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西夏文书史的建构
——西夏文书研究之一
关于西夏文书工作，史书早有记载，如《西夏书事校注》卷12载：元昊“受册即皇帝位，改大庆二年曰天授礼法延祚元年，以野利仁荣、嵬名守全、张陟、张绛、杨廓、徐敏宗、张文显为中书、枢密、侍中等官，专主谋议；以杨守素、钟鼎臣、嵬名聿荣、张延寿为官计、受纳诸司，主文书……”同时，自从制造了西夏文之后，就对文书的拟写有明确规定：“元昊既制蕃书，遵为国字，凡国中艺文诰牒，尽易蕃书。于是，立蕃字、当字二院。汉习正、草；蕃兼篆、隶。其秩与唐宋翰林等。汉字党中国往来表奏，中书汉字，旁以蕃书并列；蕃字掌西蕃、回鹘、张掖、交河一切文字，并用新制国字，仍以各国蕃字副之。”但由于资料的特别匮乏，当时还不可能对西夏文书的有关制度作出系统的论述。近几年来，由于大量西夏文献材料的出土、考订、翻译、刊布，如西夏《天盛律令》，《俄藏黑水城文献》的出版等，都为研究西夏文书史提供了宝贵资料。因此，本文拟以《天盛律令》《俄藏黑水城文献》，还有其他公开的资料为依据，试对西夏文书史的建构作一概貌式的扫描，以求教于专家学者。
一、西夏文书的体裁
文书体裁是随着社会发展而产生和演化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它是某一历史时期全部文书内在本质和用途分工的外在表现形式。西夏从1038年立国，到1227年被成吉思汗灭亡，历传10代，长达190年。在这期间，西夏一方面不断地学习和引进中原地区等先进的文化，同时也为了体现党项民族的特点，自创了一些文书体裁，使其为统治阶级服务。至于西夏文书体裁，主要可从西夏《天盛律令》《俄藏黑水城文献》以及清人王仁俊编纂的《西夏文缀》、近人罗福颐编的《西夏文存》等中略知一二。
《天盛律令》是西夏仁宗天盛年间（公元1149—1169年）制定和颁行的一部国家法典，共20卷，是西夏时期一部综合性的法典，内容主要有刑事法、诉讼法、行政法、民法、经济法、军事法等，也涉及到西夏公文的内容，如法典中规定：“矫传行制、圣旨者，不论官，当以剑斩。其余未奏而谓已奏，然后矫传行圣旨及先矫传行圣旨者，一律绞杀，有官可与官当。”又如“写秘事及牒诏书，兴兵文书、恩敕等损毁、盗隐、亡失等之罪，依所定判断”，“有言予信物、受迎遣法头项文书，及两国间写牒敕、誓文……”又“诸人买卖及借贷，以及其他类似与别人有各种事牵连时，各自自愿，可立文据，上有相关语，于买卖、钱量及语情等当计量，自相等数至全部所定为多少，官私交取者当令明白，记于文书上”。从这些文字里可以看出文书的体裁有制、圣旨、诏书、牒敕、牒、誓文、契约文书等。
《西夏文缀》共两卷，是一部汉文西夏文书的汇辑之作。西夏自1038年元昊建国称帝，便在国内通用自己的西夏文，而与宋、辽、金三国交聘往还的公文仍用汉文，“汉字掌中国往来表奏，中书汉字，旁以蕃书并列”。因此王仁俊以其史学家独具的学识，意识到这类文书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故辑成《西夏文缀》两卷。《西夏文缀》****辑出汉文西夏文书21篇，其中表11篇，书4篇，奏、铭、碑、序、露布、榜各1篇。王仁俊对辑录的每篇文书均注明出处，有部分文书还注明作者和撰写年代。
《西夏文缀》卷二的最后附有《西夏文逸目考》，“西夏文字有仅存《逸目》者，辑之以备搜考”《逸目考》所收38篇文书可弥补《西夏文缀》收文书数量少、体裁短缺之不足，增添了如《报用光定年号牒》中的“牒”、《犯镇戎入公移》中的“移”等文书体裁。
