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将车子开上岸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天气清爽，和煦的海风轻拂着码头。我们摇下车窗驶过港区，经过了新近落成的火车站，货车车厢前后相连地停放在铁轨上，车厢间的红色接头处已经开始生锈，车厢外侧漆着绿色的嘉士伯字样。重建的海事商校外面有一片草坪，上面停着一具白色的货柜吊车，看起来像极了科幻片的道具。我们顺着沿海公路往北开，柏油路边长着滨草，大海在我们的东边，从前，我们曾经在道路下方的沙滩上发现过死海豹。再远一点的小岛上有座灯塔，这时候指引方向的灯塔已经亮了。我们继续前进，车子转弯时轮胎碾过了碎石，蔷薇花丛刮着车身上的烤漆。这天傍晚的天色没有继续黯淡下去，放眼望去，还看得到若隐若现的光线斜斜照过来，浅滩上栖着一排排白得发亮的海鸥。我们转进了一条两旁种着柳树的大马路，来到了路底，把车子停靠在墙边，熄了火，不发一语地坐在车子里。房子才刚漆成黄色，西方照过来的光线落在屋子的后方，对比之下，窗户比四周的一切都要黑。有只野雉踱过草坪，消失在后面的荒地里。哥哥咬着嘴唇看野雉走开，我说：“刚刚在船上时，我们忘了买酒。”
“该死，”哥哥说：“没错，我们从来没忘记过。我真想来点喝的。下了港口后，我满脑子里想的都是酒。”
“我也是。说不定他留下了一点酒。他一向都会买，喝得倒是不多。我是说，生前喝得不多。”
我们走出厢型车外，没有用力甩上门，而是轻轻推上，因为周遭寂静无声。一如往常，大海依然在树林后方的岸边叹息，我发现听到了这个声音，便不再去想沉寂这回事。哥哥拿着钥匙走在前头，绕到小屋的门口。他比我高不止十公分，体格也壮多了，不管风怎么吹都可以挡下来。我比他瘦许多，走在他身后，如果有必要可以随时拔腿就跑。
屋子里面比外面冷得多，流理台上有两个咖啡杯，桌上放着填了大半的字谜游戏。门楣上方，时间在古船钟上停顿了下来，哥哥走进屋里，逐一检视每个房间，含糊地念着：“他究竟把酒藏到哪里去了？”
我走到外面的车边，拉开屋子的后门。里面有炉子、洗衣机、几条呢编的毯子、几排长长的置物架，还有一幅巨大的画像，画中的男人抽着雪茄，身旁的房子应该是在挪威峡湾的深处。如果我对尺寸的判断正确，这个男人不可能塞进只有他双膝两倍大的房子里。就我有记忆以来，这幅画一直挂在沙发的上方，我们一致认为这张画很丑。但这是真迹，而且父亲坚持将它挂在这个位置。这是真迹，我们小时候他老是爱这样说。对于这点，我们实在没办法争辩。我们不认识其他人家中墙上挂有画作的真迹，唯一的例外是住在对面的班迪尼，但那是他自己画的，所以不算。我站着环顾四周。屋子里已经有一个炉子了，没地方放洗衣机，再说，也没有排水的管线。这我们都知道。我关上后门，走回屋里。哥哥站在厕所里说：“我找不到酒，找不到******任何酒。”
“卧室找过了吗？”
“有。两个橱柜都找了，什么都没找到。”
我走进卧室。卧室里有两张分别靠着两面墙的单人床，床中间有狭窄的走道相隔，这让我想起一个约莫三十年前在童军团里听来的笑话。童军团长说：我老婆想要两张单人床，因为有时候她会需要腾点空间塞东西，但是我想要双人床，因为我有时候得把东西塞进空间里。我听了脸色潮红，仿佛听得懂似的。但是我那时候才十岁大，而且刚上过四年的主日学校，和修女一样纯洁。我跪下来把脸贴着地板，看着父亲的床底。
“下面好挤。”
“塞的都是酒瓶吗？”
“不是，是鞋子。”
“拿出来，动作快。”哥哥说。他打开窗户，拿起第一双鞋扔向外面的草坪。我听到了鞋子落地的声音，脊背跟着发冷。我往深处爬，趴在床下一双接着一双掏出鞋子，当中有些是旧鞋，有些是全新的，从来没穿过。床垫下面有一股浓烈的皮革味，我从小就认得这个味道。小时候，我经常在昏暗的灯光下走下楼到地窖里，他站在工作台前面，用粗糙的大手拿着粗糙的皮革，嘴里叼着闪闪发亮的钉子，黄色的灯光在室内投下了诡异的阴影。我不知道我们——哥哥和我——要做些什么，但是我停不下来。我的心跳加速，而且想要引吭高歌。我侧趴在地上，尽可能地将鞋子扔到地板上，哥哥则是捞起鞋子扔向窗外。至少，床下现在已经空无一物。我数过，我们总共找出二十五双鞋，而且每一双都有皮革缝线。他不穿没缝线的鞋子，而且讨厌廉价鞋。我离开床脚，起身去看窗外。堆在草地上的鞋子看起来有点像来自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景象。
