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也这么觉得吗？”父亲说。
我会这样说，是因为他觉得这不只是可惜而已。对我而言，这栋屋子代表的是我对于叔伯姑婶、褐色海藻、玻璃水母，和许多可有可无的打斗的记忆，在我的心里并不占有太重要的地位。当时，如果我稍微用点脑筋去思考，就会发现我的生命中有太多事件，就像前一个或前两个年头一样。我在每一年都有太多自己不了解的选择，我的脑袋也没有空间去容纳其他的事，总是疲于奔命，想要把每件事做好，却永远处于太迟的状况。在那时候，我最想做的就是到班夫约登去钓鲭鱼和鳕鱼，但整个夏天，我却冒着酷热为电话公司挖沟槽铺电缆，想要赚足钱，到英国去探望哥哥。后来，我只存够了旅费，却还不够支付住宿的费用，因为我打算至少停留四个礼拜。
“当然啦，不是吗？”我说。
“是啊。”他说。
我们的对话到此为止。前一天我才刚对他大呼小叫，说光凭他订阅挪威的《晚报》，就可以看出他属于最低层的劳工阶级。所以，父子间会没什么话好说，实在不让人惊讶。
我们拉上小屋的门，开车下山，朝贝艮斯坦桥的方向过去，一路上我没有回头，也许这是因为我在开车的关系。
但是父亲回头看了。
原来种在小屋和水面之间那片陡坡上的树木，大部分都已经不见了。树是最近才倒的，有些树干还留在原来倒下的位置。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木料的清香，站在这个地方，本来应该要透过树干之间的空隙才看得到光线和峡湾，而现在一览无遗的湾面竟然有种凄凉萧飒的感觉，而且魔力尽失。从前的小树林稳稳抓住一切，现在却连颗可以丢到水中的石头都没有了，如果脚步稍有不稳，恐怕就会直接落水。我走下小山丘，回到车边。
说来好笑，我开车出门买吃的东西，从奥斯陆东北边大约十公里的地方出发，结果在几个小时之后从城南回来，一路经过了霍凯托来到黎安附近的山丘，朝诺斯传前进，而这一带，则是奥斯陆东区和西区精华地段的交会之处。我虽然毫无计划，但看起来却像有极佳的路线规划，我转进了岔路，在独栋宅邸间行进，然后在黎安附近下了山丘，沿着另一条岔路走，停在学校偌大灰砖建筑的几百公尺之外。我瞥了腕表一眼。最后一堂课再过十分钟即将结束。我打开车窗，卷了一根烟，一边坐着抽烟一边等待。还好，我现在可以抽烟了，因为这地方不是站在路边呕吐的理想场所。
我打开车子的电源听收音机，抽烟的时候眼光没有离开学校，一直到抽得剩下一截烟屁股的时候，我才关掉电源。下课铃响了。铃声先在空中冻结了一秒钟，接着校门砰然打开，孩子一哄而出，冲进了运动场。学童在门口分成好几路，有些往上，有些朝下走，几个孩子光是站着聊天，另外少数几个学童则穿越马路朝我的车边走来。我一眼就看到她红色的帽子，同一时间，她的声音也从打开的车窗传进我的耳里。突然间，我勇气尽失，身子往座椅后缩，双眼紧盯着仪表板看。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可不可以到这里来。但是，来不及了。她看到我的车，伸手拉开乘客座的车门坐了进来，透过挡风玻璃往外看。她今年十二岁。
“嗨，爸。”她说。
“嗨。”我回答。我坐直身子，仍然直视前方。父女两个人都看着车窗外的学校。
“你好吗？”她说。
“还可以。”我说，“你呢？”
“不错，数学除外。”
