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和一张脸孔有关。我从来没见过那张脸，却能够辨认出来。现在回想起来，那种感觉并不舒服。有人递了杯杜松子酒给我，其实我当时已经喝多了。我看到自己握着注满酒的杯子，除了那张脸之外，我什么也不记得。而现在我站在书店门口，前额抵着门的玻璃，一边伸出脚去踢门。他们得放我进去。我不知道自己在这里站了多久。我离开过这个世界，然而如今归来的感觉并不好。为什么没有人开门让我进去？我又踢门了。来往的行人穿越我身后的人行道，可是我没有回头，自顾自地把脸贴在玻璃上，鼻尖挤到变形，眼睛瞪着一排排的书看。书店里光线昏暗，户外却十分明亮。早晨的阳光暖烘烘地照着我的后颈，但我不敢回头。那杯杜松子酒已经是昨天的事了，而且离奥斯陆市中心的这条街道相隔甚远。
有人轻咳了一声，说：“店里应该没人，可能还太早。”
我认得这个声音，说话的是在隔壁摆书报摊的女人。她站在我的身后。就算在六月周末午后的人群当中，我闭起眼睛照样能在亚克布鲁格大街上认出她的声音。从一九八一年起，我一直都在她这里买派特欧香烟、《日报》和“便餐”巧克力棒。接着我才想起来，我已经不在这个地方工作了，而且至今有三年之久。我稳稳站直身子，屏住呼吸，等着她走开。停止呼吸是个不错的方式，因为我每吸一口气，侧胸便会跟着隐隐疼痛。但我还是得呼吸，我的喉咙——或是更深一点的地方——嘎然作响，肋骨边立刻出现一波痛楚。一定是肺癌，罹患肺癌让我很难过，此外，我可能不会久留人世。
我身后的声音消失，所以她应该是走开了。接着我开始哭泣，我把鼻子贴在玻璃门上往店里看，发现自从我离开之后，书店更具规模，面积扩张了些，也添了好几座书架来摆放更多我不可能阅读的书——因为我即将死于肺癌。
我四十三岁。我父亲在这个年纪才生下我，他一辈子没碰过香烟，只在星期日晚餐喝个一品脱的酒来慰劳自己。他说过，身体应该是一座生命的殿堂，而不是漆成白色的坟墓[1]。他生前擅于拳击，还是个滑雪高手，当他深呼吸时，空气可以直达肺部，而且一点也不会痛，因为那个年代的空气干净多了。他只有在感冒的时候才会咳嗽，而这种情形极为罕见。他已经过世，肇事者并不是他本人。但如果我现在死了，绝对是我自己的责任。这是我们父子之间的差异，而且相当悬殊。
我一边咳嗽，一边低头看自己的双手。这双手有种莫名的空虚，肮脏的手掌上有擦伤的痕迹，但是我不觉得痛。我的手上有伤痕。随后，我想起了一堵粗糙的灰色高墙，我跌落时曾经伸手攀住围墙，接下来我又想起了泳池宁静无波的水面，加了氯的蓝色池水下方有黑色的水道线。那是座还没开放的公立游泳池，里面很安静，有个一身白衣的男人从池畔走过，我试着回想自己究竟是站在哪个角度来观看这座泳池，但是我想不起来。我出现在所有的空间当中，像上帝一样无所不在。我可以清楚看到墙上的钟，但是读不出上面的时间。角落上有一棵棕榈树。我猜，这地方应该是毕斯列的大浴室，灰色的外墙是毕斯列体育场。但打从我十岁时和父亲一起去看洛佛司队在足球场上以二比零击败渥勒雷酿队之后，就没有再到过毕斯列体育场。当年，父亲在球赛结束之后备受打击，在回家的路上一句话也没说。
灼热的太阳晒着我的后颈——如果不是这样，就是有什么东西烧了起来。今天可能是星期天吧。我不记得了。我只看到自己映在玻璃门上的双眼以及门里的书，我不知道今天是星期几。
“去看看今天的天气怎么样。”每到星期天早上，父亲都会这样说。我总是会从下铺起身走到窗边，拉开厚重的窗帘，越过结霜花朵看向远处。
“出太阳了，”我说：“晴朗的好天气。”
“晴朗，”他说：“真******见鬼了。”
“真******见鬼了。”我也跟着这么说。白雪亮得刺眼，煎培根的香气一路从楼下往上飘，这表示他在几个小时之前就已经醒了，正在打点滑雪板和背包。这会儿，东西应该已经摆在走廊上了，背包的侧袋里放了保温壶和三明治，里面有备用的毛衣和袜子、滑雪板用的蜡刮，他总是担心突发的融雪或温度骤降，所以还准备了三块滑雪板蜡。此外，我们两兄弟各有一只柳橙，如果运气好，说不定还有巧克力棒。每个背包少说也有二十公斤重。
