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参加了三届人大会议。
1964年12月26日，******71岁生日。******在人民大会堂的小宴会厅安排了三桌酒席，宴请几位中央和地方领导，还有几位工农业劳动模范。陈永贵便是其中的劳动模范之一。
******安排陈永贵、王进喜、钱学森、邢燕子、董加耕、罗瑞卿和陶铸夫妇与他坐在一桌，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坐在另外一桌。
陈永贵回忆说：
二十六日下午到会场时，掌握会场的同志对我说：“今天下午散了会你不要走，到江苏厅等候。”我说：“什么事？”他说：“散了会主席叫你吃饭哩。”我一听高兴得不行了，那天下午只感到开会怎么这么长时间也不散了。那半天比一天也不短。散会后，我就赶快往江苏厅走，只听后边有人叫我：“永贵！”我以为是咱山西代表在叫我，返过来一看，是周总理在后边叫我哩。总理拉上我就到了另一个地方坐下，我坐在中间，总理在一边，另一边是朱总司令。我们三个人谈了半个小时，总理对咱们农村及大寨的工作是十分关心的。从土地到牲畜，从农林副业到粮食生产，还问村里几户地主富农啊？后来总理说：“去吧，主席快来啦。”
我们又到了刘主席那里，光刘主席在，进去握了握手，说了几句话。他一直在看文件，没有再抬头。
后来我跟着周总理他们去了饭厅，这时主席也刚进了门，我就上前去跟主席握手。我抱住他的手不想丢开了，可是旁边还有一位老同志，是科学家钱学森也伸出手来了，他伸手等着，咱不能不丢呀。后来我丢开主席的手，他上去握手，我在一边看主席笑。这时有人来照相，就是《人民日报》登出来的那个像。
后来主席让大家坐下，我们都坐下来。原来我跟主席对面坐着，后来主席向我招手：让我过去挨上他坐，那我就更愿意啦。我挨主席跟前，主席说：“今天也不是请客，也不是做寿，也算是三同，大家同吃一顿饭。”主席还说：“今天不能光吃，大家随便说说。”
主席先说了现在有些人作下成绩就翘起尾巴来啦。他说：“作一点也不要翘，作三点、四点更不要翘，翘尾巴不好，不对。”这几句话我是听懂了，主席的这句话我是牢牢记住了，决心永不骄傲自满，活到什么时候就做到什么时候，绝不能忘了主席的这个教导。
我高兴地看着主席，没大注意听主席的话，主席有些湖南口音的话我也不大懂。主席挨住我，我两眼紧紧地看着主席。主席对我说：“你是农业专家。”我没听懂，这句话我确实没听懂，光点头说：“啊！啊！啊！是！是！是！”大伙都笑了，我才发觉了。
他对下边一个老同志说，他是专家，原子弹上了天。可那个同志直说：“可不敢，可不敢，我可不是。”周总理在一旁笑着对我说：“刚才主席说你是农业专家呢。”我这才知道自己刚才说的不对，忙说：“我不是专家，可不行哩。”
主席又问我：“你今年几岁？”我听懂了，我说：“五十一岁。”主席说：“五十而知天命哟。”我说：“可不行，可不行。”
主席又问大寨贾进才的情况，彭真同志说：“今天下午，永贵同志讲的很好，说到了贾进才。”主席说：“他是让贤。”还说：“让贤之事古代有，但不多。有贾进才让贤，才使你露出峥嵘。”说得大家都笑了。
……
主席跟其他领导谈了工作，也给了我们不少指示。虽说吃饭时间挺长，我们还是觉着时间短了。坐十个小时也愿意。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彭真同志说：“今天黑夜咱还有事呢。”主席说：“那咱们该散了。”
1965年初，晋中地委组团赴山东临沂地区参观访问，全团四十多人，其中有五位地委领导、二十位********、几位有影响的劳模，陈永贵是其中的劳模之一。
参观期间的一次座谈会上，临沂地委的一位领导介绍当地工作经验，说到地区的工作之所以能搞好，是因为他们把毛主席对厉家寨大队的批示精神，在全地区发扬光大了。
陈永贵听到这里，忽地站起来，打断主人的介绍，大声说：“你的报告说到了我的心坎上。”“你们临沂地区高举了******思想伟大红旗，把主席对厉家寨大队的批语在临沂地区发扬光大。我们昔阳也有红旗，也不知道被什么人给出卖了，没有了。”“从****年十月份起，把这高举******思想伟大红旗，经过艰苦奋斗创造出来的三面红旗一面一面地都砍倒啦。”
宾主双方为之惊讶。
