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的父母站在神父面前许下对彼此的诺言之后，一起走出了位于豪斯曼盖特的教堂。父亲皱起了眉头，转头对他的一个兄弟铎恩说：“这下子，可不就被牢牢钉在人世间的十字架上了。”接着他放声大笑。
我不知道当时有多少人听到他这句话，至于我呢，则是一个星期之前，才在电话上由铎恩叔叔的口中听来的。我和母亲一向亲近，因此旁人有可能误以为我会觉得父亲说这种话太过分，但是我并不这么想，我想的是：天哪，他真的这么说？
那是个阳光普照的十月，母亲还没学会挪威文，但是她尽了全力表达，而且丹麦文中的“是”和挪威文没有多大差别，所以，她至少能说对这个字。她身材苗条——或者我该说：当时是她最苗条的时候。剪了几年的短发之后，她留长了头发，披落在肩膀上，发质不再毛燥鬈曲，而是波浪般的大卷。她用比莉·哈乐黛[15]经常装饰头发的方式，在耳后塞了一朵白色的花朵，而且她也和哈乐黛一样不用夹子固定，而是把花往头发上一插，就固定住了。其实，她大可不必配戴花朵，因为她的家人在当天没有来到奥斯陆。
宾客都是父亲的家族成员：他的四个兄弟、两个姊妹，还有我的祖父雅道夫·杨森。祖父是浸信会教友，家乡在瑞典瓦姆朗的逊纳市，年老时终于得到了国王颁授银质勋章，表扬他长久以来对沙洛蒙鞋厂的贡献。祖父一辈子都在这家鞋厂工作，他的孩子也全是鞋厂员工，他之所以会选择沙洛蒙鞋厂，如果不是因为工厂名称顺耳，就是因为经营者和他有相同的宗教信仰。
这一群人聚集在人行道上，母亲抽着烟。除了野心勃勃而且一心想离开鞋厂的亚佛叔叔之外，她是唯一抽烟的人。我不知道她是否注意到父亲稍早那句不敬的玩笑话，但无论如何，当时一片沉默。她站在这一小群人的外缘，灰色的街道卷起一阵风，吹动了她的头发，蓬散的发丝在秋天的阳光下闪闪发光，浅蓝色的裙摆轻拂她小腿上的肌肉，她看起来仿佛在跳舞。但是我不觉得她会这样想。跳舞。她理理头发，衣裙落回原来的位置，她用脚尖踩熄烟蒂踢到路边，然后把手伸进衬衫里拉拉松掉的胸罩肩带。父亲看向另一边；当两个人都看向同一个方向之后，他们便沿着街道走向站在斯妥葛塔街转角处的摄影师那里。
我保留了那张照片，把它放在抽屉里。照片上只有他们两个人，但是我可以感觉到其他人也在场，他们在照片的边框之外推挤，想要成为照片中的一分子，这把父亲逗乐了，我可以从他微笑的方式看出来。有家人围在身边，他的心情再次轻松起来，而且只要这种感觉持续下去，他就不必去想到这件令他迷惑的事：自己为什么会在这一刻站在这个地点。有那么一会儿，他仍然不太能接受，但是他们站得很近，站在他身边的，是个有一头深色长鬈发的女子。她是丹麦人，他对她的认识还不深，虽然她看来有些顽固，但依然很漂亮，有点像南方佳丽，像是意大利或摩洛哥女人。在他塞得满满的外套口袋里，他把另一名丹麦女孩的照片夹在祖父送给他的结婚礼金当中。这很蠢，他自己也晓得，可是他就是没办法割舍掉这张照片——事实上，身边站了个美丽的女子，口袋里还藏了另一个，这种感觉实在不错。当他面带微笑对着摄影镜头的同时，脑子里正在想的是这件事。
唯一和照片沾不上边的是我的哥哥。他被托到母亲熟识的农场里，在丹麦海外的某个小岛上。他在羊群和牧羊犬之间跌跌撞撞地穿梭，以为世上的一切都很美好。他的头发颜色很浅，即将满十八个月。我不晓得有多少人知道他，而父亲当然知道，否则他不会站在教堂前面说：“这下子，可不就被牢牢钉在人世间的十字架上了。”
