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死前，严重脱相，除了脸肿肚子大，其他地方皮包骨头，体重一百斤。他的身高一米七八。那些日子，他腹水的肚子鼓突出来，乌亮乌亮，像半只气球。有时他疼，会发出呻吟，类似枭鸣，我们就轻揉那半只气球，仿佛怕伤及里面的胎儿，这样他能好受一些。他好受时面部松弛。到后来，有时不疼他也呻吟，呢呢喃喃，如同他本人就是婴儿。都十天了，他下不了地，不和我们说话也不看我们，连眼皮都很少翻动。他的肝癌，是两个多月前查出来的，一查出来就是晚期，我们请教了几个专家，个个都是老刽子手，判他死刑眼都不眨，只是一个月到五个月的缓刑期长短不同。被判刑前，我爸挺健康，有点轻度的小脑萎缩，没什么症状。可随着医生帮他发掘出晚期肝癌，他倾诉的欲望突然强烈，絮絮叨叨，还疯疯癫癫，一个能把深沉玩得炉火纯青的中等级别的官场中人，竟一下变成了职业醉汉。他酒量不大，很少喝酒，一般喝了也不会多，偶尔多了也不耍酒疯。肝癌能激活人的语言中枢吗？没这说法。我们只知道，大量喝酒易导致肝癌，而小脑萎缩，倒擅长为语言设置障碍。我爸的状况，全拧巴着，让人怀疑他这两项毛病都系误诊。没误诊。经验总有不完备处。我爸是疯癫一个月后，忽然沉默的。他最初疯癫时，对那些前来探视的外人，我们这样解释：他糊涂了。一个人活到七十八岁，糊涂容易得到理解，即使伟人，七十八岁也该糊涂了。我用“疯癫”描述我爸，不是仅仅指他话多，而是说，他胡言乱语的内容，愈益离谱且愈益荒唐。他思维乱了。晚期肝癌查出来后，他的身体迅速衰竭。我们没告诉他得的啥病，这说明，不是过大的精神压力击垮他的。他已基本不认识人，很难一气说完一个长点的句子，但他宣泄的欲望无以阻遏，只要面前有人，他就拼命说，没人知道他是否清楚自己在说什么。说话时，他常张冠李戴，把希特勒说成克林顿，将巴以冲突和抗日战争混为一谈，见到我妈，他喊郭兰英或才旦卓玛，握着我手，他要么说政委来啦，要么叫老张或者小王——不知他指的是哪个政委与哪个老张或者小王。他话题博杂，涉猎广泛，从一只不时偷袭他的苍蝇，能说到中国该如何建立空中霸权，又能把悬在医院对面一座破败小楼上的横幅标语，与张铁生黄帅连在一起——那标语是：“认清形势，享受政策，抓住机遇，按期搬迁”；而张铁生黄帅，都是文化革命时的“反潮流英雄”，前者是靠交白卷上大学的还乡知青，后者是与老师唱对台戏的小学生。依惯例，他说得最多的，还是以前他感兴趣的那些东西，由党内历次路线斗争，引发出对未来的判断思考。按中央以前的说法，党内的重大路线斗争只有十次，后来连这十次也不提了，在十次之外，就更没有了；可我爸坚持认为，党内的路线斗争有十四次之多，在林彪之后又加了四次。他悄悄对他们单位的办公室主任说：斯诺先生，你是中共的老朋友了，我可以把我们党内这十四次路线斗争的内幕都告诉你，为你《西行漫记》的续篇提供素材……他对这十四拨人的名字如数家珍，对他们犯错误的顺序和所犯错误的内容也表述准确，如果你乍一听他娓娓道来，会以为他是个身经百战的党国元老，在谈笑他令“胡虏灰飞烟灭”的往昔壮举。只有多听一会，被他夸张的、扭曲的、神秘化的表情和用词牵拉着走下去，你才会发现，这原来是个停留在旧时代里不肯前行的谵妄者，躁狂人。但有趣的是，陈述旧事时，他又能熟练使用时尚新词：“华山论剑”、“孤独求败”、“联手”、“比拼”、“做秀”、“力挺”，这使他的连篇呓语别有妙处，在有些人听来，比如我儿子刁阿斗或我妹刁星的女儿李小璐，这十四次路线斗争中的二十来个头目，活脱脱是些江湖杀手武林刺客：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隆、张国涛、王明、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提到他们，我爸总把声音放低，好像担心隔墙有耳。