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坟，在城东30多里的田王村。
每逢清明，我便揣一沓纸钱，骑车穿过灞桥镇东南方的战备桥，蹬上田王坡，去为娘上坟。
可是，找不到娘的坟茔。从田王到洪庆，四五里地，原本是一片开阔荒凉的田野，当年，娘的坟就在这里。而今，工厂一个挨一个，楼房一幢接一幢，填满了整个空间，哪里去寻那座孤坟呢？我只好从楼群中间绕过，七拐八拐，绕到厂区和楼群的后面。后面依然是冷寂的田野。麦苗绿了，而散落在田间地头的老树却依旧向阴沉沉的天空伸着干枯的枝杈，野老鸹呜哇呜哇地叫着飞来窜去。
寻一块不长麦苗的开阔地，自然是野草乱蓬的领地了。蹲下来，将火纸抖开，划火柴点燃，旷野风大，不一会儿火便呼呼地响起来，橙黄色的火焰摇曳升转……过路的村妇，停下来，小声地询问：“给谁烧纸？”
“老娘。”
“该，该！清明节了，该！”村妇走了，一声幽幽的叹息洒向荒野。
也许是平生经历的磨难太多太多，我常常觉得自己已成了一个不会流泪的人了。可是，每当火纸点燃，缕缕青烟向阴霾的天空袅袅升起时，那封闭的泪腺顷刻间裂开了，泪水如泉涌出。我想哭，放声地大哭，像小时偎在娘怀里用哭声发泄委屈一般的哭……
火熄了，烟散了，泪亦流尽了，我依然坐在蓬蒿丛生的田边。田野寂静，风冷飕飕的，目光凝望着朦朦胧胧的远山，任思绪回归久远……
一
我是娘的老生子，生我时，娘已是40岁的中年人了。小时候，娘曾笑着告诉过我：我生下来时，瘦得一把骨头，两三个月了，不会笑，也不会哭，娘对家人说：“这孩子长不成的。”娘生过十个孩子，已经殇了五个了。老家属徐州府管辖，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我出生时，小日本还没投降。八路军、国民党、小日本在这里“拉锯”，村里一天一夜能换三拨军队；白天是国民党的兵，晚上就会来八路军，天不明又会听到“巴格牙鲁”的号叫……日本人的飞机常常从空中扔炸弹。一听到飞机的嗡嗡声，村里人便乱作一团，扶老携幼地狂奔，找地方躲炸弹。局势乱成这个样子，谁还有心养一个看来养不活的孩子？在一次躲炸弹的逃亡中，娘狠狠心，将我撇在了茅草搭的车屋里。车屋里停着一部老牛车，娘将我裹巴裹巴，撇在车厢上就走了。那时，大姐已经12岁了，傍黑时分，姐姐摸到大车屋里，将我抱了回去，倔倔对娘说：“小三还没断气嘛！你们说养不活，我偏要试试！”娘不言语，泪眼巴巴将我抱在怀里。娘没奶水了，姐姐便将小米捣碎，天天给我喂糊糊汤。就这样，我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开始，我不相信这是真的。可娘讲得很认真。我问姐姐，姐姐说她记不清了，只是骄傲地对我说：“反正你是我抱大的，娘忙了里头忙外头，整天把你撇给我。”不管此事是真是假，我却从来没抱怨过娘。打我记事起，我就与娘相依为命。记忆中爹的形象影影绰绰，只知道爹在南京念过书，回家乡后，在县里教书，整年穿一件长长的月白大长衫儿，无论城里人乡里人，都称他为徐先生。爹在我还不能记住他的形象时便离我而去了……
我能记事，大约是五岁多了。记得那时家里很苦，两个哥哥、两个姐姐都先后不见了。娘跟我住在一间破草屋里。经常有挎枪的民兵到家里来，对娘吆喊着，训斥着。我问娘，娘总是说：“你不懂，别管这些事。有娘哩！”
一天晚上，村里的哑巴叔到家里来了。我知道哑巴叔并不哑，只是平时跟谁也不说话，可每到我家，就能跟娘对话。