近人罗福颐编《西夏文存》（1935年，石印本）收录西夏文书38篇，其中表14篇，奏3篇，书6篇，铭1篇，碑2篇，序2篇，后记1篇，敕1篇；附外编中还有表4篇，疏3篇，檄1篇。在《西夏文缀》的基础上增加了后记、敕、疏、檄四个文书体裁。
下面就《天盛律令》《西夏文缀》及《西夏文存》等史书中记载以及其他相关文献中出现的西夏文书体裁列示如下。
1.圣旨——专供皇帝发号施令时所用的公文。（未见原文）
2.制——皇帝处理国家大事、颁布重要法令、任命官员时所用的指挥决断公文。（未见原文）
3.诏书——一般是赏赐官员所使用的公文。（未见原文）
4.署牒——点阅兵马时所发的任命书。“但由于经常性地‘点阅兵马’，并有了正式的任命书‘署牒’，逐步形成了若干‘精兵’、‘锐士’……”
5.敕——是指由皇帝对臣下训诫、授任、封赠等用途的君命文种，属下行文。如《西夏文存》载仁孝于乾祐七年写的《告黑水河诸神敕》。
6.牒——平行机关或不隶属的官署之间互商公务、协商问题等时所用的一种平行公文。《天盛律令》中规定：“上等中书、枢密自相传牒。”（未见原文）
7.移——用于不相隶属的平行机关往来的公文。（未见原文）
8.表——文武大臣及内外官司向皇帝陈述事情时用的上行公文，主要是以西夏首领人物的名义，写给宋、辽、金等封建王朝的帝王们所看的表文，有时也用“奏”“书”。
9.檄——为我国古代的军事文告。“檄”专用于讨敌、威敌、晓谕的战书，西夏沿用此意。如《西夏文存》载仁孝于天盛十三年写的《回刘琦等檄书》。
10.白札子——臣下及内外官司向皇帝陈述事情时也用“白札子”。如“诸司局分人应行文书已成，大人处不过问，不许自专行之。违律，局分人自专行之时，比自造本司所属矫手记及使用权自为等，分别罪情，有圣旨则依次减一等，无圣旨则当减二等。其中获圣旨而行白札子者，使造上司真手记，当与行圣旨谕文相同”。（未见原文）
11.嫚书——一种侮辱性的上行文书。如“时赵元昊欲叛，而未有以发，则为嫚书求大名，以怒朝廷，规得谴绝，以激使其众”。
12.疏——是一种奏的别称，也是各类上奏公文的泛称，后来逐渐演变为我国封建社会沿用于专向皇帝陈述政见的上奏文种。如《西夏文存》载《乞重士行疏》。
13.禀贴——用于下级对上级或下属对上司陈述有关事实或请求有关事情时所用的上行文。如《西夏文物研究》载《乾定申年黑水守将告近禀贴》。
14.誓文——一方向另一方表示诚服或愿意为其服务的一种盟誓公文。其与“誓表”作用类似，如《西夏文缀》载《诣宋上誓表》。
15.文契——双方或多方就某一事项达成共识并约束其行为的一种公文。如俄国科兹洛夫所得西夏文《天盛二十二年卖地文契》等。
16.铭——记述生平功德或申明鉴戒的公文。如《大夏国葬舍利碣铭》。
17.露布——西夏时用于捷报或其他紧急之事时张贴在室外的一种文书。如《西夏文缀》载张元《伐宋露布佚句》。
18.碑——刻在石碑上的记事文章，用作纪念。如《西夏文缀》中载《重修感通塔碑》。
19.序——撰写在主要内容之前的文章。如《西夏文缀》中载《密圆因往生集序》。
20.榜——张贴在大街小巷的广而告之的一种公文。如《西夏文缀》中载《购夏竦榜》。
21.后记——如《西夏文存》载《施经发愿文》。
此外，还有一些文书种类，但内容大多漫漶不清，如请假条、便条、题记文书、欠款单、会款单、占卜文书、医学文书等。
二、西夏文书载体
