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婆接生全是因陋就简，就地取材。村里有过把小孩生在碾道的先例，不可思议的是，这名产妇将孩子生下把脐带咬断后，能够继续推碾子磨面，中午回家继续给家人做饭，而且一生硬朗。
千百年来，农民的一生都处于一种缺少保障的不安之中，唯一的期望和寄托就是多生儿子，碰巧哪个儿子有出息，就可以得到庇荫和保护。譬如打麻将，总是希望下一把能和牌，实际和不和只能靠运气。“多子多福”和“养儿防老”就是在这种心理支配下产生的。
但是，在贫穷落后状态下，人们想多生儿子的愿望并不是很容易就能实现的。过去农村的出生率是高，但存活率并不高。人口质量也不高，人均寿命短。一方面，在一些极端贫困的农户中，生下孩子不一定有能力抚养，所以，常会有溺婴现象发生；另一方面，即使有能力抚养，也不一定能够抚养得好，疾病和疫情会像魔鬼一样缠绕着每个人，尤其是婴幼儿。
过去，对于产妇和婴儿的保护其实远甚于现在，有一整套陈规陋习，有些被作为禁忌。谁家女人生小孩，首先要挂一个红门帘，闲杂人等不得入内，怕“踩”了孩子；窗户要用厚帘子遮起，不准透风；产妇要少吃主食，多喝稀米汤；男人分床另睡；稳婆要经常去探视，一有毛病，即时疗拨，等等。在精神和意识的层面上也可以称得上是殚精竭虑，不断地与神鬼周旋。给孩子取贱名，石头、土蛋、拴住、狗剩等等，叫“拴住”的，我已经拴住了，跑不掉了。叫狗剩的就是狗吃剩下的，狗都不喜的吃了，神鬼就更不待见。还有叫面换的，捏一个面人，贡献于神庙，表明自己的孩子是用面人换来的，他已经牺牲过一回，该轮别人家的了。还有许愿还愿，还有叫“招弟、引弟”的，那是由于只生女孩，不生男孩，希望有男孩出生。一个男孩，留一条细长的发辫，一直留到十二岁圆锁。为什么男孩要留发辨？其实那是他有过一次或数次较难救治的灾病，长辈在庙里许过愿的。一个为大家普遍遵从的方式是新生儿挂锁，有金锁、银锁、铜锁、铁锁等等，将孩子锁住，神鬼就无奈了。孩子过满月，过生日，亲戚朋友随礼，一绺彩线是必不可少的，挂在脖子上，谓之锁线。大家都来锁，越锁越牢，免使孩子被神鬼攫去。这些讲究实际上都是当时情况下的无奈之举。当时情况下的人口再生产具有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增长率三个主要特点。这是经济文化和科技水平都落后条件下人口再生产问题上的一个必然结果。
在这样的结果下，多生是必然的，于是，女性就被推到前台，被当成专职的生育工具了。唯其如此，人们对女性的要求就特别高，特别多，而且特多苛刻。在为后代娶妻时要看腚胯，看腰身。在传统农民的观念里，杨柳细腰或樱桃小口在婚嫁范围内是不会被推崇的，小口容易挑食，不壮实，不好做活，小腰则预示着生育能力欠佳。即使在目前情况下，农民娶妻也仍然把身体壮实作为首选条件。
一般情况下，妇女生孩子是一定要请稳婆的，稳婆是对有接生技术和经验的年长妇女的称呼。稳婆是实践中培养起来的接生能手，是大家公认的，谁家生孩子就请她们去，她们也很敬业，有请必到，尽职尽责。这样看起来，当稳婆似乎是一种职业，但她们并不拿报酬，而是把这当作一种义不容辞的义务。请她们吃几顿饭，送几颗红皮鸡蛋，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报答方式。
请稳婆吃饭一般是四顿：接生时一顿，那算便饭。另三顿，孩子生下三日时一顿，这一日，按俗制要为婴儿洗澡，俗称洗三，要请稳婆吃一顿饭。其后是十二日一顿，满月一顿。请稳婆吃饭一为庆贺，二为感谢，三也有一定的科学道理，是请稳婆来巡诊的。孩子生下一两周，基本稳定下来，喂养如何，产妇情况好不好，有什么不周不备的地方，需要有经验的稳婆来看看，指点指点。有些婴儿出现些小毛病，如起痱子、长疥疮、吐奶以及产妇虚弱、身子一直不干净、缺少奶水等等，就要请稳婆诊治。稳婆采用的都是土办法，比如婴儿出气不畅，就用缝衣针挑破舌根处的血管，产妇没奶就让她们每顿吃一个不加盐和调料的煮猪蹄等等，有时管事，有时也坏事。坏事以后才请郎中。社会发展到今天，医疗卫生条件不断改善完备，到医院去生孩子已经成为农村人的一种定制，很少有人拿大人孩子的性命去省钱省事，所以，稳婆这一行正在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稳婆是有功于人类的，虽然有不少妇女在她们简单的甚至无知野蛮的接生方式下丧命，但那仅仅是历史的过错而非稳婆。
稳婆接生全是因陋就简，就地取材。孕妇临产时，首先要准备两三筐“油土”，就是路边上积聚的人马走过后落下的尘土。用时，将炕席撩起，将油土铺在土炕上，再把炕席铺上，这就是产床。用油土的目的是渗血，过后将污土铲出，将炕席用抹布一擦，恢复原状。在村人的心目中，人与动物一样，生产是自然的事，不必多加重视。许多产妇将近临产，仍然去劳动，到地里挑苦菜，或者去碾房里推碾。村里有过把小孩生在碾道的先例，不可思议的是，这名产妇将孩子生下把脐带咬断后，能够继续推碾子磨面，中午回家继续给家人做饭。而且这名产妇一生硬朗，那个生在碾道里的孩子也健康存活，如今已经年近花甲。一方面是对婴幼儿的存活煞费苦心，另一方面，产妇对自己的生产过程又是如此随意，如此下待，这就是那个时代人们的一种生存状态，当然也是一种无奈。