屋里没有点灯，因为灯碗里早就没油了。黑暗中我听娘幽幽地叹了一声气，说：“兄弟，我得走了，到西安找大俊去。”大俊是我大姐的乳名。
哑巴叔说：“嫂，走吧，待在家里，早晚是一死！”
我想，娘是在我熟睡中抱着我上路的。等我睁开眼时，早已不见了家乡的茅屋和村前那条小河。割了穗的高粱棵子无边无际，东倒西歪。我偎在娘怀里，娘坐在独轮小木车上，推车的是哑巴叔。独轮车在高粱棵中间的小路上吱呜吱呜地走着，尖厉的北风吹得枯萎的高粱叶儿沙沙作响，吹得人脸上生疼。哑巴叔早脱得只剩下一件单衫子了，大颗大颗的汗珠儿还是顺着粗糙的脸庞朝下淌……
天黑之后，我们赶到了黄口车站。哑巴叔和娘说了几句话，又把我抱起来，看了看，放下，推上独轮车便走了。
这时，我已经理解了娘的目的：到西安去找姐姐。早听说西安是个大城市，到那后肯定再也不会挨饿了！我小声问娘：“找到姐姐，有白馍馍吗？”
娘没有回答我，扯着我，小脚一歪一拧地走进了铁路旁边那间孤零零的房子。以后我知道那叫候车室。
那房子比我家那草屋大多了，没有麻油灯，房内却有昏黄的光亮。抬起头，才见那光亮是从房中间悬吊着的一个窝窝头大小的玻璃球内发出的。听人说，现在城里都兴电灯哩，这大概就是电灯了？这房子的西墙上开着一个四四方方的小洞，洞里也透出亮光来。娘领着我走到小洞前，我看见洞口里露出一张女人的脸来。娘从大襟棉袄里掏出钱，递给洞口里的那个女人。那女人没有接钱，却冷冷地说：“还有个小孩吧？让他站到下面这根红线上比比。过了线，要买半票。”娘怔住了。蓦地，我觉得娘拉着我的那只手抖索起来，随即便扯着我离开洞口，顺西墙走到了北边的窗子前。那窗子有玻璃，却多处残破，风从玻璃豁口间透过来，冷得人直哆嗦。不知什么时候，外面竟飘下米粒一样的雪粒儿。风将雪粒带进来，打在脸上，又滑到脖子里，化成了水，冰得人直缩脖子。
娘解开大襟棉袄，裹住我，把我揽进怀里。我能听到娘突突的心跳。娘把我越搂越紧。娘不说话，浑身却瑟瑟颤抖。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又不敢问，只有乖乖地偎在娘怀里。
娘终于说话了。她把我从怀里推出来，躬身指着那个小洞口说：“三呀，你顺着墙根，到那根红线下面去站一下。别让卖票的看见哟。”
我顺从地离开娘，贴着墙根，蹑手蹑脚地溜到小洞旁边。旁边的墙上果然有一条用红漆划的短线。我背过身，站在线下边，气也不敢喘一下。娘慌忙招手，让我回来。我回到娘身边，娘一把又把我抱住了，说了声：“三，咱娘俩走不了啦！”泪便潸潸地落了下来……
我小声问娘：“咋就走不了啦？”
娘哽咽着说：“娘跑了几个地方，找你爹的朋友，就凑了这一点钱，只够买一张票……可你，已经过线了啊……”
我虽然不懂事，可我知道走不成了意味着什么；又要回到那间小草屋，又要挨饿，娘又要受那些挎枪的民兵训斥……再说，从家到这里，独轮车赶死赶活还走了一天，这会儿，哑巴叔推着独轮车已经走远了，娘是小脚，风雪小路，黑天昏地，怎么能走回去呢？
外面的雪粒儿已换成雪片儿了，夜已深，风，呜呜地吼着，雪更猛了。娘依在墙角。痴呆呆像一个木头人。我终于支撑不住了，哀哀地对娘说：“娘，饿！冷！”娘这才从恍惚中清醒过来，匆匆解开小包袱，取出一个高粱面煎饼给我，又脱下她的大襟棉袄让我穿上。我本来就瘦小，穿上娘的大棉袄，整个身子便被棉袄罩住了。我在无意间低头看了看自己，小脑瓜里忽然如电火一样闪了一下，我把正在咬嚼的饼子塞到娘手里，男子汉一般豪壮地对娘说：“娘，我跟你去量去，不怕！”说着，竟气昂昂地向前走去。
娘怔怔地望着我，不知我在想啥。可娘也实在是无路可走了，便紧随我二次来到那小小洞口。