过后，陈永贵说：“我还看不出来！”“他们注意我，我也瞅他们，好像是说我出了外省外县啦，没有一点礼貌啦，也就是骄傲自满到极点啦。那有什么了不起，你无非再给陈永贵记上一笔老账，那还怎么了！”会议休息时，陈永贵见几位地委领导和几位********凑在一块议论着什么，他觉得他们是在议论自己，干脆就走过去，而且故意把话题扯到了“十月事件”上，说，“你们每天也不知道干什么说什么哩。”“你们说张怀英坐在文水反大寨，我和他在一起工作20多年，就不知道张怀英反大寨，你们怎么就知道他反大寨？”
昔阳县的“四清”从1964年秋后开始，1965年春夏之交结束。
根据****中央“适当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从那些问题最多、影响很大的重要地方着手，突破一点，推动全局”的指示，1964年****晋中地委确定第一批先在昔阳、祁县两个县展开“四清”。晋中二十多个县的********带上本县县级机关的大批干部和全部公社书记，一半到昔阳，一半到祁县，开展“四清”大会战。文化部派出300多名干部，山西省省级机关派出600多名干部，****晋中地委和晋中专署的几百名干部也到昔阳。同时还从昔阳等地农村选抽了一批回乡知识青年参加。各级各方面在昔阳县搞“四清”的工作人员达4000多人，一时间造成大军压境之势。昔阳一共有20个公社，410多个生产大队，每个大队平均有10个以上工作队员。
当时，农村的“四清”运动已经明显带有“左”的色彩。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分严重，夸大了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存在。运动中宁“左”勿右，大搞逼供信。
昔阳县的“四清”运动中，一大批干部被批斗，全县四百多个大队中，四十多名基层干部被逼自杀，而唯一顶住了“四清”运动压力的，是大寨大队，是陈永贵。
晋中地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子义带“四清”工作队到大寨大队，工作队党支部书记是晋中行署文化局长刘德怀。“四清”工作队进大寨格外谨慎，处处小心从事。因为省委、中央和******主席已经表扬了大寨，表扬了陈永贵，大寨已不是一般的大队了。但是，既然搞“四清”，按照当时习惯的工作方法，就要发动群众，造成声势。
“四清”运动规定工作队进村后，要“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工作队进了大寨当然也要照章办事。大寨是先进，是模范，但大寨也有不同意见，也有对大队干部有意见的社员。“四清”工作队员听了不同意见，对大寨的了解便发生了偏差，对大寨的干部产生了怀疑。
据陈永贵1968年1月11日在《大寨人紧跟毛主席阔步前进十八年》的讲话中说，大寨党支部与工作队之间的分歧点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1964年的大丰收引起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反对。他们在大寨搞假四清，真复辟。他们首先清我们的土地。”
二是工作队怀疑大寨卖粮数有虚假。陈永贵说：“工作队又说，‘大寨卖粮多，几十户，几百亩地，一年就卖给国家二十多万斤粮食，一定有假象。’他们把粮食局的账拿来上下核算，也没有捞到稻草。于是又说我们分配上有问题，‘不仅没有执行政策，违反了政策，你们还要制订政策，这简直成了小中央’……我们不承认违反政策，我们是正确执行毛主席的政策，没有执行中国赫鲁晓夫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政策。”
三是工作队认为大寨干部有乱记工分现象。工作队说：“这是什么先进队，你们还不如那落后队，落后队还没有你们这样乱记工分。”对此，陈永贵表示，参观的同志来了，就要求介绍呀。每天都有，那我们怎么也不能让那些坏家伙介绍吧。总是贫下中农，那么你找贫下中农引了路，介绍了情况，难道不应该给他记工……工作队说这就是“乱记工分”。他们抓住这个，想把大寨红旗砍倒，把大寨干部打倒。