他胆小怕事的性格特点，在使命感和责任心的缝隙间忽隐忽现：堡垒容易从内部攻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过七八年再来一次……通过反复引用伟人语录，他把一层层保护釉彩涂抹到身上。直到十天以前，他去厕所，忽然感到路途迢迢，无力举步，主动向别人伸出了乞求之手，这才住嘴，戛然告别了他关注的任何事情。厕所就在病房里，距床只有五六步远。我爸是凌晨死的。有些人死前有回光返照，他就有。那天轮到我妹刁星的丈夫李宇在医院值班守他过夜。子时左右，李宇坐在硬板凳上，双臂和头搭着床沿，打起了瞌睡。忽然，他听到我爸大声说话，他被惊醒了，他又看到，我爸挺着乌亮的肚子，不知什么时候坐了起来，那双嵌在胖肿大脸上的小眼睛，精光四射地扫视左右。这是夏季里一个无风无雨的闷热夜晚，令人窒息，在一片昏黑的特护病房里，我爸缄口数日后忽然出声，还艰难地挺着肚子坐了起来，并眼放精光，这把李宇吓了一跳。他本能地想退后几步。他没退。“老刁家人呢？”他听清了我爸在说什么。“老刁家人，都往前坐……”我爸的声音威风凛凛，有些喑哑，但很清晰，语调不躁狂，用词不谵妄，好像出自被小脑萎缩和晚期肝癌击中之前的我爸之口。李宇木呆呆地有点发懵，既对我爸的清醒感到惊讶，更为不知在我爸看来他算不算老刁家人感到困惑。他不姓刁，姓李。他伸手摸索我爸肚子，说爸，爸，我是李宇，你疼吗？喝水不？饿不？有尿没……我爸不看他，把他手从自己肚子上使劲推开，说老严呀，咱们居然跨进这二十一世纪了，不易呀……又说你们俩都挺有出息的，在新世纪里……显然，我爸的“老刁家人”里没包括李宇，他的话，是说给“老严”和“你们俩”的。“老刁家人”肯定包括我和我妹刁星这个“你们俩”，这没说的，“老严”虽然和李宇一样，不姓刁，但她是我妈，是我爸的妻子，是创造“你们俩”这“老刁家人”的另一半功臣，也可以归属在“老刁家人”里。李宇脑子稍一转弯，就把这关系理顺溜了，他立刻给我妹刁星打电话，我妹刁星又与我电话核计，我们一致认为，我爸这是回光返照。我们把电话打给我妈，接上她，去医院。这时的我爸，不显糊涂，见了我们三个“老刁家人”，有种孩子似的亲近与兴奋，他呼呼哧哧地给“老严”和“你们俩”做报告，“新世纪”是报告主题：“这样的观点嘛，我同意，新世纪就是……中国的世纪……”我低声对我妈和我妹刁星说，看样他不行了，叫我哥吧。我妹刁星也说，叫大哥吧。我妈最后说，叫刁北吧。我就出屋到走廊上，给我哥刁北打电话。这时是凌晨，东边天际正微微泛青。我哥刁北往医院赶时，我妈和我妹刁星一边一个地抱我爸拍我爸哄我爸，揉抚他肚子，不论我爸说什么，只要插得上话，她俩就一替一句当然也是轻描淡写地往我哥刁北身上扯：老刁你别光“你们俩”“你们俩”的，他们是三个，还有刁北嘛，应该“你们仨”才对——哦，也不对，还得包括晚晴和李宇呀，还有阿斗和小璐……爸呀，你看你精神头多足，这说明你身体好了，叫大哥来吧，大哥一来，“老刁家人”就齐了，等天亮了，咱一块回家……她们说话时，大家都紧张，包括站在门口的我，也包括站在床脚，毫无意义地摆弄我爸被子的李宇和我妻子晚晴。我们都担心我爸发火。多少年了，我爸不能听人提我哥刁北，别人提他他就发火，他常说，老刁家人里没这个畜生。但那时他更受理性主宰，发火的方式主要是不屑，只偶尔开骂。