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莉娜
当新中国刚刚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的时候，国际上的反华势力曾“预言”，共产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不会长久，共产党不懂得经济。
可是历史车轮已将这些“预言家”的“预言”辗得粉碎。
当然，这番“预言”说出了这样一件事实：当时的中国，战火初歇，硝烟未尽，本来就落后的经济，已被这些“预言家”破坏殆尽，在一片废墟上发展经济，富国强民，所面临的艰难险阻与枪林弹雨的战争年代又是不同。
值得庆幸的是，年轻的共和国有一批善于学习的经济专家。袁宝华就是一位几乎与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同步成长起来的人物。他既是经济专家，又出任过政府的高级官员，其个人经历便多次与共和国经济建设的命运紧紧相连。他担任过物资部部长、国家经委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等许多重要职务。
他出生于一个殷实的地主家庭，18岁成为北京大学的高材生，而他却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加入了革命者的行列。问起这一切的缘由，他说：“是日本帝国主义把我逼上了革命的道路。”
1993年，在纪念******诞辰100周年之际，日本广播协会（NHK）要制作一部“******和他的时代”的专题片，在中国访问了一大批革命老前辈。采访到袁宝华时，记者提了一个问题：“你当时是个青年学生，地主家庭出身，为什么也加入了革命者的行列？”
袁宝华答得很干脆：“是日本帝国主义把我逼上了革命的道路。”
1916年1月的一天，袁宝华出生在河南南召县城一个家道殷实的地主家庭。到了上学的年龄，父母把他送进“洋学堂”，同时，还请了一位私塾老先生晚上教他念“四书五经”。他在南阳小学、初中毕业后，又到开封的河南大学附属高中学习。少年袁宝华敏而好学，除了学习各科知识外，还阅读了一些进步书籍，接触了各种新思想。
1934年，年方18的袁宝华以优异成绩考进了北京大学。
北京是五四运动的发祥地，而五四运动又是从北京大学开始的。“北大人”不受束缚，思想活跃，不畏强权，敢想敢做是一贯的传统，无论在怎样的历史时期，这个传统一直是“北大人”的骄傲。
考入北京大学后，袁宝华住在西斋。每天下课后他总是直奔西斋阅报室。那里常有同学传阅最新的进步刊物和文章。这些激昂的文字常令青年时代的袁宝华心潮澎湃，热血喷涌。他和许宛乐、王永宽、郝天和等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学在西斋组织了一个“时事小组”，经常在一起谈论国家大事。那时的袁宝华便立下了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沙滩红楼、西斋窗前，都留下了他和同学们纵论天下、畅谈理想的身影。
1935年，袁宝华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随后又报名参加了平津****组织的“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在河北农村这21天里，这位出身于地主家庭的青年，第一次亲眼目睹了农民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悲惨生活，被深深地震撼了。
回到北平后，他们又组成了一个“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民先”活跃在北平的大街小巷、剧场校园。他们组织了“黎明歌咏团”、“读书会”、“剧团”、“炮火壁报”等活动，向学生、群众甚至军警宣传。七七事变后，“民先”队员离开北平，分头奔赴抗日前线和后方。
离开北京大学时，大家都恋恋不舍。袁宝华和刘志诚、何兆仪等八九个同学夜游中南海。
夜间的中南海美丽、静谧、安详，而远处传来零星的枪声却重重地撞在他们心上：侵略者的枪炮已打开了国门、家门。
如果草木山水有灵，一定不会忘记，那夜的中南海，有几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展望国家、民族的命却，畅谈自己的理想，低声齐唱着“民先”队歌：
前进，前进，向前进！
我们勇敢、活泼、坚定，大家一条心，
为了争取民族的天明，