洞口里，那个女人探出头来。我毫无惧色地站在那截红线下，只听那女人“嗯”了一声，说，“差一点儿！”头又缩回，接过娘的钱，递一张票出来。
皇天在上：我至今敢说，我是个从不会捣鬼的人！可是，那晚我确实捣了个“小鬼”。我站在红线下时，双膝悄悄打了个弯儿，身子自然就短了点儿。靠着老娘那遮住我膝盖的大棉袄的掩护，我这个“小鬼”竟然骗过了那个卖票的女人的眼……午夜，荒凉的黄口小站，传来一声浓重悠长的汽笛声。火车来了。娘抱起我就朝站台上跑……
一恍40多年过去了，家乡的记忆早已模糊。然而，那无边无际，在寒风中沙沙作响的高粱棵，那吱吱呜呜的独轮车，那小站上风雪弥漫的冬夜，冬夜里娘的泪水、娘的战栗，我穿着遮膝的大棉袄站在红线下的情景，却怎么也忘不掉。每每忆及，便如银幕上的镜头一般清晰。
多少年后，我长大了，开始理解了社会，知道了世上还有阶级、阶级斗争，我才恍然悟出：我是地主的儿子。黄口车站，靠了我那鬼使神差而来的一点小机智，竟同娘一起完成了一次大逃亡！
至于我家为什么会是地主，我至今不知道，我也从不想知道，知道了又有什么用？
我只知道：这个世上，只要有娘在我身边，风也不怕，雨也不怕，娘瘦弱的身躯在我心中是一面高大的墙呢！
二
大姐不在西安，在咸阳，一个大纱厂当工人。
在西安与咸阳中间，有个镇子，叫三桥。说是个镇，其实就是公路边上个大村子。
大姐为我们在三桥租了间房子，我和娘就在这里住下了。
姐姐是一年前随姐夫到这边来的。姐夫曾在解放军的队伍里当过医生，以后转到建筑公司来到大西北。
娘和我在三桥住了不到三个月，娘便要走。姐姐怎么也劝不住。只记得娘一再对姐姐说：“娘不能拖累你们。我到西安找个事干去，能养活俺娘俩就行。”
娘领着我到西安后，暂时寄宿在一位老乡家里。这老乡一家三口，靠拾破烂为生，住在一条叫小农村的巷子里。小农村基本上都是从河南、山东一带逃荒来的人，而且多数是河南老表（回民）。老乡住的这个院子很大，前面两边是厢房，后面是个老式的二层木楼（后来知道：这是一家资本家的宅院，资本家被打倒了，两个姨太太只好将房屋出租一部分）。老乡就在二楼上租了一间房子。房子很小，又堆满了捡来的破烂。但老乡却很热情，将破烂挪到楼下院子里，给我们在楼板上打了个地铺。只是嘱咐我们：“走路轻点，下面住的孙太太有病。”
安顿下住处后，娘便向老乡打听：哪里能找个她能干的活。老乡一再说：“大嫂，别急，先歇着，有俺吃的就不会让你娘们俩饿着。”可娘只是摇头：“大兄弟，俺不能拖累你……”
那巷口有间孤零零的小草房，里面住着一位老太太。这老太太是专门为人介绍保姆的，门上还有个小牌子。娘打听到了，便去找她。
娘那时不过四十五六岁，年轻时也是村里的俊人儿，虽缠着小脚，穿着补丁衣裤，但仍能看出她内在的气韵来：端庄，大方、精干。老太太连连称赞：“凭你这模样，当保姆，中！”但对娘提出的要带上我的条件，老太太却直皱眉：“这么大的孩子正是人嫌狗不爱的年纪。怕不好办？试试吧。”
两天之后，老太太兴冲冲地来找娘，说：“说好了。就是前面那个税务局的。是局长呢！人家也是怕带孩子。我给人家说啦，这孩子乖得很。”说着，又摸着我的头说：“你可不要让大娘我丢人啊！”
第二天，娘便带着我到局长家去当保姆了。局长的千金刚刚满月。娘带了一辈子孩子对如何待弄孩子是有经验的。局长和他的夫人对娘的工作很满意。然而，凭我的直觉，我感到他们对我总有点不放心，好像总怕我偷吃他女儿的东西。