后来小脑萎缩和晚期肝癌击中了他，我们说什么，他都一阵明白一阵糊涂，唯有涉及我哥刁北，他光明白不糊涂，开骂已经不知道节制。有一天，我哥刁北过来看他，他非说我哥刁北是赫鲁晓夫派来的苏修特务，是使用了易容术的克格勃，害完斯大林又害毛主席来了，他要把我哥刁北驱逐出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可这回，我妈和我妹刁星的火力侦察，没遇到还击，在“刁北”和“大哥”这两个词反复灌入他耳朵时，他的演说渐渐停止了，好像在听两个女人的劝说，又好像在想什么心事。与此同时，他的眼睛越睁越大，但很空洞，似乎黑眼仁一下涨满了眼眶。“来，刁北，离我近点，”忽然，我爸把头向我转来，是向门口转来，冲着我——冲着门口伸出了双手，“我看不清你……”我急忙上前，把我爸的双手握在手里：“爸——”“新世纪了，你也该，振作了……”我爸的精神头似乎又一下没了，说出的话有气无力。我连连点头，声声答应，替我哥刁北点头答应。“我知道，你说过，人和屁，一个样……哈，爸这辈子，就是个，是个屁。可你不是，你天赋好，又赶上，新世纪了，你不是屁，不是……”话没说完，我爸就死了，死去的瞬间，他盯住我，挺羞怯地笑了一下。他这是向我哥刁北发出的笑。敌对多年的一对父子，终于握手言和了，这让他这个好面子的父亲有点不好意思。这时候，我哥刁北正走下出租车，正冲进医院大门，正跑步上楼，正融入“老刁家人”都在的特护病房。他把我爸抱进怀里。我爸已经不是活人，但肌肤柔软，余温尚在，虽然眼睛闭上了，可活着时发出的羞怯的笑，还留在他胖肿的脸上。我哥刁北哭了。没有声息，珠玉成串。他泪水落在我爸的笑上。
二〇〇一年元旦过后，五号早上，我哥刁北回到沈阳。他坐的是北京始发的五十三次直达特快。这是一种新型客车，车厢整洁，卧铺舒服，很适宜睡眠。可我哥刁北睡得不好，整整一夜怪梦连连。他梦到个女孩，在空中飘飞，不断膨胀像欲爆的气球。她想落地，却越飞越远，就又哭又喊，求他救她。我哥刁北救不了她，只能醒来。下了火车，走出站台，我哥刁北愣了一下，他发现，站前广场鬼影幢幢，满目都是骷髅与干尸，要么青面獠牙，要么骨架嶙峋。他怀疑他还在梦里。他摘下眼镜，揉揉眼睛。站前广场宽阔杂乱，乍望过去还对不准焦距，但移动其间的是些什么，不揉眼睛也看得清楚，看不清楚也猜得出来：没有鬼影，都是人影。只不过，欲雪的早晨浊气笼罩，乍亮的天光阴晦幽暗，人在咫尺，看上去也五官模糊，也衣饰朦胧。有时候，某人与某人凑得很近，已分得清彼此眼睛的大小与鼻梁的高低，也辨得出对方羽绒服的颜色与皮大衣的长短；但寒冷的早上，人们出现在站前广场，不是无事可干来闲逛的，不是来欣赏别人或被人欣赏的。某人与某人，即便恰好撞到一起，也都情急切切，脚步匆匆，会迅即分开各奔东西，道句对不起或骂声眼瞎啦的时间都没有。他们视网膜上，假设曾留下过别人清晰的五官与确切的衣饰，也很快会再度模糊，重新朦胧，使每个人在每个人眼里，都如同鬼影。
也许别人不这么认为，是我哥刁北心思诡异。
我哥刁北汇入翩翩鬼影，踌躇片刻，走向广场西南角的公共汽车始发站，登上由站前广场开往天堂墓园的九路汽车。他没什么行李。他由沈阳去北京或由北京回沈阳，就像由东单去西单或由省图书馆回北陵小区一样，轻装简从。
