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付苏联及渗透巴尔干
“二战”期间，秘密情报局与苏联的关系颇有争议。从革命时期起，苏联及其对全球的野心就一直是秘密情报局关注的一个主要对象，而且从1939年8月签订纳粹——苏联协议起，直到1941年6月希特勒大举进攻苏联，秘密情报局对苏联的态度一直如此。但突然之间，苏联加入同盟国，一支英国使团被派往莫斯科以加强盟国间的联系，并在苏联战场对其予以援助，同时鼓励双方交换在其他事务中的情报以期互惠互利，在最开始这也被看作一个获取情报的机会。1941年7月，海军上将兼海军情报局局长戈弗雷在给孟西斯的信中写道，若派驻情报人员到莫斯科，将有获得苏联海军情报的可能性。他说这是一个“获取我们长期缺乏的苏联情报的绝佳机会”。但百老汇担心像这样的行动“恐怕只会以妥协告终”。孟西斯认为，“英国和苏联建起的反德国联盟”并“不会改变我想获得苏联武装部队情报的原则”，但是戈弗雷却认为，“我们采取的每一个行动都必须非常小心”。他还说，英国驻莫斯科的大使和使团“非常担心，若什么事都不做的话会阻碍与苏联当局的成功合作，由此带来的结果会严重影响战争的胜利”。除了这些有少许省略的语言外（表明孟西斯对这一提议的政治衍生物是很清楚地予以支持的），这是秘密情报局对来自客户部门直接要求的一次明确拒绝。
但情报信息还是新型英苏关系的一个中心内容。1941年夏天与苏联结盟以来，伦敦其实能提供的实际援助很少。很显然，联盟供应使团，包括美国的代表，在秋天到达莫斯科之后，大宗战争补给品都是由美国在提供。同时，正如布拉德利·F.史密斯评论的，出于对情报的需求以及对处于绝境的可能性的考虑，英国在莫斯科由诺埃尔·梅森——麦克法兰将军指挥下的军事任务，“总是把情报交换作为援助苏军以及显示英国军事力量和重要性的最佳方式”[482]。但是最好的英国情报都是基于极端分子的材料，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苏联能够以美国年初获得机密的方式来获取情报。孟西斯被指示要“制定一个计划”，向麦克法兰传递“高度机密的情报”，而后者又被告知，“不要透露任何可能危及我们线人安全的情报给俄方”。极端分子的材料，除了标注有“最可靠的信息来源”外，是通过专业且安全的秘密情报局无线电联系传递给莫斯科的，经过改述和修改隐藏了其来源。1941年7月，丘吉尔敦促孟西斯发送基于极端分子的材料给莫斯科，孟西斯说若是毫无耽搁地立即传递情报（这当然是情报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可能会危及线人的安全。他写道，“任何特工都不可能保证这类情报的安全”，也不可能如此快地把情报传递出去。因此他做出安排，将精华情报混入陆军部其他材料之中，并告知苏军，秘密情报局“在柏林有安排十分妥当的线人”。[483]
即使如此，孟西斯还是担心极端分子和他们所提供的材料的安全。1941年9月，一封发往莫斯科的空军情报的副本里包含来自“最可靠的信息来源”（显然是解密德国空军恩格码的译文）的情报，该情报是关于德国空军在东线的部署的。孟西斯在备忘中写道，“对这些通[信]我非常忧虑，我认为[我们]应[该]拒绝让这一类的情[报]继续发生。”情报安全不仅对苏军适用。1941年8月，伦敦发给麦克法兰一项来自土耳其的控诉，说他们驻莫斯科的武官“从我们的武官处几乎不能获得任何情报”。因为“保持与土耳其的良好关系是十分重要的”，伦敦要求麦克法兰传递“你认为可能发生的任何情报”。孟西斯认为这可能会“很危险”，并向布莱奇利庄园的丹尼斯顿中校询问有关土耳其密码安全的情况。丹尼斯顿报告说，90%的土耳其外交无线电通讯，以及莫斯科与安卡拉之间所有武官提供的信息，都是“能够充分破译的”，因此，“可以猜想传递给土耳其大使馆或武官的所有情报都有可能被敌人获得”。
1941年9月，特别行动处与苏联情报局、内务人民委员会签署了一份协议，在他们各自势力影响范围外的所有国家的破坏性活动方面达成合作关系。在乔治·希尔上校的指挥下，一个特别行动处使团在莫斯科建立起来，乔治长期支持俄国，又一直是一名反布尔什维克者。他在革命后期为秘密情报局效力，在战争伊始再次加入情报局D处，随后转到特别行动处。由于1941年冬天德军大举进攻莫斯科，所有的外国使团都被撤离到伏特加河上的一个省城古比雪夫。在这里，希尔用他发明的一种独特的伏特加鸡尾酒鼓舞了他的同僚们[484]。当内务人民委员会意识到希尔的作用时，在党内还有一名未公开的秘密情报局代表，他开始在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对等的军事任务中发展线人以获得情报。在这些线人中提供情报最多的是利昂·波特诺夫斯基上校，代号为“鲈鱼”，他在1941年8月至1942年9月间任波兰情报局驻苏联的代表。波特诺夫斯基向内务人民委员会公开承认他从自己的波兰间谍网向秘密情报局传递情报，并释放了波兰的战俘。伦敦准备了一份调查问题清单，同时，空军处也要求获得俄方在飞机制造及转移至飞机厂东面的相关情报。海军处希望波特诺夫斯基询问俄方，“日本正在建设什么样的军舰，特别是战列舰、航空母舰和巡洋舰的情况”，以及德军是否有“除了在上次战争中知晓的另外的毒气”；经济处最关心的是石油生产和“铁路系统的情况”；政治处要求获得有关士气民心的情报，“特别提及是否有任何严肃的或有组织的对苏联政权的反对派存在”。波特诺夫斯基能够提供部分经济材料，但百老汇抱怨数量太少，他也无法对补充的询问一一予以答复。对一名官员来说，这清楚地表明“依赖外国代表为我们获得情报”是“多么的差强人意”。因为提供信息者“处于一个敏感的境地”，也“不在我们的控制之下”。“我们，作为一个组织”，他继续道，“应该也是必须主要依靠我们自己的情报搜集武器，而不是依赖我们盟国、朋友或是中间派的。”