主张民主，反对侵略，掀起解放的战云！
由于上海爆发“八一三”抗战，袁宝华没有去成上海，回到家乡南阳地区做党的地下开辟工作。3年后来到革命圣地延安。1945年日本投降后，袁宝华被派到东北从事革命斗争和开辟新解放区工作。
1945年12月下旬，从承德到阜新的列车奔驰在广袤无垠的大地上。瑞雪初歇，大地、树木一片银白，只有这一条长长的黑龙呼啸前行，留下滚滚黑烟，在寒冷的空气中久久不散。
袁宝华正坐在窗前，望着车外一片银色的世界，思绪绵绵。
东北的形势比较复杂，日本人虽然被赶跑，可他们扶植起来的伪满势力还有残余，此外还有国民党军队的破坏、土匪的骚扰。在这样错综复杂的环境下，既要建立巩固自己的政权，又要搞好建设、发展经济，谈何容易。他在辽吉地区做了3年********，发动群众土改、支前，在艰苦环境中得到了锻炼。
1949年6月，袁宝华被调到东北工业部计划处，开始了他为之奋斗40余年的经济工作。
袁宝华到东北工业部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恢复鞍钢高炉生产。
如何使鞍钢尽快地正常运转，是恢复东北工业所要走的第一步。为了迈出这第一步，一大批干部和老工人日夜操劳，费尽心机。
经过一个多月的奋战，鞍钢的高炉终于对工人俯首帖耳了。紧接着就是本溪钢铁公司恢复生产和丰满发电站大坝加固。
回忆起东北工业恢复时期的情形，袁宝华认真地说：“当时包括我在内的一大批干部，都是从地方党群工作岗位转到工业部门来的，如何能使思想观念适应新的工作环境很重要。”
为了能尽快地掌握工业知识，袁宝华从到东北工业部第一天起就开始钻研生产技术，积累管理经验。“那时早上起来吃了饭就去了，事情办不完不肯离开，总是扫地的服务员一再推门，才知道已经很晚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曾记录下第一个五年计划的156项苏联援助项目。然而，当时在谈判中，苏联专家曾对着中方的计划连连摇头……
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可以找到这样一段记载：1952年，以国家总理******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就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苏联援助项目到莫斯科同斯大林进行谈判。
1952年8月，中国大部分地区还是赤日炎炎、骄阳似火的时候，3架中国小型螺旋桨飞机向北飞经伊尔库茨克、新西伯利亚，第3天到达已是寒风凛冽的莫斯科，机上坐着的正是******和他的代表团。
在新中国的第一代领导人中，******一向以思维敏捷、才识过人而著称。但这次出访莫斯科，他却深深地感到自己肩负的使命非同小可。如果这次谈判顺利，使尽可能多的工业项目得到苏联的援助，那么，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中国工业将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将使新中国的经济建设、综合国力迈上一个新台阶。然而，这又是一个庞大的援助计划，如果其中任何一个项目不能顺利通过谈判，都会给这方面的建设造成一定的损失。******那清癯的脸庞上，罩上了一层凝重的神情。他紧抿着嘴角，又翻开在国内讨论了很长时间才拟写的计划，审慎的目光划过每一个字。
******先翻开的是军工项目，这次代表团中负责军工项目的是钱之道，这是一位化学专家，******在延安时接见过两位专家，一位是沈鸿，另一位就是他，这是一位很有经验的科学家。
******又翻开了民用项目，这里也有一个他熟悉的名字——袁宝华。
******早在延安时就认识袁宝华。那是1944年为接待一个中外记者参观团，当时在延安的几位北京大学同学曾参加过接待工作。袁宝华就是其中的一个。
为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几次会议上又见到袁宝华。这位年仅36岁的东北工业部秘书长在经济工作上很有自己一套独到的见解。而且“敏于思，慎于行”，办事严谨周密，十分稳重。所以这次与苏联谈判，由袁宝华具体分管民用项目。
在克里姆林宫，******受到了斯大林的欢迎，作为总揽全局的关键人物，******以政治家的才能和外交家的气度，愉快地结束了与斯大林的会晤。首战告捷，******先回到北京，由李富春率团留在莫斯科，就每一个具体的经济项目，与苏联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的谈判。
