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索非亚站（代号“11000”）的工作人员更替十分频繁。从1920年起到战争爆发，情报站换了6个站长，而且都是以护照管理官作掩护的。这其中有1个税务官员，3位水手，包括海军少校伦纳德·汉密尔顿·斯托克斯（1924年4月至1929年12月），工程师查尔斯·利姆彭尼海军上校（1933年至1935年7月），和威廉·麦金农·格雷上尉（后晋升为陆军上校）（1935年8月至1937年9月），外加1个飞行员。其中最有趣的要算是对51岁的利姆彭尼的任命，他原是潜艇人员，大概与辛克莱长期相识。出身于英国西南部一个富有才华和充满创意的家庭——钢琴演奏家莫拉·林帕妮是他的侄女。1932年12月，他被任命为英王随身副官，并在1933年4月从皇家海军正式退役时晋升为海军少将[280]。在一个小小的巴尔干国家首都的一个外交使团（更不用说当地安全机关）竟然云集着这样一些出类拔萃的人物，从事着相对平凡的护照管理官的工作，其动机何在，路人皆知。
显然，利姆彭尼在职期间取得了成功，因为他在雅典和斯德哥尔摩短暂逗留之后，便于1936年12月被召回百老汇，接任经济处处长一职，在那里他一直干到1946年6月。而他的继任者麦金农·格雷就没那么幸运了。1932年，他被介绍加入秘密情报局，有好些时间都在伊斯坦布尔当“见习生”，后在耶路撒冷担任助理，最后才到索非亚任职。格雷的私人生活有问题。1936年，他的妻子要求离婚，而让人担心的是在诉讼过程中有可能提及他在秘密情报局的工作。一般来讲，像这种官员（确实，还包括特工）的私生活出现危机可能会损害掩护身份或安全的情况并不罕见，但在这次，格雷在索非亚的真实身份并未暴露——这令他明显松了一口气[281]。然而，在1937年，有人提出了在支付特工薪水方面财务上存在不规范的问题。辛克莱命令对索非亚办事处进行审查，派遣利姆彭尼前往调查此事。这些调查的结果显示，格雷犯了疏忽大意和凭据保存草率的过失，并非侵吞公款，但这也揭示出秘密情报局一个地方站点的财务管理机制的弊病。虽然有严格的规定，任何地方支出都须经伦敦批准（格雷没有遵守），经费按常规似乎经由总部转给各站长的个人银行账户，再通过这些账户转账给第二个海外账户。在索非亚，由一个护照管理低级职员的太太暗中从“黑市”兑换成当地货币来支付特工的薪水。
1937年9月，格雷干脆放弃自己的职位，擅自回到家里，辞去了在秘密情报局的职务。在索非亚，利姆彭尼偿付了格雷开出的一些空头支票，并报告说用不着为当地的秘密情报局组织的运作担心。因此，秘密情报局的高级管理层希望麦金农·格雷一案或许就此了结。然而，1941年，在他杀害了他的第二任妻子，企图在萨默塞特的佩斯附近奇尔康普顿自杀后，拉响了新的警报，即他的秘密情报工作可能会暴露。这次派遣了维维安去防止事态扩大，他成功地与萨默塞特警察局局长安排避免任何有关护照管理处的线索进入司法程序。格雷自杀的伤口痊愈后，于1941年7月在温彻斯特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终生监禁。显然，他的私生活困难重重，麻烦不断。没有办法估计秘密情报工作的压力（如果有的话）可能在多大程度上加剧他的个人问题，尽管人们可以合理地假设，这与要维持职业特工身份的压力没有多大的关系。这个案子有一点是明确的，即家庭危机，无论是哪种类型，都有可能闹得沸沸扬扬，让人心烦意乱，危及事业。因此，秘密情报局处理这类问题的确非常严肃。[282]
虽然辛克莱和佩·赛克斯（负责秘密情报局财务的官员）尽力密切关注秘密情报局的开支，但划拨给情报站的情报工作经费的真实情况是，经常需要支付各种下落不明的现金或贵重物品，这就意味着官员与特工，尤其是前者的薪水并不优厚，可能会不可避免地面临相当大的诱惑。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抗拒的。早在20世纪20年代，里加情报站的一名工作人员提前支付了一个月的薪水，带着护照管理官的印章以及偷来的价值500英镑（相当于今天2万英镑）的钻石和黄金逃之夭夭，这些钻石与黄金是一位商人从苏联走私出来后被查获的。在随后的10年中，犹太难民寻求前往巴勒斯坦的人数急剧增加，这就提供了英国签证黑色交易的发展空间。在20世纪30年代，在华沙的护照管理处就发生了三起非法签证交易案。其中最严重的一起发生在1936年7月，威胁到泄漏秘密情报局在护照管理处所扮演的角色。英国大使要求阻止签证官[及秘密情报局华沙站站长]雪莱少校与其他外交官出庭，以免“他们有可能询问到有关护照管理处的一些内部事务，而要他们来回答会是不恰当的”。[283]
20世纪30年代最严重的财务丑闻发生在荷兰。在那里陆军少校欧内斯特·道尔顿，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军情一处（c）”服役的老兵，自1924年4月起任站长。但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陷入了财政困难，挪用了几千英镑的签证费[284]。事情败露，他在海牙的日子被蒙上了一层阴影。道尔顿的妻子病重，而他本人又患上了“血毒症”。想通过赌博找回这笔钱，却未能如愿。面对压力，他崩溃了，于1936年7月自杀身亡。“我把自己搞得一塌糊涂，”他说，“这是惟一的出路。”雷克斯·霍华德被派往处理有关情况，他否决了道尔顿的助手之一提出的建议，即他的死应归因于“心脏衰竭”。这位大使明智地认为，“最好是在第一时间就坦诚布公，不然的话会被认为其中藏有猫腻”。情报站仍保留着道尔顿悲剧的痕迹。此后凡有官员到海牙上任，总会被庄严地带到他昔日的卧室，展示他当年自杀时在墙面留下的粗糙的弹洞修复痕迹。
通过进一步调查，怀疑该情报站有人包庇纵容道尔顿“侵吞公款”，这导致了一些雇员被免职。会讲荷兰语的蒙蒂·奇德森（他的妻子是荷兰人）被紧急从布加勒斯特召回，成了该情报站站长，上面指示他“采取任何他认为合适的手段，以确保办事处所有业务尽快系统化和正规化运作”。奇德森对安全的态度说不上差强人意，这一点在有一天晚餐时被霍华德逮个正着。奇德森要引见他身为鹿特丹居民的舅子，因为他“关系多”以及“可能用得着”。霍华德报告了此事，他写道，“晚餐大概进行到一半时，我对那位舅子说，我猜想奇德森已经告诉他，他现在的身份是见习联络官员”。他的舅子回答说：“他不知道有这样的职务，理解奇德森在为秘密情报局工作，他了解的就这么多。”他接着“毫不忌讳地大声对奇德森说到秘密情报局以及他与秘密情报局的关系”。“邻桌的人，”霍华德记录说，“明显对谈话极为感兴趣，我便突然改变了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