国际经济系做系主任的时候，宝华同志把我叫到国家计委，向我征求对学校工作的意见及对学校办学的意见。几乎跟我们这些老系主任，宝华同志都个别接触过，都谈过话，对学校建设和发展，对各个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对学校整体的规划也都征求意见。所以宝华同志对各系的情况非常了解。中国人民大学都有哪些主要的教授，哪些知名的教授，他们的主要成果有哪些，他都了如指掌。各个系工作中有什么困难，找到宝华同志，宝华同志也乐于帮助，给予支持。许多事情宝华同志过问得很细致，比如职称问题、住房问题。宝华同志年事已高，但在中国人民大学投入了巨大心血，是非常感人的。不管多忙，每年开学典礼，他都要讲话，每年教师节，他也要讲话，所以，我觉得宝华同志的工作是很深入的。
1985年宝华同志来校的时候，正是困难很多的时候。中国人民大学在“**********”中被解散，百废待兴。那时学生教室不够，77届、78届、79届学生连上课都没有地方，吃饭在露天，搭了抗震棚，困难很大。对中国人民大学的基建，宝华同志亲自关心，经费不足，宝华同志亲自到中央有关部门去呼吁，去筹措资金。资金不够，找教委，找******，找计委，还找了大企业，很不容易。
宝华同志很全面，反教条主义，也反自由化，对马克思主义是完整理解，理论联系实际，这是宝华同志一贯的作风。他经常对我们讲要处理好继承和创新的关系，没有继承就没有创新，没有创新，你那个继承就是本本主义，脱离实际。每次听宝华同志讲话，总是有收获。
宝华同志学识渊博，但他还经常请教中国人民大学的老同志，这说明宝华同志特别谦虚谨慎。我记得有一次他写一个什么东西，要查在“**********”当中经常引用的毛主席的一句话，就是“要把哲学从哲学家书本中和课堂上解放出来，成为群众手中有用的武器”。要查这句话的出处，到底毛主席在什么时候讲的，他给张腾霄同志打电话，给肖前同志打电话，给陈先达同志打电话，这些人都是名教授。后来又给我打电话，让我给查查，这句话的具体出处在什么地方。我就翻来覆去地找，后来到图书馆去查到了。在“**********”当中一篇《人民日报》的文章中，关于工农兵学哲学，内有一段黑体字的最高指示。也查过各个版本，像****中央党校出的版本，出处就是《人民日报》×年×月×日。宝华同志还不满足，问到底是在什么背景下说的，要我们研究第一手的东西。后来终于查到了，是在武昌会议上毛主席讲过这段话。宝华同志很严谨，对什么问题他都要搞清楚来龙去脉；而且他很谦虚谨慎，知道这个事情有困难，就请教一些老教授，要把这个事情搞清楚。
我个人对宝华同志是非常崇敬的，宝华同志确实是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他对自己要求很严，比如宝华同志是我们学校吴玉章基金会的主任委员。宝华同志对吴老非常崇敬，他对吴玉章基金会也非常关心。宝华同志几乎每年都向吴玉章基金会捐款，这是用他的稿费捐助的。宝华同志自己生活很简朴，对吴玉章基金会他每年都捐款，数量不管是多是少，都是一片心意。
我到学校领导岗位工作以后，每年我们也去看他，宝华非常平易近人，总是说你们很忙不要来了。给我们每人一个橘子，还问一问情况，每个人的名字他都能叫出来。他还说，厚文同志你太瘦了，要注意营养，不要太累了。还问杨德福同志的血压怎么样。宝华这样大的干部，对我们这样关心，我们很感动。宝华同志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许多事迹，如果广为收集的话，内容是很丰富的。学校的教授，很多人和宝华都有接触。宝华同志作为经济专家、教育家当之无愧。宝华同志的教育思想、教育理论，我觉得是很丰富的，如果好好整理，作为一个课题来研究的话，我认为可以写出非常丰富的论文来。这对于中国人民大学的改革和发展，乃至对中国教育事业都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1996年10月8日
谢宝华校长赠《〈八十述怀〉唱和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