破旧的公交车走走停停，蜗足龟爪。我哥刁北不以为忤，缩在车厢后边的硬塑椅上，比其他乘客显得安详，或者叫麻木。他腿上架着牛仔包，手上托本不厚的书。他上车早，有条件选择靠前的座位。他去了后边。在后边读书不惹人注意。书是屏障，我哥刁北一读上书，车内的人，车外的景，就全被他隔离开了，留在隔离带里侧的，只有他和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是瑞士人，哲学家，成年后，物质生活一直简朴，甚至寒酸；但他并非天生的穷人，没优裕生活可过。他爸是欧洲工业巨头，死后留有大笔遗产。可维特根斯坦像处理几双多余的袜子那样，把巨额遗产送了别人。这不足怪，富人向外撒金散银，是历朝历代都有的善举。维特根斯坦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的钱没送给穷人，没送给社会慈善组织，没送给某一研究机构或某一研究项目；除了个别穷朋友，比如诗人里尔克，他的钱，都给了比他更富有的哥哥姐姐。读到这里，我哥刁北沉思起来，眼睛里边没有了文字，但阅读的姿势一如此前。紧接着，在心里，他偷偷笑了，是会心之笑。他是穷人，却会心于一个富人。他读的书，是《维特根斯坦传》。他双脚冻成了两块冰坨。
维特根斯坦一生低调，六十二岁时死于癌症，死前曾受多种疾病纠缠折磨，特别是间歇性的精神危机，经常让他感到绝望。他留给这个世界的临终遗言，费人猜想，因为那更像罗素或萨特那种哲学家发的感慨：“告诉他们，我度过了精彩的一生！”
车厢内的跺脚声杂沓零乱，伴随着它们，我哥刁北度过了五十分钟的精彩阅读：九路终点到了。我哥刁北下车，快速步行五分钟后，钻进设在天堂墓园门口的保安室。保安之一认识我哥刁北，招呼我哥刁北取暖喝水时特别热情，但却腼腆。他总为称呼我哥刁北大哥还是叔叔感到为难。这个唇上尚未长出绒毛的孩子，考上过大学，因家里太穷没去报到。他和我哥刁北讨论过三本不同人写的《苏东坡传》。我哥刁北没落座的意思，捧着热乎乎的纸杯说明了来意。小保安松弛下来，在墓园示意图上略一搜索，麻利地指出我哥刁北要去的位置。“喏，这呢，遇毓的墓。”我哥刁北也看到了，示意图上，一个红数码边上标俩黑字：遇毓。我哥刁北颇感意外。他没想到，两个叠音字的前一个居然是“遇”。几年前，这名字在他耳边最初出现时，他脑子里没有“遇”的概念，他还以为，那“YuYu”爸妈和墓园有关人员所称呼的，是死者乳名：“玉玉”或“郁郁”或“昱昱”或“豫豫”。她居然姓遇。这个姓，比刁还少见。我哥刁北应了一句：“唔，是遇毓。”
天堂墓园在棋盘山南麓，地势甚高，这时已先于市内飘起雪花。零星细雪中，胳膊粗的松树和青灰色的石碑横平竖直，规规矩矩，像识趣的死者家属列队等候领导接见。那些墓碑上，按统一格式，正面镶有死者照片并镌着死者的名字及生卒日期，背面则刻有字数不等的临终遗言。正面的东西货真价实，没人在亲人墓碑上为别人广告；但背面文字，就多有折扣了，它们很少是死者真正的遗言，大部分创意，属于我哥刁北。比如，一个打架被人捅死的小痞子，临终遗言是“给我报仇！”但按死者家属意思，我哥刁北得把小痞子的境界拔高一截，让原本站在市内柏油路面上横行霸道的他，一跃成为矗立于郊外棋盘山顶的宽厚圣人：“原谅一切！”那小痞子，挨着遇毓。我哥刁北大步越过一盔盔墓穴，没东瞧西瞅。对他的杰作或不杰之作，他都没兴趣把玩。他径直来到遇毓碑前，止步细看：“嘘——睡眠真好，它让我安静！”我哥刁北端详着它，无法安静。他呼呼直喘。山上风大，他想闭严嘴巴少吃点风，却做不到。他看她照片。就像头一次知道她姓遇一样，他也头一次见到她长啥样。她是一块美人坯子。他半蹲下身子，以便看得更清楚些。可往下一蹲，肚子一受挤压，一路上吸进肠胃里的空气活跃起来：噗！一个响屁溜出他肛门。
“遇毓，我能帮你写条更精彩的临终遗言，”他贴近遇毓，一脸神秘，仿佛和她说悄悄话，“‘告诉他们，人是大自然放出的屁！’”
“人是大自然放出的屁”，我哥刁北在生命后期，常把这话挂在嘴边。