但时逢苏联召开第十九次党代会、政府改组，分不出精力与中国代表谈判。于是代表团先后在莫斯科、乌拉尔、列宁格勒等地参观了一些工厂。直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前后，才开始和苏联计划委员会正式谈判。
可双方代表刚开始接触，苏联专家就感觉到：中国代表团带来的这个计划有很多东西不够完善。如当时中方提出，第一个五年计划要兴建1万公里铁路。苏联认为不可能。在正式谈判时苏联代表就向中方提了一连串问题。
“贵国要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内修1万公里的铁路，请问谁能供给足够的钢轨？”
“供煤和给水设备能跟得上吗？”
“机车和车辆由谁供给？这些机车车辆的维修力量够吗？”
袁宝华深知当时的中国是怎样一个一穷二白的家底，对方所提出的这些前提条件可以说都非常缺乏，他想了想，谨慎地说：
“这些条件我们现在还不具备，但在建设过程中会不断完善，因此，也更需要贵国的支持援助。”
苏方代表摇了摇头，自言自语地嘟囔了一句，便没有再说什么。
袁宝华却未将这件事等闲视之。当天晚上回到驻地，他立刻抱出一大堆有关资料，开始了细致而缜密的研究。后来代表团经过商议，并向党中央请示，决定将1万公里改为5000公里。
后来回忆起这一段，袁宝华说：“现在是‘八五’计划，可能修到8000公里～10000公里，但在当时那个条件下，这个目标定得实在有点高。可见我们当时的计划工作还很不到家。”
正因如此，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萨布洛夫向李富春建议在谈判前先开座谈会，实际上是向这些年轻的共和国建设者们介绍如何制定计划。接着，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14位副主席每个人都为代表团讲了一课。
袁宝华从1949年6月调到东北工业部从事经济工作，一直是在自己的艰苦摸索中，对经济工作有了一定的了解，现在有这么多专家的讲授，自然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像一个小学生一样，认真地听每一堂课，记下笔记，夜晚回到驻地为了消化当天的内容，常常熬到深夜。
谈判开始后，袁宝华面对的谈判对手是苏联国家计委分管冶金工业的副主席。这是一个认真得近乎挑剔的专家，从谈判一开始，便一个个地追问有关矿山地质储量和矿床储存情况。
当时新中国的地质工作刚开始，国民党留下的只有十几台钻机和二百多人。1950年，国家才派人到东北矿山进行勘探。虽说对于地质专业，袁宝华是行家里手，但那时手头资料十分缺乏。对此，袁宝华来苏联系之前就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得到国际友人的支持和援助，一切从零开始。
1953年“五一”节在莫斯科红场观礼台上的中国代表们（左起李富春、郭沫若、袁劭文、袁宝华、钱志道等）
苏联方面每提出一个问题，袁宝华便调动起自己的思维，把早已烂熟于心的有限资料、数据，如数家珍般娓娓道来。如果暂时还没有这方面的数据，他会将问题记下，在谈判休息时间火速同国内有关部门联系，争取尽快给苏联专家一个满意的答复。
谈判桌上的袁宝华，沉着稳重，应答如流，举手投足都透出一派大家风范，而在这背后，他从事的是超负荷的工作，度过的是一个个不眠之夜。
在讨论武钢建设项目上，遭到这位副主席的强烈反对。这个倔强的专家摇着头对翻译说：
“你告诉他，储量只有5000万吨的大冶矿藏，不可能支持一个年产150万吨的钢铁厂。”
袁宝华沉吟片刻，忽然想起曾见过一份关于海南某铁矿的资料，他不慌不忙地把这个铁矿的地理位置、地质储量等数据一一道来。
这位副主席想了想，让他把这个铁矿的有关资料整理一下再讨论。
袁宝华回到住所，立刻开始查阅有关的资料，并同时给北京拍加急电报，希望尽快提供一些离武钢较近的铁矿资料，因为他敏锐地感到，海南的铁矿，就地理位置而言，对武钢不太便利。
果然苏方看了这份报告后提出：海南岛的矿石过不了台湾海峡（解放初，海南岛的物资需经台湾海峡向北进长江口运往大陆）。当时国民党的飞机大炮还封锁着那里。
袁宝华和李富春、宋劭文商量了一下，提出：可以从湛江到广州修一条铁路，过琼州海峡后用铁路运输。
这位副主席还是摇头：“这太不经济，而且武汉是在台湾轰炸机飞行半径之内。”解放初期，国民党曾大肆轰炸上海等沿海城市，武汉正在其骚扰的范围之内。
当时苏联专家更看好包钢，认为包钢条件好，有矿山，位置离苏联较近，对建设武钢则缺乏信心。