夜深人静时，娘总是一遍又一遍地叮咛我：“三，咱人穷志不穷。你爹在世时常说：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偷人！你可得记住，人家的东西再好，是人家的，咱看都别看……”
其实，局长两口子人挺好，俩人都不大爱说话，对娘也挺客气，从没听到过他们训斥过娘一句。局长为娘和我另要了一间小房，铺的盖的都是他们给操办的。我从小就不爱说话，每天都躲在我和娘住的小屋里。除了娘叫我给他帮忙外，我自个是从人不踏进局长住的那间大房子的。等那小千金过了百天之后，局长夫人对娘说：“我们都忙，晚上困得不行，就让小萍跟你睡吧？我们再给你加点钱。”娘说：“钱不钱的算啥！就把小萍交给我好了。”
一晃两年多过去了，局长夫人常对人说：“真想不到，徐妈的孩子那么规矩，俺小萍的糖、饼干，人家从来看都不看一眼，塞到手里都不要！”娘听到这话，自然很欣慰，可娘却有个心事放不下，一再对我叹息：“三，你眼看就是九岁的人了，总得上学吧？不能跟娘一样，一辈子睁眼瞎吧？你爹死时，一再叮咛：不管日子过到啥程度，都不能耽误孩子们上学！你姐你哥虽说没念完书，总还都进过学堂，识几个字。你咋办呀？”
其实，娘不知道，在三桥时，我就让姐姐教我认过不少简单的字；而在这里，我跟院子里的几个比我大的孩子又学了些字。我常常翻看小人书，娘笑着骂我：“你不是狗看星星一片明么！”我低头不语。一般的小人书我是能看出点意思的。但我还是想进学堂。可我不能难为当保姆的娘。娘实在是没法子呀！
娘终于向局长夫人哀哀哭求了。局长夫人让局长想想办法。局长说：“你们没有户口，城里是入不了学的，乡下又太远……”
局长为我在城东的胡家庙小学联系了上学的事。局长夫人还特意送给我一个书包。
那时，税务局的家属院在新城（那时叫皇城）广场东边，胡家庙离这里至少十里地。出了小东门，过了火柴厂，再朝前走就是荒郊野外。胡家庙是个带围墙的村子，紧贴着围墙南边是一座古老破旧的庙，学校就设在庙里面。
娘终于完成了供我念书的心愿，兴奋得不得了，每天天不明，娘就要把我唤醒，交给我一毛钱，算是一天的费用，催我去上学。我总是踏着月光走，又披着月光回来。来回20多里，全靠走，一路上又多是荒坟野地，对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是够苦的了。可我不觉得苦，一路哼哼唧唧地唱着那唱过几万遍的河南梆子：辕门外放罢了三声大炮，伍云昭我上了（那个）马鞍桥……朝学校走去。待西天月退，晨光升起时，我已悠到了学校门口。若遇到下雨天，那就惨了；把小褂儿脱下，顶在头上，回家来还是浑身泥浆……
我知道珍惜难得的上学机会，娘把这看得更重，屋里没表，全靠她半夜里的感觉叫我。有一天，娘把我唤醒，又送我到家属院门口，悄悄拉开门闩开了门，放我出去，便将门闩插上，回房招呼小萍去了。
我朝前没走几步，见街灯下围着一堆人正下棋。心想：怎么有一大早蹲在街上下棋的呢？便小声问一位长者：“大爷，这会儿几点了？”
老头抬头望了我一眼，挺严肃地说：“都12点多了，小孩子，还不回家去，瞎转啥！”
天啊！12点多！离天明还有六七个钟头哩！怎么能去学校？我想回去。又一想，院里住了那么多人，我们又在最后面住，叫门，娘是听不见的，惊动了院子的人，人家会说我是个浪荡鬼，让娘多丢人！娘好强，要面子，我不能给娘办难堪，走就走吧！
走出小东门，街灯便消失了，我只好在黑暗中行走。快到火柴厂时，借着厂区透出的昏黄灯光，我朝前望去，蓦地，我的心颠抖了！原来，斑驳的灯光下，紧贴着路边的电线杆子，蹲着一只狼！两只眼睛发出绿幽幽的光……
我颤颤瑟瑟，一时不知是进是退。
