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和一位台湾作家谈天。她说，那边的影视界拍片前，要香烛纸马，拜天拜地的，否则，片子拍不好事小，卖不出好价钱事大，要出意外事故，死伤个把人，那就更倒霉。所以，从导演到演员，到剧组的无名之辈，都虔诚地在神的面前，磕头如捣蒜，祈求保佑。那是好多年前听说的，觉得电影艺术是工业社会的产物，现代文明的科技结晶，与迷信是搭不上界的，听到这些，颇觉好笑。我一直后悔忘了问，他们供奉的神灵是谁？绝不会是卓别林或者阮玲玉吧？
最近听说，我国的影视界，迷信之风也在炽盛起来。有的名演员，买好了机票不上机场，原因是卜了卦，那天不宜出行，便龟缩在家了。国人在向外界学习什么的时候，好东西常常学不到家，坏东西则无师自通，而且青出于蓝。
据说一些大演员、大导演，平素里很被人尊敬的，讲起革命语言，也是一套一套，拍的片子还是主旋律什么的，也要在香案前跪拜。于是，我想，每个人都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做什么和说什么，说什么和想什么，常常不是三点成一线那样笔直的。圣人如孔夫子，一会儿，“子不语怪、力、乱、神”，挺唯物论的，一会儿“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了。好像中国人脑子里很难摆脱唯心论的影响，那是很根深蒂固的。
菩萨是随着佛教传入中国的，春秋时代，孔夫子供的神，想来便属于原始崇拜。他说：“吾不与祭，如不祭。”把神相当地当回事的。我有一个编辑朋友，平素思想新锐，病了一场以后，休息在家。有一次，我问他在家是不是还干点什么与文学有关的事情。他告诉我，两三个月来，他一直在练香功，还劝我：“老李，你也应该练一练。”
我是实用主义者，反问他：“灵吗？”
他想了想：“你信，就灵；你不信，大概就不灵！”这大概就是孔夫子所说的信神，神就在那里了。
也许人要是硬相信什么的话，没准真能精神变物质的。他认为灵，也未细究是药的疗效，还是功的成果，看那意思，练对了。这也难怪，甚至连孔老先生，都无法排除神仙鬼怪的迷惑，一般的草芥之民，那就更是唯心主义泛滥的市场了。
所以，翻开中国历史，皇帝自称天子，是代表天，也就是神来进行统治的。农民革命领袖，打出“替天行道”的旗帜，也以神的名义，来反抗统治的。汉末的黄巾起义，这是中国有史以来较早的，也是较大规模的一次农民革命。《三国演义》就是从黄巾举事写起的，首领张角三兄弟，一开始就以符水治病，神怪起家，然后聚党成事，揭竿而起。造反规模之大，范围之广，一方面说明当时汉王朝，宦官擅政，屠夫当道，腐败透顶到极点；另一方面也说明老百姓的迷信程度。张角这个不第秀才，打出来“吾乃南华老仙也”这样一位神，居然能号召数十万人，头裹黄巾而起，看来他是深懂中国人的迷信心理的。
《水浒传》里的宋江，被众兄弟推为梁山水泊的领袖以后，他深知一个押司，是个小角色，不足以和什么八十万禁军教头抗衡。所以，他一是想方设法，把知名人士玉麒麟卢俊义弄到山上来，当他的副手，提高声望。二便是宣布他拥有一本九天玄女娘娘赐给他的，而别人看不懂的蝌蚪文的天书。也是依靠神的力量，来增强自己的领袖权威。太平天国的洪秀全，索性搬来了一位外国神，他，还有东王杨秀清，装神弄鬼，成了天父的代言人，接受众人的膜拜，发号施令。
几乎所有成事或不成事的农民起义领袖，都无师自通地懂得造神。因为吃准了中国历朝历代的老百姓，无不普遍的文化低下，而文化低下，正是孳生迷信的精神和物质的基础。连圣人孔夫子都摆脱不了唯心论，何况那些黎民百姓，总是需要一个神的。而且，也吃准了中国人的有迷信而无信仰的泛神论观点，容易迷信上当，绝无坚定信仰，能够接受任何一个崇奉膜拜的对象。所以，不管是天上的，地上的，还是外邦的，总得请来一位填补老百姓的灵魂真空，此术屡试不爽，无不奏效。
占据大清王朝半壁江山的太平天国，后来失败了，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条，他们所请来的神，是高鼻子蓝眼睛的耶和华，怕也是败因之一吧？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老百姓从骨子里有点排外情绪。虽然他把这个神中国化了，但连西方传教士都不认可的，这个不伦不类的上帝耶和华，自然不如土神仙了。其实还不如更聪明的人索性自封神仙，更容易被接受呢！
所以，造神运动在中国鲜能绝迹，大概一是中国的统治者需要这种骗术，二是中国的被统治者又极容易受愚弄的缘故吧？中国不知有多少次农民起义，无有不造神者。造外国神，造中国神，乃至于造自己为神，不论谁上台，都得念这本经。
好像这也是一个规律：愈贫困，愈愚昧，愈容易造神；而愈容易造神，也必然愈加愚昧，愈加贫困。
五千年来，中国人的灾难根子，恐怕就在这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