而袁宝华却很清楚，武钢是中国“一五”计划的一个重点项目，对全国重工业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武钢的谈判失败，对整个“一五”计划都会造成重大影响。
袁宝华的心里沉甸甸的。一连几天，莫斯科人为远道而来的中国客人准备的佳肴，在他嘴里却味同嚼蜡。好几次吃饭的时候想着武钢的事出了神，望着饭菜直发呆。原本英俊潇洒的年轻人一下子瘦了一圈，眼里布满血丝，似乎在冒着两团火。
正当中国代表团觉得山穷水尽时，北京有了回音：地质部是新发现除大冶铁矿外，大冶周围还有一批铁矿资料。同时，中央已派地质部副部长宋应带这批铁矿的有关资料，日夜兼程地赶往莫斯科。
袁宝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立刻又开始了下一个环节的工作。
“一五”计划的谈判，一直到1953年5月15日，历时两个月终于结束，签订了包括华中钢铁公司（武钢）在内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苏联援助项目的协议，共145项，加上后来又补充的11项，这就是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史上的156项的苏联援助项目。
提出了钢铁产量翻番后，******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说：“我睡不着觉了。”于是，大家为******能“睡着觉”而奋斗。
第一个五年计划圆满完成后，******提出了钢铁翻一番，开始了1958年的******。作为冶金部主管钢铁工业的负责人之一的袁宝华，既是这个钢铁计划制定的参与者之一，也是负责从事调动各方面力量，使决策得以贯彻、执行的具体组织者，其间的甜酸苦辣绝非常人可知。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使全国上下一片欢欣鼓舞，******主持下召开的成都会议上确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这一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然而，当他提出了钢铁产量翻一番后，一贯的审慎与周密又使他有些犹豫，觉得心中无底。
1958年7月，酷暑季节的北戴河海滨却有一份难得的宁静与清凉。长长的海滨没有一个人，只有浪花卷着五光十色的贝壳一次次冲向沙滩，又一次次退去。而在离海滨不远的一座古色古香的别墅小楼里，正在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为了钢产量的确定，在会议结束之前，专门把冶金部负责人和所有生产钢铁的城市********召集到一起。
“钢铁产量翻番是我提出来的，你们怎么看，把握有多大？”******操着一口浓重的湖南乡音，望着在座的书记们。
当时中国正经历着“一天等于20年”头脑发热的时期，急于求成成了一种通病，所以当******一再追问年产1070万吨钢究竟有多大把握时，没有人真正领会这位领袖心中的不安与谨慎。
******抽出一支烟，划着火柴，点燃了它，深深地吸了一口。他的目光扫向在场的每一个人，一个一个地问********们。然而，几乎所有的人都拍着胸脯说：“可以，没有问题。”
******又把目光转向了冶金部代表袁宝华：“你说说。”
坐在一旁听了很久的袁宝华显然也被这种气氛感染了，他乐观地说：“从矿山、冶炼、轧钢到机修、运输等10个环节，有10面红旗，只要他们的经验能够推广，我看有希望。”
这时，薄一波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一五”计划钢铁产量实现535万吨固然可喜，但要在一年之内实现翻番，是否有些操之过急？
然而，他的怀疑立刻被所有人的热情与信心打碎。最后，薄一波对******说：“要保证翻一番的完成，应该见报。公开见报后，大家义无反顾，可以齐心协力完成它。”
******看着指间袅袅升起的青烟沉默片刻，忽然，他摁灭烟头，大声说：“好，就照你的意思办，钢产量1070吨，公开见报。”
消息发布后，一向讲究眼见为实的******决定亲自出去看一看。可到全国各地的钢厂视察了一番后，他就感到有问题。而1958年上半年全国只生产钢312万吨，与原计划差距很大，******就讲：“我睡不着觉了。”
大家就为******能“睡着觉”而奋斗，大炼钢铁。
作为冶金部主管负责人的袁宝华更是亲临前线，一年之内四下鞍钢，整日整月在那儿“督战”，想尽了各种办法，却都收效甚微。