“你妹妹呢，她适应得怎么样？”
“她觉得所有的事情都很无聊。”
“这不是新闻了。”
她笑了。“的确不是，”她说，“她虽然把‘无聊’两个字挂在嘴边，但我不知道她是不是真的这么想。”
“你可能说对了。”
她安静下来，转过头看着我，我可以感觉到她的目光，也可以听见她的微笑。
“你现在是打算绑架我，还是有别的想法？”
我凝视着她。她的嘴角没有笑意，我可能误会了。
“不是，嗯，我的计划不是这样的。”听我说话的口气，好像自己真有什么盘算，“可是，你想被绑架吗？”
“这主意不错，但是拜托，不要像电影演的那样，我想在五点之前到家，妈妈那时候会到家。而且，我有好多作业。”
“绑架一个小时，怎么样？”
“好极了，老爸。”
我有两个月没看到她们两姊妹了，之前的两年，我们也只是偶尔见面。我发动引擎，在校门口转个弯，然后往刚刚过来的路上开了一段距离，来到杰尔湖畔的旧莫斯街上一间叫做桑维艮小筑的咖啡馆，从这个地方可以看见湖景。这也就是说，我绕了一大圈路，是因为“斯瓦兹寇格，三公里”就在不远的前方。我把车子停在咖啡馆门口对面的路边，女儿把背包留在车里下车绕过来，我用食指抵住她的脖子，竖起拇指假装是手枪的击锤，然后说：“好了，手举起来。”
穿越马路的时候，我的指头还抵着她的脖子，而她高举双手，脸色严肃，走到咖啡馆的阶梯时，还大声说：“拜托你，我只是个小女孩，我想回家。”
“哦，是吗？”我用同样响亮的音量回答，一边随手推开门，然后用眼角余光瞥到在距离我们最近的一个窗边，有张脸孔藏在窗帘之间往外看。
“双手举高，到里面去。”我说。
我们差一点被门槛绊倒，两人一路笑个不停走进咖啡馆里，挑了张可以眺望湖景的桌子坐下。我们是咖啡馆里唯一的客人。好不容易有个男人来到桌边，我注意到他的动作僵硬，态度十分谨慎。我为我们点了松饼和可可。
“你觉得他会不会报警？”女儿趁他还没从厨房走出来的时候低声问我。
“希望不会。”我答道。
没多久，男人用大托盘装着我们的东西走回来，他将托盘高举过头，好像想避开餐厅里拥挤的客人，但这里仍然只有我们父女二人。他先在空中画了个弧度才放下托盘，将画有植物图案的白色杯子、两盘松饼和一小碗果酱放在桌上，在果酱碗里摆了只银汤匙。他将装在白壶里的可可倒出来，两个杯子都注满之后，才把大壶放在白色的桌布上，一丁点可可都没滴出来。我们静静地坐着看。这些东西既白净又奢华，其实，一半的程度就已经足够。松饼事先烘烤处理过了，光线透过窗口照射在果酱上，看起来光泽艳丽。男人优雅地一鞠躬，说：“请慢慢享用。”接着转身再次离开，这会儿，他的动作已经不再僵硬了。他不可能报警的。
“如果有松饼吃，被绑架也不坏。”女儿说，这地方的服务让她印象深刻。我也一样，但是我觉得有点厌烦，这样的服务方式太过刻意，像是在我面前演出的一场化装舞会。此外，我满肚子都是黑面包。于是我选择了可可，喝下一大口，眼睛望向湖面。
“所以说，你以为我打算绑走你。”我说。
“离婚的爸爸不都是这么做的吗？”她说。这话听起来像是一篇充满信任的宣言，但是我承担不起。我从来没动过这种念头。我突然觉得坐立难安，呼吸困难，而且双腿开始刺痛，于是我站起来，说：“我去洗手间，你先吃松饼。”接着我穿过空桌之间的走道，来到另一个摆着空桌椅的小厅，再走进尽头的盥洗室。我在洗手台前站了一下，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接着才打开冷水的水龙头，几次掬水泼洗脸孔和脖子，一直到头发、鼻子和耳朵开始滴水才停下来。我转头想找毛巾但是没看到，只好走进厕所的隔间里扯下十公尺左右的卫生纸，想把自己擦干，但是这个效果不好。我走了回去。