溺婴是农村中一种历久不绝的恶习，其实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物质十分匮乏时，所有的行为都应有十足的功利考虑。当一个家庭贫困到衣食无着时，溺婴既是无奈的，也是恰当的。否则，你让他们怎么办？充当溺婴刽子手的一般是被溺婴儿的直系长辈：奶奶、父亲或者姑姑。女方亲属一般不做这样的事，因为女儿嫁给了别人，生下的人是别人的，溺不溺是别人的事，女方亲属不该插手这样的事，怕将来落埋怨。稳婆一般也不做这样的事。有时情况特殊，稳婆也会在当事人的央求之下替他们下手，但要增加两个仪式：一是溺时，稳婆要向冥冥中的神灵和现实中将被溺毙的婴儿一再申明，这是他（或她）家人在万般无奈时的决定，是不得已而为之，她也是代人杀伐，让他们免去问责，即使问责也要问他们家人的责，而不要问她稳婆的责。二是，这家人要在一般的答谢之外，再加一份较为贵重的礼物，这份礼物也许是一些钱，也许是一些等值的物品，现在看起来数额不是很多，但当时也算是一笔不小的支出。溺婴是残酷的，活生生的一个婴儿会被摁到水盆（甚至是尿盆）里灌死，听起来会有残忍的感觉，我们姑且把这当作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过程和这个过程中一种必然的选择。这样来解读溺婴有助于我们回归理性，切实理解和了解农村中许多陋习形成的原因和后果。国外哲学家萨特说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这句话不好理解，我们换句话说：不管什么事，只要发生了，那就有一定的道理，就有一定的必然性。如今经济发达，社会进步，生育不再是一种不可控制的行为，不会再有多余的孕育，于是也就不会再有溺婴现象的普遍蔓延。
抱养是一种调剂余缺的行为，这种现象一直存在。有的人家人丁兴旺，不断地生养，而有的家庭却不能生养，或者虽能生养但不好存活。不能生养或不好存活多与疾病和遗传有关，但是在农村来说，人们宁肯把这与人的品行和声誉及至祖辈的品行和声誉联系起来，一般认为，人丁兴旺都是行善积德的结果，而人丁不旺的家庭则会被认为前世或现世作孽遭到报应。人们在骂人或者诅咒时，如果被骂被诅咒的人无儿无女或者有女无儿时，就会被骂成“绝根货”，这是一种很重的语言报复和伤害。说到这里，我们对农村人偏重生养就不难理解了。能生的多生，不能生或不会生或者只生女不生男或者生不出健康后代的，就设法抱养。
抱养是一种社会需求，有需求就有供给，于是，孕育就更是得不到控制了。自己想养就养起来，不想养的就送人，送人能得到一些物质回报。尚有为了得到回报而有意孕育的。
农村出生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也与政策导向有关。旧中国战乱不止，人口损失严重，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人口只有四点五亿。连续不断的战争是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光是抗日战争就死伤三千万以上。新中国成立以后，仍然有战争的阴云笼罩，立足于打仗，特别是立足于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以，党和政府鼓励生育，那时提倡英雄母亲，生的越多越光荣，于是，在战争减员的预言破灭后，人口数量的急剧增加就成为负担了。
最早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是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开始。其实那时还没有明确的政策条文，只是号召和提倡而已。但那时响应号召和执行政策的力度是大的，县乡政府对每村适龄妇女都进行筛选和甄别，然后订指标，百分之几上环，百分之几做节育手术。在未经充分宣传引导的情况下，农民对此是抵触的，所以，效果并不太好。有的躲藏，有的扬起铁锹拼命。但是，上级规定的指标任务总是要完成的，怎样来完成呢？把一些已经不再可能生育的中老年妇女拿来凑数，多数是上环。上环本来是为节制生育的，现在既然生育不生育都不在话下，而且上环以后还可以享受假期，领到补助，于是，这部分妇女并未出现多么大的反对之声，配合得很好。于是，这个村庄的计划生育任务很快就完成了。
真正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从1982年开始。政策规定，城镇户口家庭实行一胎率，农村不能超过二胎。大城市对政策的执行是较好的，小城镇就不怎么样，二胎率很高。至于农村，因为农村家庭一定要有儿子，所以，生三胎四胎的仍然多。在整体的执行过程中，出现过许多偏颇，许多武断，甚至出现过命案，但在我们研究的这个村庄，基本顺利。这个村庄的农民虽然性倔，爱抬死杠，认死理，但在执行政策方面一贯良顺。
通过统计我们发现，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这个村庄没有出现过生四胎的，生三胎的也只是在前两胎都是女娃的情况下才出现。目前为止，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实行了三十多年，社会经济有了一个长足的发展，人们的观念也都有了一个大的转变，虽然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分配方面城乡差距拉大，但城乡公民的观念是趋同的，生孩子的最佳目标是一男一女两个孩子，这也是一个目前被农村居民普遍认同的心理指标。在农村，你不让他们生男孩是不现实的，你让他们只生一个孩子也是不现实的，能达到目前的效果是一个最佳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