当时鞍钢流传着一首诗：“人有多大胆，钢有多大产，坐八百，看一千。”后来袁宝华每每回忆起这时，常说：“当时我们的思想也受‘人有多大胆，钢有多大产’的影响。”
然而作为一个经济工作的领导者，如果离开了客观规律，主观热情便犹如空中楼阁。当全国“土法洋法齐上马”，大炼钢铁时，一直在生产第一线的袁宝华却隐约地感到，这样干不行：小高炉生产的生铁消耗大，质量低；一线工人为了完成钢的指标日夜奋战，钢产量却没有大突破……
火红的铁水日夜奔流，炼钢工人挥汗如雨，袁宝华却从这一派热火朝天的场面中感到深深的忧患，他开始明白主席为什么会“睡不着觉”。
在武昌会议上，******一再强调要压缩空气，把钢的指标压下来。然而在当时背景下，人们脑子里想的都是“跃进”，根本压不下来，结果煤、钢、粮、棉四大指标定得都相当高。
为此，1959年初****找来了包括袁宝华在内的冶金部领导人。整整谈了7天，一一落实各项指标。
落实钢的指标就要落实铁的指标，落实铁的指标就要落实矿石的指标。袁宝华把每一个矿的生产条件、人数、生产能力一一道来，这些数据早在他心中推敲、计算了上百遍。自然条件有限，却要无限地提高钢产量，这种违背客观规律的事不是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庐山会议将纠“左”变成反右，钢的产量计划一下从原来调整后的1300万吨上升到1500万吨。
也许国家的发展同人的一生一样，有成功的喜悦，也有失败与挫折的痛苦。袁宝华，这位与共和国经济发展同步成长的经济学专家曾动情地说：“我们有失败的教训，这和成功的经验同等重要。”
“世人皆醉，唯我独醒”，当10亿人都被掷入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时，有二十几个人却苦苦支撑着整个共和国的经济。******领导人说：他是全国总调度。
1966年“**********”开始时，袁宝华的儿子只有16岁，在北京101中学住读，每个周末回家。
这天又是周末，他像往常一样背着书包走进物资部的大院。一抬头，看见大楼前有一张新贴的大字报：“走资派袁宝华”。他没太在意，因为当时中央各部的部长们几乎都是“走资派”。这个星期六，父亲忙到半夜才回来，第二天一大早又走了，他没来得及和父亲说上一句话。
过了一个星期，他再到物资部大院时，发觉大字报上父亲的名字前被冠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又升了一级。”他想。父亲回来后，还像往常一样坐在桌边翻阅文件，从父亲的脸上看不出一丝一毫的不安和忧虑，也许是修养所致？也许是父亲不愿在他们面前过多地暴露自己的喜怒哀乐，而将一切都深埋在心里？他只觉得父亲似乎根本没有把外界的干扰放在心上。
一个星期天上午，他正在家帮妈妈打扫卫生，一阵敲门声后进来了几个陌生人，一个瘦高个儿说找袁宝华有急事。他记得父亲昨晚上提了一句，要到铁狮子胡同的人大函授部去，就告诉了他们。那个瘦高个儿和颜悦色地说：“铁狮子胡同在哪儿？你能带我们去一趟吗？”
他想了想说：“好吧。”就一直把这几个人带到铁狮子胡同才回来。
晚上很晚了，他看见父亲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走了进来，头发和衣服都有些凌乱。
“爸，上午有几个人找你。”
“嗯，他们要斗薄一波，拉我们几个部长去陪斗。”袁宝华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
儿子只觉得周身的血液一下子凝固了。没想到自己做了那么一件傻事。他走近父亲轻轻叫了一声“爸”。
“嗯？”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袁宝华已经开始坐在桌边看文件了，抬起头，露出一个疲倦的笑容对儿子说：“没事儿，只是陪斗。”
那时的他还很难理解父亲的心情。
“五十而知天命”，袁宝华半世风雨，早已习惯直面惊涛骇浪的冲击。而且，在他内心深处还有一个不为人们所知的信念。那就是多少年来对******、******的敬佩之情，已转化为一种深深的信赖。“**********”之初，他也曾听到一些关于造反派迫害老干部的事。可他甚至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直到这可怕的阴影已悄悄地移向他的头顶，他还是乐观地认为：有误会是可以消除的，而真正令他担忧的却是在风雨飘摇中的国家经济。从袁宝华1960年开始搞物资工作，现在七八年时间过去了，中国的物资工作打开了一个局面，他真希望这一切能继续下去。可近来，他觉得工作越来越难做了。直到1967年4月，袁宝华被勒令停职时，他性格中张扬的一面终于被逼了出来。面对来抄家的造反派，袁宝华忍无可忍，怒道：“有意见可以提，但你们不要侮辱人格。”