这不难理解。好多年里，我哥刁北为死神服务，有充裕的时间琢磨生死。触景难免生情，有感自然要发，用句自以为精当的妙语表情达意，也不算拿起鸡毛就当令箭。不能说我哥刁北是肤浅之人，但他的爱好，的确稍微小儿科些。他这一生，始终喜欢格言警句，多半还都歧义丛生——前期的偏于花哨，后来的趋于质朴。至于这句话，“告诉他们，人是大自然放出的屁”，如同他掌握的其他格言警句一样，属于他的发明原创呢，还是引自别人的奥论玄学，我不得而知。它的前半截“告诉他们”，显然来之于维特根斯坦，但这半句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作为“人是大自然放出的屁”的引导句，包括作为“我度过了精彩的一生”的引导句，“告诉他们”可有可无，没特殊意义，完全可以忽略不计。而且，我哥刁北也知道，“告诉他们”这种语气，源头也不是维特根斯坦，它来自《圣经》，来自上帝。
与多数人一样，我哥刁北经常放屁。他喜欢吃炒黄豆、红烧肉、大蒜、萝卜蘸酱。但对屁，像对人体固有的其他生理现象一样，诸如咳嗽、打嗝、打哈欠、阴茎勃起、月经来潮、笑时眯眼睛哭时淌眼泪，等等，他都既不欣赏也不歧视。这表明，他的“人是大自然放出的屁”是中性判断，并无贬义。至于有人认为他的譬喻不雅不敬，不恭不恕，那是“有人”自己的毛病：瞧不起屁。
同样，我哥刁北也很清楚，任何譬喻都是蹩脚的。
有一天，面对我和我妹刁星，我哥刁北突然推翻前言，郑重宣布，他要否定“人是大自然放出的屁”这一说法。那天是在他家，他羞答答地过五十岁生日。
“为什么呀？”我和我妹刁星齐齐发问。这两年多里，“人是大自然放出的屁”这一论断，已成为我俩在生活中应对某些问题的坚固盾牌。我们喜欢它的讥诮与洒脱。我哥刁北的思想、观点、说法，绝大部分，肯定超过五分之四，我和我妹刁星都奉为圭臬，全盘吸收并广为传播。
“这句话，不太对，不太好，我收回，我再不会这么说了。它吧——倒也不光是矫情蹩脚，似是而非，怎么说呢？它，太草率了，太轻浮了。爱默生说，人是丧失地位的神；叔本华说，人是地球上的魔鬼；尼采说，人是动物与超人之间一条绷紧的绳子；帕斯卡尔说，人是会思想的苇草。这些，都很经典，可我觉得，好像也都失之草率轻浮。人嘛，就是人，人太变化多端五花八门了，不可形容，没法譬喻，拿什么打比方都是盲人摸象……”
我哥刁北打着手势，想尽量把他关于人的结论说清楚些，说准确些。我和我妹刁星听得云里雾里，觉得他的解释言不及义。我们没再往下追问。我们怎能追问我哥刁北呢？追问就是怀疑，就是不信任。至少表面上，我们习惯于对他迷信。
在我眼里，尤其我几岁十几岁二十几岁甚至三十岁时，我是孩子或年轻人，我哥刁北则始终是大人，是与众不同的大人，和爸妈那种大人判若云泥。他的一切言行，都强烈地吸引着我。早年的他，曾两度被政府视为敌人，劳教一次坐监一次，却不是因为杀人放火强抢强奸，而因为政治。在中国，政治向来神乎其神，高不可攀，它的蛊惑性大于一切，大于恐龙再生和外星人造访，在我几岁十几岁二十几岁甚至三十岁的意识里，政治与信仰、理想、叛逆、斗争、良知、公正、道义、革命、解放、大同……这样一些庄严的字眼息息相通；认识到它只是利益的奴婢，是后来的事。在我往昔的想象之中，我哥刁北是失败的英雄，舞动着一柄以卵击石的反抗的长茅，豪气凛然，义无反顾，将一股异端的力量传递给我。异端的力量强大诡谲，是我思想的养分精神的支柱。那些年，我哥刁北是我心中的圣人，我对他充满崇拜景仰。我估计，我妹刁星也是如此。
