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这部古典文学作品里，塑造了一个气量狭窄的周瑜。从此，中国的任何小说，再没有塑造出一个嫉妒心如此之重，而且家喻户晓的人物。莎士比亚笔下的奥赛罗，也是一位好妒成性的老兄，但他和周瑜不同，周是才嫉，奥是情嫉，才嫉比情嫉要更可怕些，所煽动起的仇恨要更强烈些。
周瑜式的嫉才情结，排他心态，在作家这一行里，倒是根深蒂固，怎么也好不了的。越半瓶子醋者，越挤兑人；越觉得自己有点资本者，越不容人，而那些陷入创作危机，走下坡路者，则尤其不能允许别人冒尖。其实文坛地盘挺大，足可以跑马射箭，互不碍事，大家都有存活的余地，但一定不许别人风光地非要干掉几个，干掉一片，干掉绝大多数，就留他老哥或老姐一个，这就是三国中描写的周瑜的心理病态了。
幸亏周瑜不是作家，他要搞写作，“建安七子”，都出不来。这一点，得佩服曹氏父子，曹操捉住骂他的陈琳，不但没砍他的脑袋，还给了他一个官做。他儿子曹丕，诗写得文采绮丽，文学批评也是极有见地的人，他的《典论》对同代作家作出了品评，可他并不因为不喜欢谁的文章，而把谁给修理了。所以，当时魏国的首都是三国时期的文化中心。
赤壁之战时，要是诸葛亮像刚出道的文学青年，见到编辑鞠躬，见到作家作揖，见到评论家磕头，也许周瑜就不把他当回事了。可他又借箭，又借风，神气活现。赤壁之战后，周瑜着着输棋，竟被诸葛亮活活气死了。临死，仰天长叹曰：“既生瑜，何生亮！”这六个字，遂成千古警句。
其实，正史《三国志》中的周瑜，“性度恢宏”，那是胸襟开阔的人物。孙权与陆逊讨论时说：“公瑾雄烈，胆略兼人。”程普说过：“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可见是个很有人格力量的男子汉。而且《三国志》中说他“长壮有姿貌”，“少精意于音乐”，可见他确是苏东坡笔下那个“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的风流人物。他当时不可能，也没必要把诸葛亮太放在眼里的。这种可怕的嫉妒，倒是《三国演义》这部通俗小说给他创造出来的。
公元210年，他给孙权的信中说：“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只字未提诸葛亮。以及曹操后来给孙权的信中说到“赤壁之战，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的这番话，对于诸葛亮的作用也没有论及。因此，在历史上这场有名的赤壁大战中，时年三十岁的诸葛亮，不过是个小角色，充其量是西蜀派驻的一名军事观察员。而长他六岁的周瑜，才是指挥这次著名战役的总司令。
但由于小说家的虚构，扬抑之间，这两个人，一则为鹤氅羽衣的神仙，一则为鼠肚鸡肠的小人了。从此，周瑜成了气量狭窄，心胸偏急，嫉妒成性，毫不容人的文学典型。
于是，他垂死时的“既生瑜，何生亮”的悲鸣，就成了一个应该盖世而未盖世，应该得到一切而来不及得到的英雄，在他命危旦夕，已无法再一争短长时的绝唱。很痛苦，很悲伤，死也咽不下这口气，许多碰上“强中更有强中手”的败者，或者时运不济，错过良机，即使不死，也会在力不逮时，发出这种类似感叹的。
这六个字中有两个“生”字，真是深堪玩味啊！
中国人的心态，可能与中国人繁殖孳生得太多太快有关，一切的幸与不幸，一切的忧患祸福，都和人口众多，过于密集，以致生存空间变得狭窄拥挤有关。于是，就产生了像物理学所说的，作为物体，人与人之间的相排斥，相敌对，相嫉妒，相倾轧的行为，远远大于相吸引，相联系，相匹配，相协同的现象。
无妨假想一下，当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为一个人时，人需要他人是第一位的。当每平方公里为一万人时，人提防他人是第一位的。当每平方公里为百万人时，连空气都不够呼吸，生存竞争，便是第一位的了。因此，人口众多，物产有限，形成了中国人心态中的独占欲，霸有欲。典型的状态是：一天不能二日，一山不容二虎，只有一个馒头，分开来吃两个人仍是饥饿，就不如拼个死活，一人享用。于是，有你无我，有我无你，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势必要干掉对手，才能用馒头蘸着鲜血，从容地领教老子天下第一的风光。文坛不大看得见刀光剑影，但彼此之间的倾轧，有时也颇有血风腥雨的味道。
这也就是中国自古以来，总是时不时地造成历史倒退逆转的一个根本原因。只有无情的屠杀，而无公平的竞争，屠杀只能再回到黑暗，竞争才推动历史前进。一个总是不停拼杀内耗的社会，是不会取得长足进展的。
在这样的状态下，强者和强者，大概是很难共存的了，周瑜和诸葛亮如此，庞统要不死于落风坡，焉知后来和诸葛亮又何尝不如此呢？不是已见争功端倪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