文书载体是利用各种质料和技术形成制作和储存文书，便于文书及时传递、保管和流传。西夏文书的载体以纸质为主，兼有金属和木质载体。从考古史料可知，西夏文物、文献基本上是用纸这种载体记录的，其他载体的文书并不多。如有文章载：“本世纪以来，学者们对所发现的数千卷西夏文、汉文文献的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并且发现了有关西夏造纸的材料。在西夏法典《天盛律令》所载西夏政府机构中，有‘刻字司’‘纸工院’，分别主管西夏的印刷造纸事务，并明确规定了造纸耗减率为‘纸大小一律一百卷中可耗减十卷’。在西夏文书《文海》中，对‘纸’的解释是：‘此者白净麻布树皮等造纸也’，说明西夏造纸使用的原料，与上述分析结果完全一致。在西夏汉文《杂字》‘诸匠部’中有‘纸匠’这一名称，而‘器用物部’对纸的品种进行了更为详尽的描述：‘表纸、大纸、小纸、三抄、连抄、小抄、纸马、折四、折五、金纸、银纸、蜡纸、京纸’等，这些名称，或为纸之规格，或述纸之性质，或表纸之产地。这些珍贵的资料，不仅说明了西夏可以自己造纸，而且反映了西夏造纸的情况，及西夏纸的丰富多彩。”同时又从颜色上对西夏纸进行了分类：“西夏纸分作白纸、黄纸、染成黄色的普通纸、红砖色红纸、薄灰纸、浅褐色纸、带浆液的厚纸等。我国学者潘吉星先生，对有纪年的现存最早的西夏纸，惠宗天赐礼盛国庆元年、二年（1069、1070年），西夏文《瓜州审案记录》用纸进行了鉴定，认为该纸为‘木本轫皮纤维，粗帘纹，纸较薄，透眼较多’，是西夏自造纸。……西夏纸造纸原料为树皮和麻类纤维，造纸方法采用原料沤煮、舂捣打浆、匀浆处理、纸药配浆、竹帘抄纸、火墙烘干等。这些都是当时中原地区造纸所采用的先进技术，说明西夏造纸技术是比较进步的，西夏的造纸业是比较发达的。”这一切说明西夏纸张及纸制品品种之丰富，可满足现实生活各种需要所用。
西夏还制定文书用纸办法，如“诸院主簿、司吏每年纳籍时，写簿用纸，按簿上所有抄数，各自当取钱二十钱，由大小首领各自收取，当交主簿、司吏，不得超予”。同时也有纸质文书管理的一些具体措施，如“诸人执符出使处，不许藏符于怀中，致符面上纸揉皱折叠。倘若违律藏于怀中，又揉皱面上纸等，有官罚马一，庶人十三杖”。还使用过“头子”等具有凭证性质的纸质文书，如“案头司吏推寻，头子当同时行，若囗头子先行时，十杖”。
除此之外，西夏还有其他载体的文书，如《宋史·夏国传》载元昊“发兵以银牌召部长面受约束”；又如“待命者内宫当值，不许于持铁箭过后放弃职事而往他处”；《天盛律令》载：诸人“执符而折之，曰我带银符语及所领符不带腰上而置家中，一律徒三年”。如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陕西宣抚使韩降遣将出麟府，“破贼马户川，斩首数千，获绣旗、木符、领卢印”；宋绍圣三年（公元1096年）鄜延经略使吕惠卿言：“自六月以后五十日间，第一至第七将前后十四次俘斩甚重，并获副军大小首领、副钤辖及得夏国起兵木契、铜记、旗鼓。”可看出西夏时期曾使用过银符、铜符和铁箭等金属质地载体的文书，也使用过“木符”“木契”等木质载体的文书。由上可知，西夏文书载体不仅有纸质的，而且还有金属载体和木质载体的。
三、西夏文书组织机构
