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大战接近尾声，秘密情报局和其他部门一样开始思考战后形势。在这方面，外交部比大多数部门行动更快。对1943年至1944年间战后情报需求和情报机构的回顾，显然为秘密情报局未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布兰德报告》
1943年间，一些人开始考虑情报机构的未来。3月，达夫·库珀（时任安全局负责人）建议丘吉尔成立一个委员会来研究这一事项，并提议成立一个统一的情报局，把军情五处、秘密情报局和特别行动处分为三个部门：情报部、安全部和行动部。丘吉尔对此不太热衷。“战争中所有规模变大的部门，”他写道，“如今都在考虑和平时期如何在公开场合给官员安排长期住所。我们最好不要支持这些不切实际的想法”。丘吉尔不赞成成立委员会，但建议三个部门的负责人每月召开例会（德斯蒙德·莫顿代表丘吉尔参加），这或许可以使“引起冲突的因素”“慢慢消除并促成行动统一”。[505]
和之前建议情报机构间的正式合作一样（如1940年至1941年的秘密情报委员会，或1942年5月的联合计划部门提议，都提出对秘密情报局和特别行动处进行“统一控制”）[506]，此次提议也无疾而终。1943年4月9日，秘密情报委员会会议举行。会上“指出在共同关心的问题上，（情报）机构间的联络已相当紧密”。每个月都有许多会议召开。如特别行动处和外交部召开的会议，出席的有孟西斯，以及“秘密情报局和情报局委派的各自最信任的联络员”。大家一致坦白地认为，应该告诉丘吉尔，“没有必要每月召开秘密部门间的会议”，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需要”安排会议。因此，合作在一个特设的基础上继续进行，然而情报机构间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1943年5月，经济战略部的杰弗里·维克斯建议战后成立一个特别部门整理经济情报。联合情报分委会秘书丹尼斯·卡佩尔——邓恩认为，应该慎重考虑。“在过去两年半我所吸取的教训中，”他写道，“其中一个教会我，在没有明确职责的情况下扩大一个小型的或大型的独立机构，是多么令人沮丧的事，如特别行动处、安全局，及其分支机构。”“经济情报的未来，”他接着写道，“应同情报机构的未来结合在一起考虑。”[507]
在讨论维克斯提议的同时，彼得·洛克斯利也在考虑这个问题。38岁的洛克斯利是位广受好评的官员，是“外交部最有前途的年轻人”，1945年2月在前往参加雅尔塔会议途中发生空难丧生[508]。和之前的常务次官的私人秘书一样，他成为外交部和秘密情报局之间最主要的联系人之一，以至于在官方场合，情报局常常被称为“洛克斯利先生的朋友”。1943年4月2日，洛克斯利在给孟西斯的信中写道，战后计划“悬而未决”，让他觉得“是为秘密情报局的将来做些认真规划的时候了”。他认为有些事项值得特别注意，包括在他看来非常随意的人员招募以及雇用条件，现有的雇用条件没有提供终身职务制和退休金。他还认为，应该给局长配备一名专职副手。当时，孟西斯个人负担过于沉重。他不在的极少数时候，“整个秘密情报局没有人管理”；而“四名副局长，加上维维安和其他一两个人，都各自继续负责自己部门的事务，没有人真正监管整个情报局”。最终，洛克斯利提议在战后建立英国外交使馆同秘密情报局驻外国代表间的联系。
或许是受到洛克斯利的推动，1943年4月，秘密情报局副局长委员会被敦促开始考虑战后未来计划。4月底，委员会负责人霍华德中校收到一份题为“重建秘密情报局欧洲情报站”的文件。该文件不仅提出了战后计划建设情报机构的规模，还提出了情报人员应该负责的区域。另一紧要的问题即人员招募。主管陆军处的副局长报告，“陆军部现在已无法提供合适人员”。另外，其他机构“也人才枯竭好一段时间了”。有人提议，“在当前战争形势下至少”多招募女性。这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战争期间，秘密情报局招募了越来越多的女性，但几乎都负责级别较低的文书和办公室工作。女性即使在得到聘用后，根深蒂固的大男子主义也造成了许多问题。意大利南部巴里情报站的约翰·布鲁斯·洛克哈特在报告秘书们面临的“困难”时称：“大多数男性官员又胖又迟钝，不是厌恶女性就是认为女性就应该呆在床上或是厨房里，而不是在这种乱七八糟的地方。”