“你去洗澡吗，”女儿问，“穿着衣服洗？”
“里面没有淋浴间，”我说，“但是水龙头的水流够强，所以我只要倒立就可以冲澡。穿着外套洗澡的确有点难，但是我还是办到了。重点是，要能够在狭小的空间里稳稳倒立。”她笑了，完全不相信我的话。
“祖父知道怎么倒立。”她说。
她从来没有亲眼看过，但是我告诉过两个女儿我的父亲有哪些本领，以及他如何锻炼身体，来达成据我们所知还无人能及的挑战。
“我这份松饼给你吃，我不饿。”
“这样我会吃不下晚饭。”
“就说你肚子痛好了，这招很管用。”
她拿走我盘子里的松饼，没涂果酱就开始吃，一边静静地掉着眼泪。这时候我看着窗外，喝完杯子里的可可。这杯可可凉了，滋味没有医院里那杯香醇。湖的对岸有个男人走到冰上，想试试冰层的支撑度。他往前走了几步，然后往后退。这个人影小得像根针。我转头看着女儿。
“嘿！”我说了，她继续咀嚼，低头看着桌子继续哭，然后像小孩子一样，用两个手背抹了抹脸，说：“为什么我们不常看到你？”
我一直在等待这个问题，近乎期待，但是听了之后还是感觉到心头一震。
“这很难解释。”我说。我听出这句话的软弱无力，因为在这个时候，我突然觉得不可能去解释。“可是情况马上会改变了。”我说，我本来就打算这么讲，我是真的这么想，真的。她没有回答，只是点点头，继续咀嚼松饼。我看着手表说：“你最好把可可喝完，今天的绑架差不多该结束了。”她急忙站起来，差点撞翻椅子。她紧张地看着自己的手表，一边走向出口。我跟了上去，刚才的服务生站在走廊上，态度又僵硬起来，他难以察觉地点个头，而且没说“欢迎再次光临”。过马路的时候，我感觉到他的目光落在我的背上。我的车孤零零地停在停车场里，我说不上原因，但是车子看起来好脆弱，这让我有点气恼。我强迫自己停下脚步，先检视车子一番，才打开门锁。我尽力用最坚定的眼神回头看咖啡馆，接着再看向杰尔湖。这天实在称得上精彩，先是下雪、下雨，接着又出了太阳，而现在，犹如奶白色汤汁的浓雾也悄悄地掩上了结冰的湖面，爬到岸边，窜过马路，遮住了指向斯瓦兹寇格的路标。我们还没上车坐定，大雾便追了上来，钻进车窗里包围住我们。关好车门，我发动引擎，小心翼翼地沿着湖畔开车，再次回到峡湾，然后往上开，穿过赫伦葛街一带的房子，再经过学校。我把车子停在她住处前一个路口的溜冰场边，闪闪发亮的冰面后有片斜坡，上方是一片住宅区，灰白色的雾气把房子连成了一串。这些房子有些是古老的豪宅，有些是丑陋的暴发户建筑。我们坐在车里，看着眼前的世界逐渐模糊。
“你还需要开灯睡觉吗？”我问。
“不必了，我长大了。”
“很好。”我说。但我心里不这么想，听起来可能好笑，但我不希望自己没办法看着她长大，我想要她等着我。可是我没办法告诉她。
她静静地推开车门，拿起背包，一手放在门边站了一会儿，才说：“我得把刚刚的事告诉妈妈吗？”
“我不太确定，可能不要讲比较好。”
“好，”她说，“再见。”看她说话的样子，好像想朝我靠过来，但是她改变了心意。她关上门，背着背包走向高耸的黄色瑞士农舍风建筑。她们住在二楼。也许有个男人同住，我不晓得。我没有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