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片无论故事叙述、摄影、剪辑、美工、制景、灯光方面都几近完美。作为一部情节性较强的电影，其电影之叙事语言行云流水，情绪内敛而冷静。晓阳并未一味着眼于情节，他将揭示人物的内心活动作为执导的首要任务，因而使那一部电影具有显然的心理现实主义特征。
厂内厂外，对《翡翠麻将》好评如潮。
才二十五六岁的于晓阳这一位青年导演起点甚佳，成熟得令人钦佩。
紧接着，在好评未息之时，他开始紧锣密鼓地筹拍《女贼》——该电影剧本最早分页张贴在曾经的西单“民主墙”，后来由北影的厂刊《电影创作》转载。应该说，在80年代初期，将其拍成电影是北影编导室同志们尤其中青年同志们一直拭目以待之事，然而却并非是谁都有足够的勇气担纲的事，因为它西单“民主墙”的“出身”，也因为围绕着它的种种争论之声。
它的故事是这样的：“文革”时期，某军队高干受到迫害，其独生女儿流落街头，沦为贼窝女首领，绰号“黄毛”。粉碎“四人帮”后，首都打击流氓团伙，“黄毛”成阶下囚。她对改造充满抗拒心理。而且，给人的印象似乎不可救药。是什么原因使出身于军队高干家庭的如花少女成为女贼首领，而且对现实的敌意不泯于心，坚如块垒？——这是原剧本的一种叩问，意在唤起人们对“文革”的深省……
在当年，以小说、戏剧、电影的形式对“文革”进行批判，在理论上是不被禁止的，也是政治现实和社会现实们仍需要的。但，看待这一类题材之文艺审查的目光，又是特别敏感的，谨慎的，有时甚至是反弹猛烈的。可以说，《女贼》是“鸡肋”题材。这是某些电影厂某些电影导演既觊觎之又顾虑重重的原因。
我已经记不太清楚晓阳执导《女贼》，究竟是他主动请缨的结果，还是厂里寄以厚望地交给他的任务。
总之，他很兴奋，很自信。
从题材方面和思想性方面来看，《翡翠麻将》与《女贼》有相同之处。晓阳他既然能将前者驾驭得很好，在具有了一次执导实践之后，似乎成功完成后者亦不应太难。也许还会给人们以超过前者的惊喜，导出另一种新意来吧？
这是包括他的父母和我这样的朋友在内的许多人的期许。
然而《女贼》毕竟与《翡翠麻将》有些不同。它涉及到的理论争执太多，太大；如典型与非典型；一个少女变成贼首领的主观原因与客观原因究竟哪一种原因才是主要原因；人物心理转变好还是不转变好？表达积极的思想性好还是表达尖锐深刻的思想性好？越尖锐越深刻是否也越容易助长人们的社会怀疑思潮？唤醒人们的怀疑更有益于对“文革”进行批判和反思，还是巩固人们以往的信仰才能将对“文革”的批判和反思进行得更顺利，更彻底……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我知道，晓阳当时既是自信满满的，同时也不可能不倍感压力。
最后他决定将《女贼》拍成一部形式主义的电影，一部所谓意识流的电影。试图以令人耳目一新的画面感觉和接近梦幻的人物心理片断回避以上那些争执不休的问题对他的困扰。
应该说，他是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思考的，拍摄方案原则上也是可行的。
但，《女贼》刚一送审就被“枪毙”了。
北影厂许多人其实都没来得及看到那一部影片。
我也只看到过部分样片。
他这个“弟”迫不及待专为我这个“哥”单独放了一次。
当时他坐在我旁边，悄悄问我：“哥，我这些画面美不美？”
我说：“美，但是……”
他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正是要形式感大于实际内容。哥我只能这样，否则你弟可就交不了差了！”
我无言以答。
对于《女贼》，我无法妄加评说，因为我至今并没看过全片。我只能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这样说——晓阳他认认真真，仔仔细细，身心投入地撞了“南墙”。
不但由晓阳来驾驭《女贼》，结果会是那样；恐怕由另外任何一位导演来拍《女贼》，结果还会是那样。
也许，它本就不该被搬上银幕。
在当年，它委实太敏感了。谁拍谁都必“死”无疑……
《女贼》之后的晓阳，消沉了一个时期，重新振作起来，继而执导《少女武则天》，结果又一次遭遇了“滑铁卢”。
《少女武则天》我连一部分样片都没看过，更是没有发言权了。
这一次他消沉的时间更长。似乎，正是在那一阶段，他度过了他三十岁的生日……