党项族建立的夏州地方割据政权，经继迁、德明两代人的愤发努力和经营，到元昊时已完成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夏州党项政权的继承者李元昊雄才大略，高瞻远瞩，从一开始就模仿宋朝体制，建立起一套维系政权运行的官吏制度。元昊在称帝的前一年（公元1032年），在继迁、德明所设官职的基础上，仿宋制建立了具有国家规模的中央和地方官制，西夏中央官制“其官分文武班：曰中书，曰枢密……曰蕃学，曰汉学”，各机构的职掌具体是“中书，掌进拟庶务，宣奉命令。……曰枢密，掌军国兵防边备，与中书对持文武二柄……曰磨勘司，司选叙磨勘、资任考课。曰文思院，掌造金银犀玉，金彩绘素，以供舆辇册宝之用”。
下面就史籍记载的与文书组织有关的机构作一简单介绍。
第一是中书省。中书的具体职责是“掌进拟庶务，宣奉命令”，由此看出，中书省不仅是西夏国最高行政机构，同时也是领导、指导西夏国文书工作的最高机构。中书省还设有专门主管文书工作的机构，即蕃学和汉学。西夏建国前后都设有蕃学和汉学这两个机构。从其职掌来看，蕃学和汉学是专门掌管国内与国外公文的撰写及收发传递工作，属西夏国专职公文管理机构。史籍记载：西夏自元昊倡导、大臣野利仁荣创制西夏文字以后，元昊把它定为国字，“凡国中艺文诰牒，尽易蕃书”。于是在夏大庆元年冬十一月，特设立“蕃字、汉字二院。汉习正、草；蕃兼篆、隶。其秩与唐、宋翰林等。汉字掌中国往来表奏，中书汉字，旁以蕃书并列；蕃字掌西蕃、回鹘、张掖、交河一切文字，并用新制国字，仍以各国蕃字副之。以国字在诸字之右，故蕃字院特重”。此外，西夏《天盛律令》卷10规定，司等中以外的“秘书监”，也属于公文工作机构，负责公文工作的部分工作。蕃、汉字院以及秘书监的设立，使西夏公文的撰写更加规范，同时也使西夏文字的应用推广到西夏邻近地区，进一步扩大了西夏文的使用范围，并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西夏文字在夏国文化中的地位。因此，建国前后，虽说蕃、汉字院以及秘书监属司等中以外的机构，但《天盛律令》卷10规定，它在西夏公文工作中“当与次等司平级传导”，成为西夏统治者管理的左臂右膀。
第二是枢密院。枢密院主要执掌兵政事务，其具体职责是“掌军国兵防边备，与中书对持文武二柄”。枢密院是西夏最高的军事机关，因此，凡属军事及边防方面的文书，都由枢密院负责撰拟和处理，如负责督促、检查驿传事务，同时还负责各监军司将领、士兵的各种差遣、补员的军事文书。其下有直属的十二监军司，具体负责各自区划内的文书工作，如黑水镇燕监军司即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是迄今发现的文书时间最早、数量最大、内容最为丰富的一个监军司。
此外，西夏中后期仁宗天盛年间制定和颁行的国家法典《天盛律令》就明确记载，西夏公文实行层层审核制，“若诸司人未依季节而报，而中书、枢密局分人未过问等，一律依延误公文判断”，从而证明中书省、枢密院为西夏公文管理机构。
综上来看，中书省、枢密院不仅是西夏国最高的行政和军事机关，而且又是西夏国最高的文书工作领导机关，蕃、汉字院，秘书监以及各监军司是西夏国文书工作的具体撰拟、实施和处理机关。
四、西夏文书工作者
元昊称帝之后，为了加强公文工作，专门任命了“典文书”之官吏，如“以杨守素、钟鼎臣、嵬名聿荣、张延寿为官计、受纳诸司，主文书……”使文书撰拟及处理等工作在有组织有领导的规范程序下进行。不仅如此，而且还选拔任命了具体的文书工作者，即指渗透在各机构之中且官卑秩微的都案、案头、主簿、司吏等官员。