哥哥的发色现在比较深，但也稀疏了些。他现在四十六岁了。他的嘴里插了根管子，鼻子上接了一条，手背上也还有另外一条。墙边有个荧幕，上面出现起伏的弧线，不管是朝上或朝下，都是朝一个我们看不见的点在波动，而且看起来不太稳定。不过话说回来，我对这种事完全不了解。我拉来一张椅子，在床尾坐下。时间不早了，刚才，当我在走廊上问路的时候，值班护士探出头说：“差点就来不及。”
“我没办法早点到。”我回答。
但这不是实话。事实上，我先是在公寓里来回踱步了好一会儿，到后来索性躺在沙发上，而且立刻入睡，醒来之后才发现已经是晚上。我从厨房的柜子里拿出一瓶酒，为自己倒了一杯，一饮而尽，然后刷好牙，穿了衣服之后才离开家门。
“我是说，情况简直是千钧一发，再拖个半小时……”她没把话说完，“你是他的家人吗？”
“我是他弟弟，”我说，“我是他唯一的家人。”其实，这也不是实话。她的眼光让我十分愤怒，当我穿过走廊的时候还忍不住发抖。
“他现在稳定下来了。”她冷冷地在我背后说，但是我没有回头。我好不容易找到正确的门，走进加护病房，来到他的床边。
我坐着凝视他。他闭着双眼，眼皮和脸颊显得浮肿，整个人看起来好庞大，他就这么躺在白色病房里的床上，盖着单薄的羽绒被，身躯似乎显得更有分量。他是家族中第一个通过考试进入大学就读的人，也是整条街上第一个大学生。那是超过二十五年以前的事了。我还记得那顶仔细用软纸包起来的黑色学生帽放在走廊置物架的最上层，帽子只戴过一次，是在他到大学去注册的那一天，接着就永远收了起来。我只晚他三年通过大学入学考试，但从来没有人想到我可能也想要一顶黑色的学士帽。这段故事无疾而终，我没去上课，因为我失去了勇气，或者说失去了某种感觉。凭良心说，父亲对于这件事一点也不觉得遗憾。
哥哥****的胸膛缓慢又平稳地起伏，荧幕上的曲线以相同的弧线呼应，突然间，他用手肘撑起身子，以一种只有醉汉听得懂的语言说话。一根管子松脱开来掉在羽绒被上，接着他张开眼睛，直直地看着我。
“你的情况稳定，”我说，“看在老天爷分上，放轻松一点。”但是他依然全身紧绷，并且开始大呼小叫，就算他喊的是我的名字，我也听不出来。我急忙去找护士过来。她把手放在哥哥的前额上，固定好松脱的管子，接着他又倒回到了枕头上。
“他看起来不太稳定。”我说。
“是很稳定，但是他不知道你在这里。如果你明天再过来，也许可以和他说说话。现在，他的体内全是毒素。”
我觉得他遭到了羞辱。“我哥哥没什么不对，他只是没办法不回顾过去。”
“是这样吗？”她说，拉平被子，顺了顺几条管子，一边看着荧幕，一边低声说：“他稳定得很。”接着拉高音量说：“你想继续留在这里吗？”
“也许再坐一下。”我又坐了下来，护士则离开病房。我直挺挺地坐着看他，没多久便睡着了。当我醒来的时候，护士正带着微笑站在门口。
“我准备了热可可，想不想来一杯？你可以跟我到值班室来。”
我两个女儿搬出家门的那天早上，我也准备了一壶热可可，从此之后，我再也没喝过热可可了。我说，好的，真感谢。然后起身跟着她走。偌大的医院里十分安静，这里有上千个人，但是大家都没出声。在我穿过走廊的时候，只有一个在布帘后面的病人突然咳了一声。我尽量不让脚上的靴子发出声响，但这着实不容易。到了值班室，护士为我倒了杯可可，我坐在空椅上慢慢啜饮，让饮料温暖我的胃。护士正在填报告，要不然就是写些夜间记录，她抬头看了我一两次，脸上带着微笑。我现在比较喜欢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