后来他拍了《大海风》，反映的是造船厂面临体制改革的内容；此片获了华表奖。
又后来，我看了他的《开着火车进北京》，也是只给我和另外二三人单独放的一场。
《大海风》《开着火车进北京》都属于主旋律题材的电影。拍此类电影，晓阳同样是激情饱满的。但是我知道，他的电影梦确实另有寄托……
2000年以后，又长了10岁的晓阳，远赴新疆拍了连续电视剧《阿凡提》，并且认识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维族歌唱家阿丽贝赛尔，于是高高兴兴地结婚……
婚后的晓阳过了一段幸福的日子，渐渐发福了。
于洋老师和杨静老师也为他倍感欣慰。
在他们的家中，杨静老师有次满面春风地对我说：“我们的家，有台湾女婿、维族女儿，还有我这个蒙族妈妈，于洋这个汉族爸爸，是一个两岸关系和睦，民族团结的大家庭。”
接着我和于洋老师、杨静老师又谈起了晓阳，我们都认为作为导演，他该再拍电影了。
此时的北影已归于中国电影集团。
而此时的中国电影，已经市场化、商业化。这意味着娱乐化电影成为主流电影。
过后我把晓阳请到我家，严严肃肃地问他：“晓阳，还想不想拍电影？”
他说：“想啊哥。”
我又问：“能面对现实了吗？”
他说：“慢慢学着接受现实吧。”
再问：“那现在想拍什么样的电影呢？”
答：“在主旋律电影和娱乐电影之间的那一类电影。”
我一愣。
他说：“哥，这话可是你在一篇关于电影的文章中写着的。你认为中国电影应该把两者之间接近空白的地带填补上。”
我说：“让别人去补上。你拍既能顺顺利利地通过，还具有一定娱乐性的那一类电影。”
他凝视我片刻，低声说：“哥，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世故了？”
后来，他请我向他推荐剧本或可以改编为电影的小说，包括我自己的。
几天后，我又请他到我家，接连向他讲了几种题材的几个故事，他皆以沉默表示不感兴趣。
我说：“那讲最后一个故事。”
便概括地讲了我的小说《红晕》的内容：
2000年后的某年某月某日，中国登山训练队在某雪域山顶，发现了三具当年进行长征的红卫兵；冻尸在某市的生命科学研究所被解冻了，居然活转来。以当年偏僻落后的小县城红卫兵的眼来看今日中国之大都市，其发展变化定令他们目瞪口呆，恍如做梦……
他立刻大叫：“哥，咱拍这个，咱拍这个！……”
但这样的电影，尽管立意是良好的，毕竟题材与“文革”沾边；于是共商议，将三名红卫兵改成一名女赤脚医生……
电影局很快批准了选题。于是晓阳像一台能量充分的马达般运转起来——改剧本、分镜头、定摄影、组建摄制组……
他激动、自信、亢奋。
忽而听说，中影集团公司又给了他新的任务；拍一部中韩男女青年之间的都市爱情片。
他只得暂且放置《红晕》，在电话里和我告别了几句，第二天，便前往外地选景去了……
回来的，却是长眠不醒的晓阳。
他在电话里跟我说的那几句告别的话，成为与我的诀言……
今年是晓阳离开他的父母、亲人和朋友们的第四个年头。
杨静老师告诉我——她打算将晓阳遗留下来的字稿整理成集，出版为一本书，以了却他们夫妇对儿子的一桩心愿。
我当即说：“那么由我这个哥，为晓阳作一篇序吧。”
她说：“我们正是这么想的。”
是以，在春节期间，我断断续续的，为我的晓阳弟弟写下如上一些文字。
我想说，作为电影导演的于晓阳，他一生最大的最多时候的苦闷，不是别的苦闷，而是他与中国电影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苦闷。
但是我不认为，那一种苦闷，完完全全是外部的、客观的原因造成的。我觉得，事实上，那一种苦闷，也由于他对中国电影过于一厢情愿而又理想化的执着所致。
电影是足以表现理想的事物。
但是电影本身，尤其商业时代的电影本身，总体而言是大可不必理想化地去看待的事物。并且，过于自我地和它发生关系，也是不明智的。然而我又觉得，晓阳所经历的那一种苦闷，有许许多多的电影导演，都是或多或少经历过的。所以，那一种苦闷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它具有一定的文化性……
但愿天堂也有电影这一回事，那么我的晓阳弟弟，可以继续在天堂里去逐他的梦想了……
2000年1月25日于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