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情报局在远东（1939-1941）
在战争的头两年，英国的战略重点首先集中在英国本身，其次是其中东、地中海和北非的利益。在远东，日本直接挑战的可能性虽然令人担忧，但英国在那里几乎没有部署什么资源。欧洲战争开始时，秘密情报局在远东有5个主要的分站。在上海，退伍老兵哈里·斯特普托几乎提供了所有关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情报。在北京，弗兰克·希尔主要致力于中国北方的军事情报。香港站由亚历克斯·萨默斯一人唱独角戏，负责从法属印尼、整个中国西部、横跨中国南部一直扩展到东部台湾岛一线的情报[430]。查尔斯·德雷奇少校经营一个单独的分站，自1933年以来就以香港为基地，主要负责日本军事情报。1939年，对该情报的需求迅速增长，但秘密情报局装备不够充分，难以满足这些需求。1940年夏天，德雷奇的情报站迁到新加坡。在那里，三军情报机构——远东联合情报局早在一年前就搬迁于此。领导新加坡站的杰克森·海兹·格林少校，是一个在缅甸有着20年情报经验的军官，曾在1938年被任命为国防安全主任助理，负责缅甸、马来亚、暹罗（泰国）和法属印度支那的情报工作。秘密情报局像英国防御安全系统的所有其他部门一样，在欧洲投入了足够强的力量以应对德国和意大利的挑战，无力顾及远东，所以，与日本进行全面战争的可能性被大大地（而且是自鸣得意地）低估了。
1940年在远东新建了两个站。一个站在重庆，以驻英使馆新闻参赞的名义为掩护。沃尔特·戈登·哈蒙主要（和困难）的职责是与******的国民党中国情报部门联系。哈蒙是一个在中国出生和长大的英国人，曾被中国盐税机构管理部门聘请。另一站在马尼拉，一个名叫杰拉尔德·威尔金森的英国商人负责该站，其父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与孟西斯一起工作。威尔金森以菲律宾为起点，被任命为秘密情报局的特工，其责任（如孟西斯告诉外交部）“主要是找出经济战略部需要的确切情报”。其实，自1936年以来，威尔金森一直在香港工作，不仅负责菲律宾的防御工作，而且还涉及对日本的渗透。1939年10月，他报告说，一个熟人可能会保护“一个日本人或说日语的菲律宾人”去日本，“并以收集海军情报为目的在一些海军基地停留”，但似乎没有得到任何结果。在此期间，威尔金森与菲律宾的美国军事当局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后来证明这对英美联络非常有利。
除了全神贯注于日本和日本在中国的目标，远东秘密情报站也受命提供关于苏联的情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对情报关注显著提高，1939年12月下旬，百老汇宣布：“对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渗透现在非常重要，不仅因为苏联的情报，而且因为其作为一个可能的德国基地。”它指示远东站，“在不久的将来获取上述情报的适当资源”。似乎只有两个情报站对此做出积极回应。新加坡站发报称，一个“本地俄国人”已自告奋勇为他们工作，并询问上海站是否能获得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签证以及到俄国港口的轮船班次。上海站对这两个问题都予以否定答复，潜在的特工因为这不是“一个切实可行的提议”而拒绝了这项使命。来自香港的反应最初是很有希望的，因为秘密情报局特工目前正“为购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最新计划而谈判”。虽然来源（一个白俄人）“完全是一个流氓”，他“迄今始终在解救他的货物”。1940年9月的确递交了一个“关于符拉迪沃斯托克港口的报告”，但后来的记录（其中介绍了这个俄国人是一个“长期酗酒的酒徒”，“完全不可靠”）表明，该报告“没有什么价值”。