袁宝华被迫离开了他所热爱的经济工作岗位，天天打扫物资部的大院、厕所，夜里睡在物资部一间办公室的桌子上，几乎天天被造反派拉出去批斗一回。
4月29日上午，袁宝华的秘书接到******总理秘书打来的电话：“总理让宝华明天上天安门。”但是，造反派得知后硬是不让。
总理爱才，可当时他自己的处境也很难，不便面对面地和造反派交锋。在这之后的一天晚上，总理还是派人把袁宝华接进了中南海，由李先念、余秋里和他谈话。
“你要正确对待群众，不要对抗。”
短短的会面，来不及寒暄，有许多话也无从说起。但袁宝华已明白了总理的心意。
当时袁宝华戴着3顶帽子：特务、叛徒、走资派，大字报满天飞，演绎出无数耸人听闻的罪状。在那黑白颠倒的岁月里，许多人避之不及，然而就在这时，总理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
1968年夏天，******亲自嘱咐物资部军管会主任：“能不能很快把袁宝华的问题查清楚，我的部长现在都靠边了，我急于用人。”
军管会主任马上组织了一个军干群三结合的专案组进行调查，不到3个月，就作了结论：“此人历史清楚，不存在什么问题。”
回忆起这段经历，袁宝华还不乏幽默地说：“当时我算幸运者，解放得比较早的，没有被游斗。”
1969年，全国的经济几乎陷于瘫痪，******各部委都无法正常工作。为了支撑全国的经济，在李先念副总理主持下，******于年底成立了一个生产组，由计委军代表任组长，袁宝华任副组长。
由此，在******北门外当时的中国科学院楼上，二十几个人组成的生产组在袁宝华的具体指挥下，开始了对全国经济的调度。工业、交通、商业、外贸、军工……二十几个人几乎是一个人管一个行当，偌大一个中国，当10亿人都被掷入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时，这二十几个人却苦苦支撑着共和国的经济。
“世人皆醉，唯我独醒”，有时很难说是福是祸。
当时南方几省无煤，主要靠北煤南运，一旦断煤，工厂停业，老百姓生活更是没有保障。据说武汉市民在摄氏零下四五度的冬天，裹着被子排了一夜的队还是没有买到煤。而北方的山西、河北、宁夏几省的煤却堆积如山运不出去。主要原因是交通不畅。造反派几乎把持了全国大部分铁路枢纽，今天有人卧轨，明天有人控制了火车机车。而另一方面，全国各地生产告急的电报如雪片一般飞来。
二十几个人的生产组，已无力对全国的经济有什么统筹的安排，只能天天守着电话、电报，哪里的路断了马上疏通，哪里的钢厂、电厂没有燃料了马上就近调拨。******领导人开玩笑说：宝华是全国总调度。而袁宝华则把自己的工作称为“救火”，只是这场燃遍了全国的“大火”，靠二十几个人的力量无异于杯水车薪。好在******等国家领导人对他们的工作非常支持。
袁宝华为了对付造反派的破坏，想了一个办法，叫“电话指示”。
当时袁宝华的桌上有一台保密电话，可以直接拨通李先念、余秋里的电话，也可以给各省、市领导机构打电话，被称为“红色电话机”。一旦遇到紧急情况，袁宝华便向总理们电话汇报，根据总理们圈阅的电话记录稿，立即电话下达给有关省的核心小组：“我们奉中央和总理指示，命令你们马上排除障碍。”
“这样的指示，可比以******生产组的名义灵多了。”袁宝华回忆说。
在袁宝华的指挥下，生产组的成员夜以继日地工作，深得******、李先念等同志的赞许，却成为“******”的眼中钉。他们把生产组说成搞“唯生产论”，“拿生产压革命”。于是，每次袁宝华为了恢复生产常和造反派发生冲突，“******”一伙总是百般刁难，而那几年正是“******”最嚣张的岁月。袁宝华一边要顾全大局，担负起国家的经济建设负担；另一方面还要与“******”苦苦周旋，在复杂的矛盾中，忍辱负重地把局面支撑下来。
一次，生产组又被“******”在会上批判为“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并给扣上了一顶“拿生产压革命”的帽子。袁宝华想了一个以退为进的主意，他先放出风声，要撤销生产组下面的调度室，并让调度室主任张雁翔下去学习。当天晚上，“******”一伙在上海的负责人马天水就打来了电话：“老袁，听说你要撤销调度室，这可不行。”
当时为了稳定全国的经济，对中心城市上海一直给予“重点照顾”，生产组调度室几乎每天都给上海调煤调铁。
袁宝华自然明白马天水的意思，却还是故意说：“大家不是批判‘唯生产论’吗，我也认识到这个问题了，这个调度室就是个典型。”
“不不不，调度室没有唯生产论，是对上海革命运动的最大支持。”马天水急了。
“你既然有这个意见，我们可以考虑。”
