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将柳下惠、伊尹、伯夷、孔子合称四大圣人。
但在孟子那里，似乎除孔子之外，其他各有缺点。
因为伊尹之任，近于狂；伯夷之清，近乎狷。柳下惠“三任之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柳下惠三仕，亦如伊尹之任；三已，亦如伯夷之清。柳下惠一切顺其自然，一任外部势力摆布，不像伊尹和伯夷，走极端，故有柳下惠之和。
孔子是一位中庸者，兼有伊尹、伯夷之狂狷，又兼有柳下惠之和。自觉贵人，道化时代，则有伊尹之任；坚守其道，不惜与时代相违，则有伯夷之清。不违时，不失道，则有柳下惠之和。孔子亦任亦清亦和，能随时代的变化，所以，孔子被孟子称为圣人之集大成者，是一位时圣。
后世论及圣人时，多尊伊尹、伯夷，少道柳下惠。但是，柳下惠对后世的影响，却远远超过伊尹、伯夷。因为，柳下惠之和，在中国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中国历史之所以能长治久安，中华民族之所以数千年绵绵不绝，柳下惠之和，最值得称道。
柳下惠“虽袒裼裸衽于吾侧，亦何足以浼我。”这让人想起濂溪先生的爱莲说：“出污泥而染，濯清涟而不妖。”周濂溪一生只当过一个县级小官，他既非志为伯夷，亦未能为伊尹，终亦近为柳下惠。
人处于世，总不外三种态度：一是积极向上的，负责任的，领导时代前进的，如伊尹。一是什么都不管，只求一身干净的，如伯夷；一是既不一味向前，也不退避三舍，而是顺其自然而又不失却自我的，如柳下惠。这三个人都称得上圣人，而孔子能合其三德，灵活把握，故孔子能独尊为至圣。
“和”，是展禽的处事方式和原则。
柳下惠是一个耿介的人，但却很平和。伊尹有大表现，而有大成功。伯夷特立独行，表现为一种无表现。孟子说：“柳下惠，圣之和者也。”他最和气，柳下惠在鲁国做官，多次被罢免，罢了就罢了，无所谓。伊尹就不同，罢了就再努力往上爬。伯夷则是如果不如我的意，就是请也请不到的。柳下惠所处的时代是春秋时期，列国之间是互通的。有人劝他，你在鲁国不能出头，何不到别的国家去？他却回答：“直道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只要直道事人，到哪个国家都不合时，都会落个被罢免的结局，如果能枉道事人，我在鲁国同样飞黄腾达。可见柳下惠外和内直，外圆内方，所以孟子称赞他：“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柳下惠不以三公之位不换取自己的耿直品格，他也是特立独行的。孟子又盛赞道：“圣人，百世之师，伯夷、柳下惠是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者廉，懦夫有立志。”一个顽钝的人，没有锋芒，不知痛痒，听到伯夷之风，也能有边有角，有干一番大事业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薄夫敦，鄙夫宽。”听到柳下惠之风，薄夫可以变得敦厚，鄙夫可以变得旷达。
孟子所举的三个圣人，是三种不同的性格。一是“任”，近似于“狂者进取”。二是“清”，近似“狷者有所不为”。此两种性格正好相反。三是“和”，非狂非狷，一切顺其自然。此三种姿态，三种格局，做到彻底，就是圣人。而孔子则兼此三者，而融会贯通，为最完整人格。他积极向前，有时像伊尹；他一尘不染，有时像伯夷；他内介外和，有时像柳下惠。所以孟子称孔子为集大成之至圣。孟子自己说：“乃我愿所学，则学孔子。”若说圣人，伊尹、伯夷、柳下惠都是。可都限于一个方面。所以，他愿做孔子那样全面的人。
伊尹、伯夷、柳下惠都是豪杰。你看伊尹，太甲不争气，就把他关起来，说：“你不行，我来代替你。”这种气魄，不是一个十足的豪杰吗？后人云：“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不可。”须是有公天下之赤忱，夹着一些私意便不成。伯夷也算得上一个豪杰，宁肯饿死，也不食周粟，这是何等的节操啊！柳下惠如打太极拳，功夫深了。孟子说他“不以三公易其介”，这还不是个豪杰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