四是工作队质疑大寨分粮食为什么不扣水分。陈永贵表示：“我们从1953年办社到现在确实没有扣过水分，因为我们的粮食都晒干了，本来就没有什么水分可扣。”“四清”工作队有人说：“你们这个假红旗，怪不得你们产量高，社员吃口粮多，原来你们不扣水分嘛。”陈永贵说：“他们蒙蔽了我们的社员，和他们一个鼻孔出气，反对干部，妄想砍倒大寨红旗。”
1964年12月陈永贵离开大寨去北京参加人代会之后，大寨“四清”的形势变得严重起来。工作队心里昼夜开会，发动群众，对干部施压，按照上级确定的方针给大队干部洗“温水澡”。陈永贵不在村里，其他大队干部没了主心骨，顶不住了，甚至有人想自杀。
陈永贵回到大寨，感到气氛不对，社员见他没有了热情的问候，干部们也不敢上门来说话。贾进才悄悄跑进陈永贵家哭诉，说工作队闹得大伙“活不成了”。贾进才对陈永贵说，队里有的干部准备等他回来，见上一面后，就去上吊。
陈永贵拍案而起：“在北京毛主席让我吃饭，在大寨你们偏来捣蛋！”他悄悄地把大队干部们叫到狼窝掌里碰头，统一认识，团结起全村干部群众跟工作队干。工作队揪住不放的几个问题，他逐条予以驳斥。他表示要向工作队讨个说法，“在山西说不清楚，就上北京去说！就是死也要到北京去死，不能死在你们的手下”。
“四清”运动在大寨大队出现的对峙局面惊动了上级，****山西省委、中央华北局的领导出面进行调解。1965年2月，****华北局书记李雪峰、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一起来到大寨，决定撤出工作队。
这时，大寨耕地面积的丈量工作已近尾声。
2月8日下午，在大寨的座谈会上，议及耕地丈量一事，陶鲁笳说：“土地丈量清楚了。有点太清楚了。”
负责丈量工作的山西省农业厅厅长康丕烈汇报丈量地亩的情况。他说：“经过丈量，耕地面积定为796.69亩，小果树地和菜地不算。”
康丕烈提出：“还有两个问题未解决：一个是地墙地边量到那里，现在算不出来；小数进位进到那一位，有意见分歧。”
有资料说，当时丈量之后，因丈量方法不同，量出来三个数字。这三个数字一起报给华北局，最后确定为796亩。
丈量土地一事，到了“**********”时，华北局、山西省委、晋中地委、昔阳县负责人几乎无一幸免地受到大寨的攻击，说他们借五级丈量土地“砍大寨红旗”，是“形‘左’实右修正主义路线”，是对大寨的“迫害”。新华社写关于大寨地亩不实内参稿件的记者李毓秀，山西省副省长王中青，被揪到大寨，批斗之后让他们上山背石头背土造地。陈永贵说：“大寨的地亩不仅没多，还少了六亩。这六亩你们给我造出来！”
“****”期间，再没人质疑大寨的耕地面积了。
测量耕地面积与“四清”产生的矛盾交织在一起。2月10日，李雪峰在大寨说：“‘四清’工作队来大寨，没有把方法交代清楚。（陶鲁笳插话说，当时派谁来大寨，他还不知道。）这是领导上的责任。1963年华北局太原会议，我曾说过，大寨依靠党支部搞‘四清’，领导上派个工作组去帮助，摸索一类队‘四清’工作的经验。大寨主要解决民主方面的问题。大是大非方面的问题不存在，因为大寨是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而且搞得很好。”
陈永贵这一次得了胜，却能在华北局、省委、地委、县委领导面前缓和情绪，说：“关于‘四清’工作，这里基本上是好的。就是扎根串连有问题，有些是很不好的社员给扎上根了。有些地方的工作方法有问题。”
陈永贵向李雪峰、陶鲁笳反映了昔阳一些大队整死人的问题，他说：“往死里整人，只能让地主富农高兴。”后来，李、陶又去了昔阳另一个著名的先进大队白羊峪大队。这个大队的党支部书记王殿俊是1938年入党的老党员，抗战时期太行区的老劳模，他也反映了“四清”整死人的问题。两位劳模的反映引起两位领导人的重视。之后，华北局和山西省委发出了一类队（即先进队）“四清”要尊重、依靠当地党组织的指示，要求先进队的“四清”要在大队党支部统一领导下进行。这使得不少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免去了批斗之苦。
有评论说，陈永贵、王殿俊这一次真的为农村干部办了一件大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