“这两天张雁翔都找不到了。”马天水试探着问。
“张雁翔是‘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这本来是“******”一伙指责生产组的，袁宝华干脆以牙还牙。
“张雁翔对我们帮助很大，你可不能批评他。”马天水狼狈地说。
打发了马天水，一转身，电话铃又响了，传来了******的声音：“袁宝华同志，你这个调度室很重要，要加强。”
袁宝华明白，一定是马天水心里没底，又搬出了******，不由得暗暗好笑：“好啊，有你这句话，我们心里就有数了。”
这件事情以后，张雁翔自然没有离开他的工作岗位，而******等人也确实没有再找袁宝华什么麻烦。
从1968年底袁宝华恢复工作，到1976年，整整8年。即便是8年抗战时期也有捷报频传的喜悦，可对于袁宝华来说，从事经济工作的这8个年头却是在漫漫长夜中苦度春秋。
1975年******重新出来主持工作，专门找了谷牧、万里和袁宝华到自己家里，研究如何整顿经济，召开了全国的铁路工作会议，后来，接着召开了钢铁工作会议和农业工作会议，全国经济有所回升，整个1975年出现了一派兴旺景象。可到1975年底，开始了内部批邓，国家经济又一落千丈。
1976年初秋，参加完唐山地震救灾工作回到北京的袁宝华已经4天没有合眼了。一向干练的他，几乎有些笨拙地推开了家门，重重地坐在藤椅上，妻子见丈夫那疲惫消瘦的面庞，一阵辛酸，但多年的习惯使她不便细问，只是劝他好好休息。
袁宝华紧紧闭上眼睛，近一年来发生的事情却如走马灯似的在脑子里穿梭：
1月8日，******逝世，全国悲痛。
4月5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天安门事件，******被再次打倒。
7月6日，计划会议开始那天，朱老总逝世。在******的唆使下，上海和辽宁的代表在计划会议上故意捣乱，使会议无法进行。
7月28日唐山大地震。
9月9日******去世……
现在国家怎么办，由谁为主持？所有的愤懑、不安、焦虑，化作了一声长长的叹息。
10月7日，谷牧突然登门，兴奋地对袁宝华说：“大问题已经解决，‘******’已被抓起来了！”
袁宝华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拉着谷牧的手不停地问：“你说说，你说说。”
“具体情况以后再谈，你先给我找人准备去上海，接管上海的工交生产管理工作，‘******’在上海的爪牙要撂挑子，上海的生产不能停止，你要派人去。”谷牧一口气讲完便告辞了。
袁宝华立刻找来了一个管生产的局长徐良图，让他带一批人去上海准备迅速接管上海的工作，稳定生产局面。
至此，这位60岁的老经济工作者和全国人民一起，结束了10年“**********”的噩梦，迎来了他经济工作的第二个春天。
经济学家们说：计划与市场之争已持续了近百年。而袁宝华成为新时期企业管理、改革的先行官。
改革开放的十多年来，我国企业改革规模之大，影响之深，都是过去任何时期所没有的。现代企业开始重视经营哲学、企业信息、企业文化、企业形象，这一切归根到底是一个企业管理的问题。而袁宝华正是中国提出加强企业管理问题的第一人。作为一名经济学家，他醉心于企业管理理论的研究；作为一名经济工作的领导者，他积极推出这套企业管理理论，并在实践中令其不断完善。年逾古稀的袁宝华以旺盛的精力投入了这场前无古人的开拓战，并一次又一次地走在了时代的前列。
1978年10月，袁宝华率中国经济代表团访问日本。这两个毗邻的国度，都在用好奇的目光望着对方，觉得是如此的陌生与新奇。
对于袁宝华来说，日本的生产技术、管理方式无疑令人耳目一新。而日本朋友对于一直对“家门深锁”的中国邻居也充满了好奇。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日本的“无冕之王”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是否允许外国人在中国投资办企业？”
一时满座沉寂，几十双眼睛盯着中方代表。袁宝华稍稍沉吟，与身边的******、马洪商量几句，抬起头一字一句地说：“这个意见很重要，我们要认真考虑。”
没想到第二天，日本几家大报便在头版头条报道了袁宝华讲的这句话。
也许这一切在如今已无足轻重，可对于被政治风雨涤荡了几十年的中国，国门尚未完全打开，却在国外报纸公开谈及与外国资本家的合作，这需要何等的远见与胆识。代表团的其他人都暗暗为袁宝华捏了一把汗。等回国后才得知，中央已批准石油部提出的欢迎与外资合作开采石油的意见。实践证明，袁宝华“先走一着”并没有走错。