忽然，我听到身后响起踢踢踏踏的马蹄声和咣咣当当的车轮声，是马车，一辆夜行的马车朝我驶来。我急中生智，待车到跟前时，纵身扑到马车的后帮上，趴下，让马车驮我越过了野狼盘踞的地段……那天，我整日都心有余悸。下午又放学晚了，黄昏时，我走到一片小树林中，实在是走不动了，就地坐下来，又躺下，竟迷迷糊糊睡着了。一觉醒来，月亮明晃晃地挂在林梢。我站起来，拍拍身上土，再低头一看：呀！自己刚才躺的竟是一个布满荒草的坟头……
娘站在街头等我，见我回来，一把将我扯到跟前，抚摸着我的头，眼角闪着泪花，喃喃地说：“怪娘，早上喊得太早了！”
我满不在乎地说：“不要紧，早了总比迟了好。”我没有给娘说早上遇见狼，晚上睡坟头的事。我怕娘担心。
娘的勤快、诚实，娘的干净、利落，赢得了张局长一家的欢欣和信任。娘不仅看孩子，而且打扫清洗，买菜做饭，局长家里大小事情都托付给娘了。连局长夫妇房子的钥匙、柜子的钥匙都是娘管着。局长两口把我们当成自家人。有时，哥哥、姐姐来看娘，局长就给娘说：“做点好吃的噢！”我虽然很乖，但嘴却不甜。局长或夫人跟我说话，我只是笑笑，从不把他们叫什么。因为我觉得没法叫：叫大哥大嫂显然不合适，但叫叔叔阿姨我又觉得是巴结人。那局长还没有我大哥年纪大，局长夫人也跟我大姐年龄差不多。尽管如此，局长和夫人并不见怪，还是常向人夸我：听话，老实，聪明。
就这样，娘带着我在局长家里当了十年保姆。小萍三岁时，局长又添了个儿子，胖乎乎的，娘亲昵地叫他“小狗熊”，局长和夫人也这么称呼他的儿子。后来，小萍、小狗熊都上学了，局长的岳母也从老家把户口迁到西安了，局长两口子还不舍得放娘走。直到我上了中学二年级时，娘主动辞职了。娘对局长夫人说：“小萍他们都大了，又有她姥姥在，我不能靠你们养活。”局长两口见娘执意要走，便将莲湖路的一间小房送给娘，让我们娘俩在那里住下。局长夫人又说：“需要用什么，你只管拉走，我们再置办就是了。”可娘只要了一块床板、一张破桌子两个小凳子。其余的，再给都不要。
娘不仅和局长一家处得很好，而且和税务局的干部们也处得好。一些单身汉们，衣服脏了，娘帮他们洗，谁给钱娘都不要。逢到礼拜天，单身汉们找娘，“大娘啊，帮俺改善一下生活吧？”娘满口答应，支起鏊子给他们烙单饼。娘烙单饼是一绝：一斤面烙30多张饼，薄如蝉翼，夹上大葱、面酱，吃起来又软又香。娘走的时候，不少干部送到门口。几个小伙子口里叫着：“大娘，常来噢！”眼泪就下来了。
对于娘的身世，局长两口子早就猜出来了。夫人就说过：“徐妈，我看你不像个一般农家出来的人！”娘只是笑，并不直接回答。爹在县里教书，后来又当县中学校长，娘跟着在城里住过多年，自然气质上与一般村妇不同。后来，和局长夫妇处得实在是太亲密了，娘觉得再瞒下去对不住人，便说出了实情。局长夫妇并没有嫌弃我们，还帮我们在西安办了户口。后来听说“****”中，局长受批判，这也是他的一个“罪状”。至于局长家的两个孩子，对娘更是敬重。“************”期间，他们常来莲湖路看娘，送吃送喝的，来了就偎在娘跟前不想走。几十年过去了，一次，我偶然碰到小萍，小萍一口一个哥，亲热得让人感动！非要让我去见他父母，说他们常常念叨我娘和我哩！
娘和我住在莲湖路那间小屋。娘老了，再也不能为人家看孩子了。又逢“************”，娘得了浮肿病，但娘仍不要哥哥姐姐们的接济。娘常对哥哥姐姐们说：“咱一家人能在西安住下来，不容易！你自己过自己的日子吧！我跟三，咋都能过。”