《天盛律令》卷6记载：“国中纳军籍磨勘者，应自纳簿增籍日起……若主簿在而军案局分处等懈怠，不依日限磨勘毕，则军案头监罚马一，都案、案头、司吏依误公文法判断。”卷10记载，在审核校对文书时，“有当校文书时，当请承旨、都案、案头局分人等引导校之”。该书卷17记载，各局分司职在交纳、分用、屠宰官畜、谷物时，要依据收入、支出等文书进行，不允因索贿等而延误时限，若“索贿、延误而逾期时，所阻碍处之都案、案头、司吏、食宿小监、库主、出纳司吏等之罪，一律依延误公文法判断”。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中载，1977年甘肃武威西郊林场发现的两座西夏墓，墓中有题记四处，其中“两个男墓主人都在西夏政权里任职，刘德仁任过‘西经略司都案’，刘仲过任‘西路经略司兼安排官囗两处都案’……‘大人嗔恕，指挥扃分，接状只关，都案判凭，司吏行遣……’可见，‘都案’与文书紧密相关，职在承旨之下，司吏都监之上，可能是宋朝的‘主管机宜文字’，负责收发文书、稽察缺失和监印等事。而从刘仲达兼任两处都案一事看，应是指兼任西路经略司和西凉府的都案，说明西夏‘都案’的设置较为广泛。”以上史实说明：西夏的都案、案头、司吏等都与公文工作相关，属于公文工作者。
至于各司职的都案、案头的派设、数目和要求，《天盛律令》卷10已清晰地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即都案数上等“中书七，枢密十四谍案”。次等司的殿前司十都案……其余各等职司也都有数量不等的固定的都案。各职司中派遣都案都有严格规定，如史载“中书、枢密、经略使、次中下末等司都案者，遣干练、晓文字、知律法、善解之人”来承担各职司的文书工作。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18元丰四年十月条记载：“种谔言：捕获西界伪枢密院都案官麻女吃多革，熟知兴、灵等州道路、粮窖处所及十二监军司所管兵数，已补借职，军前驱使。”可知都案官对军事方面业务非常熟悉，但职务不太高，应是枢密院内总管业务各案的头领。
《天盛律令》卷10对诸司遣案头次第也有详细的规定，且数量相对都案来说要庞大一些。如规定上等中书派遣四十二案头、枢密派遣四十八案头；次等司的殿前司共六十案头……其余各等职司也同样派有固定的案头。其案头的派遣法与都案的派遣相比，程序稍稍简单一些，如，中书、枢密诸司派遣案头时，一般应在属司司吏中选择旧任职、晓文字、堪使人、晓事业、人有名者，依平级法量其业，奏报上一级等司核批之后遣为案头，但必须以职阶计，限量遣之。而西夏派遣文书工作者，其一般规律是上一等的都案，可为下一等的承旨，上一等的案头可为下一等的都案，上一等的司吏可为下一等的权案头，司吏根据绩效大小可平级调动。
西夏地方政府公文工作者的派遣是：“前述诸司都案、案头数除已明定之外，司吏以及诸堡、城、军、寨、转运司、工院、经治寺、行宫三司、县、末等司等都案、案头、司吏者，当以职阶计，限量遣之。”由此而知，西夏国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衙署中都派设有一定数量的都案、案头、主簿、司吏，具体负责西夏国的文书工作。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夏文书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03BTQ007）
（原载《甘肃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