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后一次和他说话是在电话上。他病了。癌症，但是手术很成功，他的身体也好多了。那天是星期四，我在当时受雇的书店里接到他的电话。我们很少讲电话，那是仅有的几次之一，多半是我主动拨电话找母亲问事情或是请她提供意见，通常他会接电话，但是没说上几句，便会把电话转给母亲。
那个星期四，他说：“嘿，我是你老爸。我们大作家的进度怎么样了？”接着他笑了，笑得有点尴尬，而且突然就停了下来。
当时他七十八岁，我三十七，我站在柜台后面手里拿着话筒听他说话，双眼茫然地直视前方，这种感觉很奇怪。书店里到处都是书，顾客也不少，但是我什么都没看见。我的同事稍后对我说：“你脸上的表情很奇怪。”
“嗨。”我向他打招呼，“进度嘛，”我说，“还可以吧。”我身边堆了好几箱从美国寄来的书，全都是雷蒙德·卡佛的作品。他在两年前死于肺癌，享年只有短短的五十年。我们计划举办一场纪念展，展出卡佛所有作品的新版本。我手上刚好拿着一本卡佛的作品，书名是《我打电话的地方》。
“你在哪里打电话？”我问道。
“在家里，”他说，“站在走廊上。”我立刻可以想见他站在走廊上的画面，我一向觉得走廊墙上白金两色的条纹壁纸没什么品味，二十年前我还住在家里时就有这种感觉。他站在镜子旁边，小桌的抽屉拉了开来，电话簿摊放在他的面前，这是因为我虽然已经在书店里工作了十年之久，但他到现在还是记不得这里的电话号码。我本来和他一样在工厂工作，做了六年之后，我才来到书店。不过，到工厂工作是我自己的决定，反观他，却从来没有别的选择。
复活节快到了，他们要一如往常，在星期六搭渡船到丹麦，他说：但是船票有问题。他似乎有些困惑。他们原本订的船被瑞典人买下，当作难民安置处，所以他们得改搭另一艘船。当他打电话到船公司询问的时候，接待人员和他一样摸不着头绪。到底会不会照计划开船？我有没有听到什么消息？难道我不是要和他们一起去吗？
我忘了这回事。我本来应该要和他们一起去的。母亲在某个早上打了个电话给我，说：“你就一起来吧，如果费用有问题，我帮你出船票。”
“我自己有钱。”我说。
他们要带很多东西，而且必须趁这个春天处理不少工事，而他已经没办法承担太粗重的工作了，比方说，老旧的柳树围篱得修剪，有株云杉必须先斩断树根，用绳索拖倒再劈成柴火。另外，有些东西要清运，他们没车，更惨的是，也没有驾驶执照。
“你爸爸老了，”她说，“你听得懂我的话吗？我不想让他一个人做这些事。”但他一向很老，同时也很强壮，我几次试着要帮忙，结果却被他推到一边，他会说：“这算不了什么。”
那不是真的，该死。我至少学到了这件事：任何事都称得上是“一回事”。问问俳句名家松尾芭蕉就知道了。
但这时我回答：“当然，对，我会一起去，我带两个女儿一起去。”事后我才知道我两个弟弟也要一起成行，如果他想找帮手，那他们可以扛下那些粗活。如此一来，母亲可能得另找个理由来对我施压。接着，我把这件事完全抛到了脑后，而让雷蒙德·卡佛填满了我的生命。
“呃，你还在听吗？”我说。
“在，我在。”他说。
“我临时有事，”我说，“礼拜一之前走不开。”这是个无伤大雅的小谎，我一说出口，就希望自己没讲这些话，因为这次打电话来的人是他，这让我真的很感动。我不知道原因何在，但是在过去，他从来不曾让我感动，至少我完全没有这种印象。但是我不可能在两天之内买到船票，尤其是买到复活节前夕那个周六的票。这下子我真的想一起去了。我知道自己有这样的感觉。我不晓得这是怎么一回事。
“可是我还是会去，”我说，“我会去借车，然后从戈登堡走。我相信你手上那些船票一定不会有问题的。你既然没听到任何变化，那么船公司一定有船可派。”
“那好吧，可能是这样。”他的声音像个迷失方向的老人，听得出其中的犹豫。对话结束了，我们都明白。我相信他知道我在说谎，在当时，那种感觉并不好。
两天之后，我被电话铃声吵醒。七点，我早该起床了。