通过对国外经济的考察和对国内经济的研究分析，袁宝华敏锐地感到：要想振兴中国经济，企业改革是关键。而加强企业管理，建立充满活力的企业经营机制，促进技术进步则是重要手段。于是在代表团回国后的汇报会上，袁宝华首次大胆提出了商品经济的理论。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袁宝华在苦苦求索后，终于认清了一条道路，于是，他开始为企业改革奔走呼号，探索着商品经济条件下企业走向市场的道路。
围绕企业改，袁宝华首先提出了扩大企业自主权。在当时的中国企业中，连买桌椅都要打报告，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早习以为常。袁宝华却看出，企业没有自主权已成为制约其发展的最大阻碍。
1978年底，四川省率先在5个企业进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1979年1月，试点企业增加到10个。
1979年4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在李先念副总理的建议下，国家经委提出了企业扩大自主权10条意见。同年7月******在四川召开全国工交工作会议时正式颁布了有关“扩权让利”的文件。
但在改革之初，袁宝华关于商品经济的理论一直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
有人坚决反对：商品经济是私有制的产物，它是和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怎么能和社会主义结合呢？
袁宝华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多少年来，企业一直是行政部门的附属物，没有任何权利，只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僵化模式，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体制才符合中国国情。会上免不了又是一番争论。
经济学家们说，计划与市场之争已持续了近百年！
可见，在改革之初，当人们的思想尚未完全转变时，改革的先行官们每向前迈出一步都是如此步履维艰。
可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袁宝华始终如一地站在了企业改革的最前列：
1980年在南京会议上提出市场调节问题；
1981年在上海会议上提出经济责任制问题；
1982年在天津会议上，研究了提高经济效益的问题……
袁宝华博咨众议，每年想出一个新点子，把阻力重重的改革一步步推向前进。
1978年******曾提出，今后“国家和企业、企业和企业、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关系，也要用法律的形式来确定；它们之间的矛盾，也有不少要通过法律来解决”。
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是人们一贯认同的，然而，有谁会想到一部企业法从酝酿、起草、试点、修改到最后通过，竟用了将近十年时间。这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法律草案中，可为仅见。
“十年磨一‘法’”。为了这部《企业法》的诞生，袁宝华组织了一批经济学者和经济法学者反复讨论、酝酿，前后拟稿不下20次。《企业法》所涉及的几个核心问题：厂长负责制、确立企业法人地位、民主管理和企业党组织的作用等，在当时的中国经济界也是十分敏感的话题，争论不休，意见迟迟不统一。再加上一次次的政治风波，《企业法》可谓历尽艰难。然而就在这样的艰难险阻中，袁宝华一直站在推行《企业法》的最前列。
改革十年，袁宝华以其敏锐的经济头脑，推出了一个又一个决策性的举措：加强职工教育、让青年企业家登上历史舞台、建立科学的企业组织结构……这一切都在中国的改革大潮中得到了满意的回音。
时光荏苒，袁宝华从事经济工作已有四十多年。当国家的改革步步深入，经济腾飞的时候，袁宝华已是满头华发。如今，他虽已卸下了国家经委工作的重任，但对国家经济的关注却未有稍减。因为他深知，理论在今天不只是政策的注脚，而是已成为气魄宏大的中国共产党决策者们制定政策的根据。作为一名实践经验丰富、学术造诣高深的经济学家，袁宝华责无旁贷地把探索国家经济发展的道路，验证经济理论的重任担在了自己肩上。
1995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