外交部内，洛克斯利辩称，现在正是整体思考情报机构未来的绝好时机。考虑到在战争这个阶段，外交部并不如想象的那样工作繁多，即使战争结束后也是如此，他和同僚们“对此也非常有兴趣”。洛克斯利说：“我们试图就此理清头绪是有很多好处的，闲暇时也有时间这样做。”他小心地提出，“单独的政府情报机构致力于广义上的军事情报的研究”，就好像联合情报委员会那样，但是“更为统一”。他不确定哪个政府部门能担此重任，但他认为有可能是陆军部。他还发现外交部对“被广泛称作平民的人而非机构或情报”有着浓厚的兴趣。[509]
这个问题本质上关系着情报评估机构，但如洛克斯利在1943年8月底说的一样，战后与联合情报委员会“紧密联系”的是“在未来，与外国相关的情报机构”[510]。秘密情报局是此次讨论的焦点。10月初，卡多根委派以内维尔·布兰德爵士为首的三人委员会就“秘密情报局未来机构”进行报告。布兰德时任荷兰流亡政府的大使。1938年9月首次进驻海牙后，他接到一个难办的任务——处理1939年芬洛事件所造成的外交余波，那次的经历可能使他对秘密情报局产生偏见。但他已熟知情报事务，20世纪20年代，他曾担任连续五届常务次官的私人秘书以及秘密情报委员会的秘书。委员会的另外两位成员分别是洛克斯利和维克多·“比尔”·卡文迪什——本廷克。前者继任布兰德重要的私人秘书的位置，后者曾在战争伊始担任联合情报委员会的主席。残存的文件证实委员会的核心成员是洛克斯利。他担任秘书，准备报告的文件，这就解决了在他给孟西斯的第一封信中所提到的所有问题。布兰德告诉卡多根，报告“主要归功于”洛克斯利，但他无疑也要为文中部分内容略带讽刺的语气负责。该委员会一开始“与‘C’一同”工作，洛克斯利不仅把草拟的报告发给该委员会成员传阅，还递交给秘密情报局的孟西斯审阅。[511]
1944年10月完成的《布兰德报告》——“秘密情报局未来机构”——是情报局历史上一份至关重要的文件。尽管在战争期间，秘密情报局遭遇过变迁，但它顽强的生命力有力地呈现在这份报告中。报告的调查结果为1945年后情报局机构的建立打下了基础。如果洛克斯利打算凭借该报告发起先发制人的攻击，试图令外交部看到秘密情报局未来的作用以及同政府其他部门建立关系，那么这份报告无疑是非常成功的。孟西斯也认为，能有这样的成果已非常了不起。在向卡多根总结报告的“要点”时，布兰德首先强调秘密情报局和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必须一直受”外交大臣“领导”。其次，他总结道，“不应再允许情报机构在外国行动”，除非是由秘密情报局领导。因此（至少外交部）决定了特别行动处的未来。布兰德提议秘密情报局“开始在其现有的众所周知的外部机构背后组建一个真正的情报机构”。该报告还包括一份关于情报局未来角色的积极明确的宣言，其中设想了在战后，人工情报将越来越重要：
无论代价有多大，秘密情报局是至今在和平时期斗争胜利最便宜的保障，但要想机构生效必须保持效率，而只有招募所有我们能找到的人才才能保持效率。要想招募到人才必须给他们提供最好的报酬和工作前景。1920年至1938年的窘迫时期，秘密情报局在入不敷出的情况下工作，我们绝不能重蹈覆辙。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强调，一个高效率的秘密情报局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随着加密技术的发展，我们似乎不可能继续依靠政府代码与密码学校来获取大量的最有价值的秘密情报。[512]