“去开电视。”电话里的人说。咔嗒一声之后，我只听到拨号声。我没听出打电话来的人是谁，但我一定认识这个人。躺在我身旁沉睡的，是容貌已经被我遗忘的女人，而两个女孩分别睡在自己的房间里，房里的灯开着，照着她们的脸。我起床走到客厅里打开电视。电视原本设定在瑞典频道上，这时荧幕上出现的是频道测试画面，我将频道转到了挪威电台。荧幕闪了一下，突然间，画面上出现海面上一艘孤零零的船，先是一侧船身的空拍画面，接下来镜头绕到了另一侧，前前后后地不断绕圈圈。是直升机，我心想。我以为会听到螺旋桨轰隆隆的声响，但什么也没听到。现在是一大早，天色还是灰蒙蒙的一片，平静的大海是深蓝色，船身则是蓝白相间，一切非常安静，这让我摸不清楚状况。我从来没看过这艘船，而且我好累，因为前一天晚上喝多了。我不懂这是怎么一回事。但是船一直在冒烟，黑烟白雾仿佛烟囱般直冲天际，接着往四周扩散，像屏障似的遮住了光线，直升机转了个方向，尽可能地低飞，接着我看到好几公尺长的火舌从船身窗口和船尾甲板下蹿了出来。我没看到人，但是我看到了船名。船名不错，很合适。突然间，我的双脚一片冰凉。这股寒意让我痛到几乎瘫痪，我瞪着荧幕，转大音量，听到无线电传来的声音告诉我为什么一九九〇年四月七日星期六的一大早，这艘船会出现在电视荧幕里。麻痹的感觉从我的双脚延伸到大腿，到腰际，我的双脚再也站不住，我的脚出了大问题，我想，会不会是多发性硬化，我从此之后得一辈子仰赖轮椅。接着，我一屁股坐在沙发上，视线没有离开电视，抓起放在客厅里的电话拨打哥哥的号码。
“喂。”他听起来很疲倦。
“去开电视。”我说。他打开电视，电话一直没挂。我听到他房间里电视的声音。我听到他倒抽一口气，但是他什么也没说。
“我本来也要搭那艘船的，”我说，“但是我忘了，知道吗，我根本忘了这回事，结果才来不及。如果我当初没忘记，如果我和他们一起走，这件事不可能会发生。”
“喔，天哪，”我完全听不出他的情绪，他说，“拜托，安静一下，拜托。”
我醒了一次，一看，还是在夜里。我一定是在讲梦话，我的嘴唇还在动，而且有些肿，我的脑壳里头似乎还有回音。我抬起手摸了摸脸，脸是湿的。我的肋骨在痛，喉头灼热，很不舒服。我轻轻地清了清喉咙。黑暗当中，有个人在我身边呼吸，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生命似乎屹立不摇。当下我突然记不得身边的人是谁，在一阵惊慌之下，我打开了床头灯。她在睡梦中笑了一下，然后伸手盖住眼睛转个身，不是转过去背对着我，而是朝我转了过来，一股如释重负的感觉席卷而来。我关掉电灯继续睡觉，然后梦到了哥哥领到保险金发了大财，为他自己买下了一艘帆船。
“我们有钱人一向能心想事成，”他说，“无论如何，我都不要当个穷人。”
他的这艘船上只有他和我两个人，大船划过费尔德灯塔前方的海面，荡漾的余波带动一阵阵的凉风，我们躺在船上，离水面只有咫尺之远。接着，我往船舷边缘靠去，用双手捧水泼在脸上，我喝了些水，吞下的时候心想：这是全新的滋味，以前海水不是这个味道。然后我拿哥哥新买的航海鞋开玩笑，在我看，这种鞋子是上流人士的玩意儿。就算有人愿意帮我出钱，我还是不愿意碰。
“接下来你要打网球，还是另有什么计划？”我问道，揶揄地笑着说，“或是去打高尔夫球，或买双障碍滑雪赛专用的滑雪板，和那伙上流人士鬼混？”
“可是这双鞋子是老爸做的，”他含泪说，“他想要我留下这双鞋。”
“胡说八道。”我说。