娘在路边上摆张小桌子，两个小凳，卖茶水。一杯茶二分钱。娘辛辛苦苦烧水，摆摊，却又不经心收钱，甚至不在摊上坐。愿意扔两分钱的就扔到桌子上，有人不交钱，娘也不向人家要。院子里的人说：“你这是图啥？”娘笑笑：“大热天，喝口茶，人家没钱你还不让人家走呀！”
娘从没有走东家串西家说长道短的习惯，可街巷里的人都知道娘一手好针线活儿，常常找上门，让娘帮着缝缝补补的。临走，总要丢下点钱。娘先是不要，但日子久了，也就不再推却。家里也实在太穷了！
日子过得很清贫，娘从未给她自己添置过什么衣服，却总要给我凑够上学用的钱。有一年放假，我实在不忍心看着老娘受难场了，便自己跑到八仙庵的自由市场，买农民些嫩苞谷，煮熟，沿街卖苞谷棒。我和娘一样心软，做不了生意，赔了。娘笑笑：“赔就赔呗，只要别亏心！”
娘在西安当保姆，挣不了几个钱，却接济过不少从老家来的人。有的人还在西安找了工作，成了家。一旦人家安稳住了，娘从不去找人家索要回报。娘总说：“穷帮穷，应该。人家能过好就行。”
娘天生好脾气，从不跟人红脸。从小到大，我只挨过娘一回打，那是因为我迷上了戏园子。一天深夜，我看完戏回来，敲税务局家属院大门。等娘赶到时，看门的老大爷只穿着一只裤头在雪地里给我开了门。娘上手就给了我一耳光……多少年后，我才理解了：娘是用这一记耳光向那位70岁的老人道歉呢！
1963年秋，我参加工作了，在工厂当学徒。每月虽只有18元的工资，总要挤几块钱给娘。娘知道我爱读书，总劝我省下钱买些书，“娘好歹能填饱肚子就行。”那时，哥哥姐姐们定下规矩，每月每人给娘五块钱。可真正能按时给的只有大姐。大哥、二哥没有固定工作；二姐嫁到耀县，没工作，娘不但不向他们要钱，反倒常挤出点钱，帮他们解困。
我一心盼着早点出师，当上技工，多挣点钱，好好孝敬老娘。我知道老娘肝上有病，常在半夜里疼得睡不着觉，面色蜡黄，瘦得让人心寒。可老娘不对姐姐哥哥说。她知道，住院要花许多钱呢！
可是，没等我学徒期满，中国大地上那场历史性的灾难开始了。娘也就在这场突兀而来的风暴中离开了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
三
先是那个社教运动：居委会的老头老太太也整天开会，文件上不时传出农村正在抓漏划地主，不少原本属贫下中农的都补定成了漏划地主，又开展忆苦思甜，控诉地主的罪恶，紧接着便要清查，看这些老头老太太们中间有没有地主、地主婆……娘每次开会回来都坐在小屋里发呆。娘常问我：“你在厂里，听得多，没看这运动究竟要干啥？”街道上老头老太太们“眼亮”，他们早就看出娘不像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好在娘人缘好，没有人出来点破。可娘终于支撑不住了。一个星期天让我把家里这一点家什用自行车驮走，寄放在我一个师傅家里（我家有多少东西呢？一辆自行车一次就运完了！）。娘让我住到厂里去，自己则锁上房门，提个小包到东郊田王村住到姐姐家了。
姐姐早已转到建筑公司，在工地上当医生，田王那个大型军工厂和洪庆那个军事院校都是姐姐那个公司建起来的。那工程一干就是十几年，公司便在田王村坡上面建了十几排简易房作职工家属院，姐姐就住在那里。两项大工程完后，工地搬走了。组织上见姐姐已有四个孩子，再不好流动作业了，便调姐姐到那家军工厂在田王的一所子弟小学去教书。
娘本打算在这里躲一躲运动，可她没有想到，这单位的家委会比街道上的居委会组织严密多了，家委会就住着社教工作队。姐姐早年入过共青团，早已向组织交代了家里的成分。娘去没几天，社教工作队就找上门来了，一遍又一遍地找娘谈话。不久，又拿出从老家取来的材料，非要娘按材料上的线索交代问题。