报告共38页，涵盖了秘密情报局方方面面的内容。布兰德在给卡多根信中指出，人员招募是成功的根本，但也是“任何时候情报局局长所面临的问题中最困难的一个。如果……秘密情报局不能吸引合适的人才，那么就不可能获得最好的结果”。高薪酬也是必需的。战前的招募方法——“秘密情报局为减少工资开支而招募有私人收入或从其他机构领取抚恤金的人员”——是应该坚决摈弃的。委员会建议把对象确定为“年龄在30岁至45岁间的更加自愿更换工作的男性”，以及“相当一部分大学刚毕业的年轻人”。在认可当代世界的同时，他们还指出“秘密情报局在招募女性方面相当落后”。[513]
布兰德提出，秘密情报局的“主要任务”是“暗中搜集英国政府通过公开方式不能或不便搜集的情报”。文中还提到，除了一些“为了更好地保护情报员”所进行的反间谍工作外，秘密情报局“不为自己而是为其委托人搜集情报”。所以，如果想避免徒劳无功，那么“重要的是秘密情报局要随时了解什么是委托人想要的”。有需求就应该清楚地提出来。报告的附录包括外交部和情报部给予战后秘密情报局的优先权。但委员会还认为——有证据显示孟西斯在构思这份报告上考虑十分周到——“同样重要的还有，委托人不应试图把本不属于秘密情报局完成的任务强加在情报局身上”[514]。委托人“倾向于以三种方式这样做”：“至少第一”，委托秘密情报局搜集本可以公开搜集到的情报；“委托秘密情报局调查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但却没有界定什么是无关紧要的事，谁来决定哪些属于无关紧要的事）；希望秘密情报局“完成分析工作”，对报告进行总结和整理，这些其实都属于委托人的工作。
布兰德委员会想要整顿秘密情报局和其委托人之间的关系。对此至关重要的是外交部和布兰德提到的职能：战时首创的临时调派一名外交部成员担任秘密情报局局长的私人助理的做法应该在战后延续。该名官员将负责两个部门间的所有联络事宜，另一名外交部代表将被委派至伍尔科姆少校的政治处负责秘密情报局同外交部间的情报传递工作。委员会还认为，委派高级机构代表到秘密情报局的政策应该保持（但不是作为副局长，而是作为高级海军/陆军/空军代表）。布兰德称，如果这些官员“声誉好”且都知道调任至秘密情报局会得到更好的晋升机会，那么“这样的安排会是很理想的”。
至于秘密情报局驻外代表的问题，就情报局行动应该用外交身份或是独立商人身份作伪装，委员会考虑了各种理由。有人提议，不管有没有熟悉的公司，秘密情报局都可在英国驻外公司中招募人员，或者要求“合适的英国公司董事长”“在其海外公司为正规的秘密情报局成员提供身份伪装”。委员会担心第一个提议会带来利益冲突，第二个提议则“很难找到愿意配合的董事长”。正当委员会在考虑这个问题时，克劳德·丹齐致信彼得·洛克斯利，称他“到处”听到“人们建议秘密情报局在未来利用‘大企业’”。丹齐认为这不可能，并寄给洛克斯利一份战前他与“大企业”合作困难的备忘录。他称“事实是大企业里的员工永远不会忽视自己的经济利益”，也不会爽快地为秘密情报局提供帮助。战争中，他问道，有谁“能举例说出”哪个公司曾“交出一份机床的图样——这在当时是很难获得的东西——我严重怀疑”。最后他说，“秘密情报局选择的最佳商业机构应该给那些效忠于秘密情报局而非该公司的情报员提供身份伪装”。他“高兴地指出，毫无疑问有许多公司都愿意提供这样的身份伪装，只是要求做足一切预防措施使公司免受牵连”。[515]
布兰德总结道，最好的前景来自于“建立仅仅为了秘密情报局利益而运作的小企业”；招募只关心私人事务，“在伦敦董事会形式下天不怕地不怕”的现有英国商人；“从半国家的以及非营利的英国机构的海外办事处获取身份伪装”。这就包括英国铁路公司或英国海外航空公司。另一个可能提供身份伪装的机构是英国文化协会，但令人气愤的是文化协会“过去从未打算给予秘密情报局任何协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