然而，1941年12月，波特诺夫斯基真的提供了被看作是“真实的俄国文件”，是关于土耳其、阿富汗和印度的苏联总参谋部情报报告。该报告指出，苏联“对英国在印度及其他地方的行动都了如指掌”，为此伦敦特发来一条感谢信息[485]。1942年5月，利用波兰特工来“找出”有关共产国际的“方针政策和当前行动”的可能性被提出来。百老汇的戴维·福特曼提到，“我们的代表在苏联行事不得不十分小心，但是波兰人在做同样的事情时可能就不会如此胆怯”。瓦伦丁·维维安赞成这一提议，他写道，“我认为我们没有与共产国际的（a）方针政策和（b）行动保持一致可能是犯了错。英国共产党给我们的指示和现在采取的战术都表明，共产主义是战争尾声或接近战争尾声时需要依靠的力量”。但是他还补充道，“关于俄国的一切方针政策”都是“很脆弱的”。现供职于第五处反间谍处的弗雷德里克·温特博特姆认为，这整项提议都是“不合乎要求的”。他说，“我们在古比雪夫的人”可能会获得一些“零星的情报”，但是这“无论如何也不足以弥补被苏联当局发现和怀疑他所做事情的风险”。面对这样的反对，维维安最终放弃了这个打算。
1942年12月，虽然百老汇也认为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还是通过了派一名身份公开的秘密情报局官员到苏联作为希尔助手的决议，以与苏联“交换情报”。所有盟国都发现，在这方面与苏联很难打交道。波兰情报局局长斯坦尼斯拉夫·加诺上校说，他“向苏联提供了相当数量的情报”。但是，“作为回报，他得到的除了一些非常孩子气的问卷调查外，什么都没有”。百老汇陆军处处长哈顿·霍尔很遗憾地评论说，“想得到俄国人的回报是没有希望的，我们必须做好一无所获的准备”。1943年6月，28岁的海员塞西尔·巴克利上尉被派驻到莫斯科。他是1938年被秘密情报局雇用在第十处（电话窃听部）工作的，随后一直呆在总部。在接下来的两年多时间里，他一直传递着无线电情报资料，而且就如预想的一样，大部分传递都是单向的。1944年11月，他获得了一些缴获的德国密码本，其中有一本密码本（“钥匙圈的重点说明”——“通信呼号对译本的关键指令”）给布莱奇利庄园带来大骚动。爱德华·特拉维斯中校（丹尼斯的继任者）宣称：“这意味着当前最棘手的一个问题将被解决，换句话说，巴克利立了大功。”
1943年10月13日，维维安告诉彼得·洛克斯利，“大概六个月前”，他得到孟西斯的批准建立了一个小部门（第九处），专门处理国外共产主义运动“非法的”或地下的活动，并处理共产主义或苏联的渗透和间谍活动。军情五处的一名官员J.C.柯里被派到第九处协助工作。秘密情报局现在是想通过“一个谨慎的、着眼将来的政策”应对这一目标，包括与盟国的情报交流。鉴于“该问题的极端隐蔽性”，维维安向洛克斯利保证，“没有几个人知道这项工作的性质是什么”。奥姆·萨金特爵士（外交部副部长）立即表示出他的兴趣：“我非常同意这项提议……其实我很惊讶我们情报局的这一部门会获准废止。”萨金特很渴望知道共产党组织在巴尔干地区的行动到底有多深入人心，“以及莫斯科有多支持他们”。洛克斯利因此很快告诉维维安，“只要酌情观察，只要你不在苏联国内做任何事（除了在这个国家的苏联间谍）”，外交部并不反对秘密情报局发展第九处的工作。[486]
当1945年4月苏联军队向柏林逼近的时候，巴克利建议在德国境内开始反间谍活动的“时机已经成熟”。他询问百老汇，“在柏林是否有任何特别的地址是你们感兴趣的，如果有的话，你们想从这些地址获得什么？”他还将更重要的“被怀疑还留在柏林”（在此他表现出来的是担心纳粹将在他们战败后设法保存一些秘密组织）或是呆在“东线其他地方做地下工作”的德国情报人员名单传递给苏联。伦敦的回复是，标有柏林地区18个情报机构的地址以及19个“帝国保安总局”[德语]的名单，包括该组织领袖的名字******·施伦堡（帝国保安总局是在1944年6月希姆莱的帝国保安局取代陆军情报局“阿布维尔”时建立的），特别是还有9名来自第六处（帝国保安局国外保安处）的官员的名字，包括“艾希曼中校”。虽然伦敦“对潜伏于俄军占领区敌后的网络没有确切的证据”，他们还是补充了7名“公认被聘用以从事对付俄军的情报工作”的官员的名字。巴克利提出的这个问题，以及百老汇所能提供的名字和地址，都是战争结束这个短暂时期的产物，当时确信英、苏情报合作（如以前一样）至少在消灭纳粹这一目标下将继续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