这个梦让我陷入了极度绝望的情绪当中，于是我醒了过来。我僵直地躺着，憋着气不敢呼吸，房间里没有任何声音。这里只有我一个人。我伸手摸摸旁边的枕头，还是暖的，但是她没有留下纸条。我不想要孤单一个人。我跳下床，跑到走廊上，在镜中看到了一张脸，我立刻停下脚步，不假思索地拿起眼前的第一样东西——放在矮柜上的金属小盘——砸向镜子。玻璃随着一声巨响破裂，闪闪发光的银色碎片宛如雨水般洒落在地板上，我凝视走廊上的满地碎片，这一幕仿佛是电视，影片中某场爆炸之后的场景。有个碎片划伤了我的手臂，流的血虽然不多，但是我清楚看见白色皮肤上面的红色血痕。我抬起手，舔掉血迹，然后避开碎玻璃走到客厅里去。孩子已经不在沙发上了，唯独靠枕上还有他留下的印痕。我跑到大窗前面喘着想吸进空气，我垂着手，一直到鼻子贴到了玻璃才停下脚步，然后我瞪着对面的建筑物看。她穿着睡袍站在窗口，我则和上次一样赤身裸体，我看到她转过身来望着我，我们就这么对望，接着，她解开睡袍，让衣服落在地上，不顾这时候是否还有别人和我们一样醒着、会从这头看见她。她的皮肤泛着隐约的光线，而且比任何我见过的人还要白晰，她举起双手搭在窗玻璃上，我学着她，也抬起手，手掌抵着玻璃。在这个大雨过后的夜里，皎洁的明月高挂在我对面公寓的上方，相隔在她和我之间的，似乎只有一片几厘米厚的玻璃。我的双手和鼻子贴在窗户上，裸身站在客厅的窗前，耳边只听到自己呼吸和心跳的声音，除此之外，世界一片静谧。
我不知道我们这样站了多久，也许一分钟，也可能有五分钟，但这还是结束了。她抬起一只手遮住脸，另一只手特别为我做出多数人都会视之为不雅的动作，我知道她在笑，她挥了挥手，我也挥手回敬，接着她便走开了。
这时候离早晨已经不远，但我还是回到了床上，一直睡到了太阳高挂才醒。睡醒时，我不记得自己做了什么梦，但是我盖着羽绒被冒了一身汗，而且头也开始抽痛。我发现空气相当潮湿，于是起床打开窗户，望向外头的步道。固定会出现在步道上的几个女人带着几个我常看到的孩子从公寓前方空地经过，不知是正要去游戏场抑或是从游戏场回家，他们今天的衣着比较单薄，因为三月底的天气突然暖和了起来。我看到几个从世界不同角落来到挪威的难民，他们不像几年前的我还会陪着孩子玩，而只是僵直地站在沙坑旁边，不是把手插在口袋里就是双臂环胸，嘴角上挂着空洞的笑容，带着梦幻的表情凝视公寓之外遥远的后方。
一对领有社会保险的挪威男子以缓慢的速度经过，脚步声虽轻，却仍听得出跛行拖拉的声响。社会保险对我来说是一种浪费，我不是怀疑他们是否残障，而是怀疑我自己的资格。曾经有个邻居看我连续三个月待在家里，有天在超市里，终于腼腆地问我：“这么说，你现在领的是救济金？”
“不对，”我说，“我领的是奖学金。”他和善地点个头，知道这与我敏感纤细的神经有关。
“嗯，这不简单。”他说。
“对，”我说，“的确不简单。”
这位先生独居，他向我表示他不过中午不会出门购物。我懂他的意思。那是几年之前的事了。之后，我们会像两个拥有共同命运的人一般互相打招呼。现在我看到他正走向超市，这表示时间一定不早。
我离开卧室窗口，尽可能地贴在墙边走进安静的客厅。我的书桌很整齐，上面放了没开机的苹果电脑。电脑旁有一叠不怎么厚的打字稿。我戴上眼镜，略略翻了一下，我有种感觉，好像自己从来没有看过这些内容艰涩又冷漠的文稿，这东西应该来自一个不再属于我的世界。当然，这得先假设我曾经掌握这个世界。我拿起稿子走进厨房，把整叠纸丢进水槽下的塑胶袋里。两年的时光被我扔进了垃圾桶。我什么感觉也没有。我拎起塑胶袋，紧紧绑上袋口才拿到客厅里。接着我启动电脑，先等了一下，再点入“硬碟”进入程式目录，用鼠标将整个“新书”档案拖到荧幕右下角“资源回收桶”里。这个回收桶的图标老是让我想起我在一九六八年买来的“佛利伍麦克”合唱团首张黑胶唱片，当年创团人物彼得·格林还很年轻，精神也还正常。我脑袋里响起了《地狱恶犬穷追不舍》这首曲子，“回收桶”图标涨得圆鼓鼓的，我大声说“点下去”，伸出食指敲下按键清理回收桶，于是图标恢复原来的大小。接着我找出几天前写下的句子：水面上的粼粼波光隐隐可见，然后列印在纸上。之后，我先关机，便拿起这张纸放进最上面的抽屉里，抹去桌面上看不见的灰尘。我站了起来。这样就对了，我必须向前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