“你有没有找到？”哥哥问。我绝望地眨了眨眼，盯着他看，接着才想到他指的是酒。我根本忘了这回事。我又趴下去找，终于在床脚边找到一整瓶苏格兰威雀威士忌。我一把抓住酒瓶，然后往后退了出来，骄傲地举起瓶子。
“好唉，我就知道。”他说。
但是，当然了，早就知道的人是我。有那么一会儿，我觉得自己丧失了所有的希望，完全不了解我们为什么会在那个时候来到卧室里，而且，我不该喝酒，这个时机不对，然而我却急着想来一杯。我们回到客厅里，我把酒瓶放在桌上。流理台上面有个吊柜，他从里面拿出两个玻璃杯，把剩下的矿泉水——我们在瑞典边境史文桑买的——也拿了过来。冰箱仍然照常运作，冷冻库里有冰块，最下层还有孤零零的一条瑞士三角牌巧克力。他倒出两份酒，放了冰块，然后加了些矿泉水。
“干杯。”哥哥举杯说。我握住自己的杯子喝下一大口威士忌，瞪着防水塑胶布看。当时我心想：这件事得要有个了结，因为我再也受不了。我再不愿意想起这件事。
但是，眼前我正在想这件事。我端着咖啡，起身走到窗边，凝望漆黑的窗外。我远远离开过这个世界，不知去了哪里，但是我现在回来了，却无法停止思考。我们两兄弟坐在那栋位于丹麦北边的小屋里对饮，我的三十四岁生日就是在同一个地方度过的。那是在事情发生的四年前，天色比平常的七月底来得阴暗，家里的桌上放了好几瓶酒，灯光投射在窗台上。尽管我们打开了前门和几扇窗户，天气仍然很暖和。我穿着T恤坐在摇椅上，背对着厨房的流理台。我的父母在几个星期之前就已经过来这里，两个弟弟也带着妻子孩子一起来，自己准备了睡袋和气垫床。重点不在于我的生日，而是当时正逢夏季，那时候，大家都已经知道我有志成为作家。我的初作刊登在一份没人听说过的杂志上，但是他们都读过，他们有些困扰，也有些不自在，因为故事的主角是我的父亲。当年，家里还没有人离婚，也没有人过世。我们和以往一样驾着船出海，一同在熟悉的夜晚入睡。峡湾里，灯塔的光线为我们照亮了宽阔的大海，柔和地洒落在史凯恩外侧的海面。我们的船身后面拖着一道宛如救生索般的白色浪花，长长的尾端消逝在黑暗当中。稍晚，父亲坐在家中角落小酌。我从来没看过他像这样子喝酒。我们很久没见面，他的个子看起来比从前小，但仍然强健，而且我这辈子一直觉得就算他把一只手绑在背后，也照样能轻松将我撂倒。他从来没有打过我，连个巴掌都没挥过，唯一的例外是在他教我拳击的时候。当年我百般抗拒，不愿意对他挥拳，因此他才会在恼怒之下，举拳挥向我的前胸，结果我倒地滚到了沙发下。
他瞪着手上的玻璃杯看，接着摇摇晃晃地举杯说：“好，好唉，海宁威啊，你现在是作家了。”他没看着我，而是看穿了我，凝视着后方的墙壁，说不定他也看穿了墙，然而他的笑容只挂在嘴角。我不喜欢这种笑容。我知道他想要我和他一起到屋外，但是我并不想。我在屋里高兴得很，所以他自己走了出去。他忘了自己搬了新家，屋内就有厕所，所以才会和从前一样走出屋外，穿过草坪想去用屋外厕所，后来他绕过转角，朝墙壁和草地篱笆之间的缺口走过去。我凝望他在暮色中的背影。也许，他已经不再和从前一样强壮了。他重重地靠在墙边，然后想挺直身子，接着又摇晃了两下，大概还想再靠回去，但是他的身体却朝着相反的方向摆动，于是他伸出双手抓住篱笆想稳住身子但没抓紧，滑了一下，就这样他靠在篱笆上，找回平衡。随后，他慢慢地站直身子，放开篱笆。一直到他走进屋里之后，我才想到篱笆上装了刺网铁丝。他的双臂下垂，手掌上都是血。屋里只有我看见，其他的人都在庆祝我的生日，一边聊天谈笑。但是，在他和我之间有一道沉默的鸿沟。他没理会自己的双手，自顾自地看着我身后的墙壁，带着相同的笑容说：“好唉，海宁威，你现在是作家了，真有你的。”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是啊。”我说，但是这实在言不及义，而且声音微弱到没人听得见。他走到刚才的角落，拿起杯子喝掉剩下的酒。当他放下杯子的时候，我看到玻璃杯上有一圈红色的痕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