该地区秘密情报局的问题之一是，它的特工非常“长寿”，加上远东官方或私人交际圈里普遍存在着不安全的各种闲言碎语，以及低估敌人的几乎致命的弱点。这意味着，秘密情报局特工的身份众所周知，他们在1939年至1940年建立情报站点的努力势必受损。百老汇的一个官员在1940年曾在东京大使馆工作，后来沮丧地反思说，日本警方已经能够给他“一个秘密情报局在中国工作的相当详细的大纲”。他补充说，斯特托普和希尔的活动，“被远东地区的大多数欧洲居民知晓，因为所谓的大使馆掩饰并没有很大作用，除非一个人除了秘密情报局的工作外还兼做某一明确的使馆工作”。1939年，在日本和台湾的监督组织已移至新加坡，但当地犹太社区成员向警察举报，德雷奇在南非出生的助理是纳粹特工，情报组织遇到了安全困境。1940年1月，德雷奇迁回香港，但似乎并没有能够坚持递交报告，尽管之前的许多报告已在伦敦标示为“具有极大价值”。渗入日本的更多努力无一成功。德雷奇尝试制订出一个以美国太平洋海岸的日本社会为基础的网络，但也仅限于几份初步报告。有关日本安全部门的警惕和多疑的进一步证据是，1940年1月，英国居民文森特·彼得斯被拘留，后来因从事“军事和经济特工活动”而被判8年徒刑。[431]
1940年7月，远东联合局情报参谋长怀利上尉，提交了一份对该地区秘密情报局工作进行严厉批判的报告。不仅是情报机构提供的情报贫乏，而且秘密情报局的特工们几乎不能相互合作。怀利建议任命一个区域主管去处理这些问题[432]。孟西斯接受了批评，并要求戈弗雷·德纳姆审查有关情况。德纳姆，一个非常有经验的上海分站的前负责人，英属海峡殖民地警察局的监察长，从公共机构退休后从商，在1941年2月访问新加坡。他赞同怀利的意见，认为应派遣一个地区管理者解决这种情况。在孟西斯的催促下，他自己从事了这项工作。8月，他在新加坡的远东联合局内成立了“69000”分站，并受伦敦方面指导，去“监控所有在远东的特工”，接受“分社对他们工作的批评”，和为秘密情报局“获得问卷调查”。
虽然德纳姆能够改善秘密情报局与远东联合局的一般关系，但他对日本军事情报的缺乏也无能为力。1941年10月，一则远东联合局关于“情报来源”的评论对秘密情报局非常不利。三军情报局对紧急行动的相关情报需求与秘密情报局获取大量的政治情报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紧张关系。还有一个关于把秘密情报局的工作和情报成效进行整合的问题。任何一个秘密情报局在远东联合局的缺席都会加剧这一困难。孟西斯最初的想法一直是使德纳姆成为联合局主席团成员，但这个想法“没有得到充分落实”。而远东联合局的观点是，有最新技术资格的海军和空军人员，可有效取代秘密情报局的人员。这种情况实际上既不实际，也不是秘密情报局代表所愿见到的。然而，秘密情报局在远东联合局中的缺席使审查中对该组织的压倒性批评变得容易。秘密情报局被视为过于独立，“许多没有经远东联合局事前查阅的电报直接从秘密情报局发送到伦敦，似乎是在远离真相，浪费公款”。如果大多数秘密情报局的报告“先提交给远东联合局作评估，再寄发到伦敦，这将会更好”。
该报告还对秘密情报局在该地区的覆盖范围进行了详细评论。在“北部地区——包括满洲国（满洲）”，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毫无疑问，目前北京的特工不能继续执行此情报工作，也无法发展它。万一日俄战争爆发，鉴于该站在其中的重要性，任命一个一流的人到北京显得十分紧迫和重要”。日本和日占领土的情况是“稍微令人满意”。他们“正从马尼拉以很小的规模渗透”，过程虽然缓慢，但“前景不错”。有人建议，“或许可以从南京得到”更多情报。中国南方和泰国的情况正在“改善”。法属印度支那“相当不错”，但过于依赖法国资源。有人甚至指出，没有从秘密情报局收到“关于苏联在贝加尔湖以东的空军情报”。最后，报告慎重地落脚在对无线电情报的供应这一问题上，其对秘密情报局的报告显然不满意，包括提到“从不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