这是1966年初夏的事。而这时，一场比社教运动更大的风暴已经发出了预报。
我到姐姐家去看娘。娘拉我到她住的那间小屋里，苦苦巴巴地对我说：“工作队问的事，我实实在在一点也不清楚！叫我说啥呢？我总不能瞎编害别人吧？”
我那时十分矛盾。一方面，我相信我的母亲，她一是没文化，二是心地善良，不会干什么坏事；另一方面，我在工厂接受的是革命教育，组织上说，地主就是阶级敌人，让我和家庭划清界限……我该怎么办呢？我只有对娘说：“你要相信组织上不会冤枉好人，有问题也瞒不住。知道啥，就给人家老实说吧！”娘长长地叹口气，哽咽着说：“三啊，连你也不相信你娘？”
听到这话，我心里真比刀扎还疼！
没等社教队查清娘的历史，“**********”就铺天盖地而来。社教队员竟也挨了批斗。我在厂里也被冠以“地主阶级孝子贤孙”、“三家村”的马前卒（我那时已在报刊上发过一些诗歌之类的文章了）而受到一阵“炮轰”。六月初，我去看娘，却见一群戴红袖章的“小将”把我娘和另外几个老人围住，“打倒”之声惊天动地。随后又给娘和那几个老人戴上纸糊的高帽子，呼喊着，簇拥着，还绕家属区转了一圈。
娘踉踉跄跄地回来了。我接过那个写有“反动地主婆”的纸帽子，真想一脚踏碎。可娘却说：“三，可不敢！弄坏了，娘的罪就更大了！”
那一夜，我躺在娘身边，娘却一夜幽幽叹息。她翻来覆去总是问我：“你说，会不会把娘再遣返回老家去？”
我宽慰娘：“不会。社教队也没查出你啥问题，你这么大年纪了，老家又没人了，送你回去有啥用？”
娘点头，但过不了一会儿又会提出同样的问题。我心里也烦，便对娘说：“别磨叨了！谁送你回去？回去还得救济你，共产党又不兴饿死人！”
可是，对于娘究竟会不会被遣返回去，我心里真没底儿。世道乱到这份上，还有个啥章法？
第二天，天一明，我就要回厂了。娘送我到田王汽车站，泪眼蒙眬地看我上车。那一刻，我好像觉得她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可她啥也没说，只是痴痴地望着我。
车开了，我从车窗回头望去，见娘仍站在马路边，风吹散了她的发髻。我忽然发现，在风中飘着的是娘满头的白发，向儿子昭示着岁月的凄凉与悲哀……
蓦地，我又忆起了十几年前，黄口车站那个风雪弥漫的冬夜，忆起了当知道我需要买车票时，娘那瑟瑟颤抖的身影……
“可怜的老娘！”我打心底涌出一缕悲怆的哀叹，眼前便蒙蒙茫茫，什么也看不见了……
我万万没有想到，田王车站，竟是娘和我的最后一别啊！
厂里运动紧火起来，我又是大字报轰击的对象，所以，两个星期天没去看娘了。第三个星期的星期六，黄昏时分，我忽然觉得心里异常烦乱，坐卧不安，只好在厂门口的马路边转悠。我想我大概是想娘了，无论如何，明天得去田王一趟！正思谋着，忽见我的一位在田王工作的同学，骑车奔到我面前，他问：“你在这儿瞎转啥？”我答：“不知咋的，这会儿心烦得很。”
老同学一脸的阴云密布，对我说：“你还是去看看大娘吧。我临来时，看他脸色很不好。她让我把这个给你捎来。”说着，从自行车衣架上解下一个小包，里面是一条枣红色带花的旧被面子，这是我和娘盖了十几年的那条被面子。老同学再次提醒我：“你一定得去！我觉得大娘神色不对。”
听老同学一说，又莫名其妙地接到娘让他捎来的旧被面子，我心里更毛乱了，真想马上回到娘的身边。可这时天已晚了，到田王的末班车早就开走了，只好等到明天吧！
多少年来，我一直为此而谴责自己：为什么不借个自行车当晚就赶去呢？就是走，五六个小时也能走到啊！如果我当晚赶到，娘肯定不会死的！