那个情景恍如隔世，他过世将近六个年头了。我想起那间位于达孟斯街上、门上贴着红色十字的办公室，消防队员播放船舱内的录影带，荧幕上出现了几具俯趴的半裸人体。《世道报》的头版标题写的是“死亡的通道”，录影带的影像刻印在我的眼底，我看到人的皮肤。闪烁的灯光往前移动，皮肤黯淡无光，晃动的阴影落在人体的手肘、臀部、肩胛骨和颈子之间。死寂中没看到任何动静，只有似乎唤醒了逝者的灯光。摄影机继续前进了一会儿才停顿下来，接着就是一片漆黑——这里是火焰吞噬一切的终点。随后，镜头来到船舱，床铺上躺了只孤零零的绒毛企鹅，浴室的门半开，门后阴暗的光线让人看不清里头的陈设。我鼻头抵住玻璃门，双脚冰凉地站在这里，然而我心里想的是当时在办公室的那股寒意如何爬上我的双腿，以及胃里那种无法抑制的灼热感。但是当时我仍然保持沉着，坐在我身边的女人说：“看在老天爷的分上，倒带好吗，我要再看那只企鹅一眼。”我想到的是巴格达的防空洞，事情已经过了一年，我记不得确切的地点，只知道一九九一年的轰炸行动经过电子仪器精准策划，宛如一场线上游戏。
“倒转。”她一再重复要求，消防队员照她的话倒转，该死，她整个人简直成了一尊石雕。
我真的不舒服。凉意从双脚爬上腰臀，我开始发抖，牙齿咯咯打颤。我的前额贴着玻璃震动，就像坐在柴油引擎公车里，把头靠在窗边往外看一样。我想吐，可是地点不对。有路人从我身后的人行道上经过，今天不可能是礼拜天，因为从他们说话的声音来判断，这些人还年轻，应该是附近商校的学生。他们在经过我身后时全都噤声不语，我不打算回头看他们紧盯着我不放的目光。我低头看自己的鞋子，这双鞋已经磨损，我的衬衫没塞进长裤里，外面披着夹克，拉链没拉，我还看见腰带松松地挂在半开的裤裆上。昨天不是这样的。裤裆怎么打开的？也许我遭人强暴了。说不定，当我穿越过毕斯列体育场的时候，有人把我拖进毕斯列浴场的更衣室，趁我神智不清的时候粗暴地****我。我闭上眼睛，试图集中精神思考，想要找出和身上伤痕相关的蛛丝马迹。我的肌肉仍然酸痛，但我只知道自己浑身疲惫，这种感觉实在很难形容。我得去看医生。我可能会有阳性反应。这个城市里有些人可以不眨眼地在我的血液里栽入种子，在我身上留下某种潜藏的病毒，接着在几年之后，就在我最没有防备的一刻、在我和今日截然不同的生命当中、在一个我脸上充满阳光的日子里，像颗定时炸弹般迸裂炸开。
我深吸了一口气，身侧该死的疼痛让我几乎跳了起来。是我的肺，我忘了这回事。我低声咕哝。有人停在我的背后，说了些我不想听的话。我直挺挺地站着等待，随后我哼了一声，这人便离开了。我抬起右手摸头发，想知道头上是不是湿了。我的头发很干，硬得和踏脚垫没两样，而且还肮脏透顶。如果能洗个澡一定会很舒服，除了淋浴之外，我还想来个蒸汽浴。这阵子我很喜欢蒸汽浴，以前可不是这样。我一向害怕从巴士站到托卡达浴场，然后爬上石阶的那段路，在热水还没打开之前，更衣室和浴室里一片冰冷，但是当热水流过头发，沿着颈子经过肩膀来到胃部的感觉真好，让我只想一直站在原地。没事的，在那一刻，一切都很美好。
“张开眼睛，跟我来。”他对我说，一边拉开通往蒸汽室的门。我就这么跟在他的身后，因为没有人说我可以拒绝。我走了进去，里面一座威力十足的炽热设备几乎抽光了我喉头的每一口气，而且速度快到我完全来不及喘息，我立刻感觉缺氧，挣扎着想要吸气。
“排出体内的秽气很重要，”他说：“能让你从里到外彻底洗涤洁净。”但是我的汗水流不出来。我又干又瘪，站在蒸汽当中看着板凳上光裸的男人，这些人用手撑住脑袋，汗水淋漓地喘着气，大肚腩压着大腿和鼠蹊，没有人说得出话，因为蒸汽室里偌大的设备吞噬了所有的空气然后往四面墙吹，没有留下多余的空间。我没办法吞咽。当年我才八岁，只觉得皮肤湿热难当，我不了解洗涤的重要性，也不晓得自己包藏着想法和灵魂的身体并不干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