这真是一念之差，千古遗恨，我恨自己！
第二天，我怀着惶惑不安的心情，乘车赶到田王。从汽车站到姐姐家，还有一段路。我绕过那家大工厂的家属区，刚刚望见姐姐家那排平房时，就见大姐、姐夫从那边走了过来。我脑子突然“轰”的响了一下，预感到有什么不祥之事发生了……果然，当姐姐和我面对面站住时，姐姐只说了一句话，“三，你要挺住……娘不在了……”便用双手捂住了脸……
那一刻我没有流泪，我仿佛变成了机械人儿，两眼直直地望着姐姐，又机械地随着姐姐朝那排平房走去。
娘是在夜间趁姐姐一家人熟睡时，在她住的那间小屋里自缢身亡的。
听姐姐说，那天晚上，娘没有任何异常的表现，只是把几个外孙一个个叫到跟着，对他们说：要听你娘的话，别淘气。你们也不要打打闹闹的。她说话的神色很安详，孩子们也没在意。临睡下时，娘好像对姐姐，又好像是自言自语地说了两遍同样的话：“毛三，也长大了，能养活自己了……”
姐姐小声告诫我：“不要哭，社教队的人还在。”
为娘送葬前，社教工作队的人来了。不知是出于对死者的怜悯，还是他们也处在了自身难保的处境的缘故，来的两个人都很温和，说：“找块地方，悄悄地把老人埋了算了。”
姐姐已托人与当地农民联系，中午，等二哥从城里奔来时，当地农民已在那座工厂北边，临近铁路专用线的地方挖好了坟坑。我们不敢为娘置办棺材，姐姐却在抬娘的木板下面暗中又垫了块木板。等抬到坟地时，帮忙的人都散了，留下的只有姐姐、姐夫、二哥、我和姐姐的几位知根知底的朋友。坟地离马路远，四野荒凉空旷。姐姐忙招呼两位会做木匠活的朋友，把两块木板锯开，钉了个简易的棺材，送老娘入土。随后，几个朋友劝慰了我们几句便默默地走了。
看看四周再无旁人，我们才放声哭了起来。姐姐几次哭得昏了过去。我和二哥趴在坟头上哭一阵，又跪下来，磕头，磕完，再哭……直到嗓子出不来声了。
黄昏，我们离去。我们是绝对不敢给娘立碑的。临走时，我跑到南边那座工厂的围墙边，用步量了量距离，又朝着铁路线走，量距离。离南墙三百二十步，离铁路线四十步。姐姐说：“都记下噢，以后就按这个距离找娘的坟。”
然而，这是个无人管理的乱葬岗，过一年就是一个样。那坟越埋越多，越埋越乱，而工厂的厂区又不断变迁，旷野的风雨冲去了那本来就低矮的坟头，娘的坟越来越难找了。我只能估约着距离，在这里烧纸。忽有一年，再来时，这乱葬岗也彻底不见了，盖上了新的厂房。我和姐姐去找那厂家。厂里人说：我们在报上登过迁坟启事，谁让你们没看到呢？
就这样，娘的坟茔再也找不到了。
但是，娘却永远在我心中。年年清明，我都要到这里来，烧一沓纸钱，告慰娘的在天之灵。
天上，真的有个天国么？我不知道，可我心里不可能没有娘！
娘一生活得刚直，从不向别人伸手；娘没文化，却天天用最朴素的话教育我：人要有志气，人不要做对不住别人的事；人，不能没良心，别人接济你一升，你得要回报人家一斗……
娘啊，这一切，儿子都记住了！
听人说，父母是儿女最好的老师。我没有领受过有大学问的父亲的教诲，但没文化的娘教给我的最朴素的道理，足够我支撑一生了！
……
下雨了……蒙蒙细雨使这空寥的原野变得朦胧灰暗。
我在清明的纷纷细雨中向娘告别。
找不到娘的坟茔了，但我相信，娘，在冥冥之中会看到你的儿子看你来了！娘会看到，你的儿子正按着你的教诲，堂堂正正地走自己的路！
娘，好生安息吧！来年清明，我还会来看你的……
后记：此文在《新大陆》上发表，主编高建群说：“这是我看到你老兄写得最好的文章！”我知道，建群指的是：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