圣人有资格翻云覆雨。我哥刁北和我妹刁星说起了别的。“新，就是将陈腐庸俗的东西做新鲜化处理，闻，就是让瞒骗视听的谎言风闻于公众。”我哥刁北给我妹刁星当新闻专业老师。我妹刁星这个昔日的新闻本科生，现在是《北方都市报》新闻部总监。我思维没被他们牵走，低头想我的。我哥刁北眼观六路，与我妹刁星说话间隙，也能看透我想什么。“别乱想了刁斗，”他转头关照我，“变异并不都有显在理由，理由也不一定都具备可阐释性，真正的逻辑是地下的潜流，起主导作用的规律，总在事物内部……”
“哈，啊？明白明白……”
我不明白，我哥刁北没说服我。但也只能如此。我努力把我认为有价值的背景酵母，揉进联想这团面里，以蒸出我哥刁北的心理动因这锅馒头。
二〇〇三年的我哥刁北，经历了生命中的几件大事，至少我这么认为。我很想效仿我妹刁星那个行当里的人惯常的做法，替他归纳个什么“十大”，强制清理记忆的门户：十大国际热点问题；十大腐败案；十大乌龙球；十大明星绯闻；十大感动中国的普通百姓……可惜我使出吃奶的劲，也凑不齐“十大”，我只能替我哥刁北罗列出“六大”：
一，冬天，他见到了由日本回国探亲的女儿刁婵，他们阔别十六年了；
二，春天，他找到了他的第一任恋人纪学青——三十年过去了，这时她叫纪安妮；
三，还是春天，作为SARS疑似病人，他在北京火车头医院留院观察二十一天；
四，夏天，我爸死了；
五，还是夏天，他的第四任恋人周铁燕因丈夫被“双规”患失忆症，不认识他了；
六，秋天，即此时此刻，他过起了生日，五十岁生日。
对最后这点，我得多说几句。过生日其实算不上大事，不光对我哥刁北，对任何人，对那些讲究过生日的人来说，比如刁阿斗或李小璐，也不算大事，时间那种周而复始的轮回更迭，能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人活着？可你掐这人一下这人喊疼，也能说明这人没死。活着算好事不算大事，算的话，也不必非通过过生日的形式加以证明。我哥刁北就是这样的想法，从他记事至四十九岁，没过过生日，别人给他过他也拒绝。可这回，五十岁，他破天荒地找来我和我妹刁星，像模像样地宣布了他的年龄，显然，第五十次翻动生命记分牌这码事，被他当大事了。不知他赋予了它怎样的意义。既然他认为它非比寻常，我这当弟弟的冲他挥解剖刀时，也看重一回他的五十岁就不算毛病。我没想到的是，他赋予他五十寿诞的意义是死亡：他过生日，为交待后事。
“五十岁了，可以死了，也应该死了。”我哥刁北严肃地说。
“那——大哥呀，你死时，碑上打算写点啥呀？”我妹刁星想解构他的严肃。
我哥刁北也媚生日之俗，这让我和我妹刁星没心理准备。可我们又知道，他一提生日，我们就来句“祝你生日快乐”，也不会是他的本意。我们有点为难。好在他没让我们为难太久，紧接着，他就把死亡并置在了生日旁边。他的俗，媚出了点不俗的味道。我和我妹刁星都好办了。一般来讲，我俩不主动与我哥刁北乱开玩笑。除非他先开了，我们跟上。在这点上我俩被动。这回我妹刁星主动了一回，我便随我妹刁星当了把主动的B角。
“嗨，这几年哥的经典语录是啥？‘人是大自然放出的屁’嘛！他要死了，咱就给他写上这个。”
“不不，不，”我哥刁北没以玩笑应对我和我妹刁星的玩笑，继续一本正经，“我宣布收回这个说法，收回。‘人是大自然放出的屁’，不能成立。”他表情尴尬，但态度认真，好像他墓碑上，马上要被我们刻上字了，刻上“人是大自然放出的屁”了。
日常生活里，在口语中，“屁”有很高的使用频率，包括以“屁”为词根的“放屁”一词。但人们把它挂在嘴边，多取引申义：或相当于激烈的骂人话，或等同于轻慢的否定词，或类似于撒娇的嗔怪语。巧的是，这三种比较典型的情形进入我哥刁北大脑沟回，是在同一天，又发生在同一家人身上；同样巧的是，与他共同目睹那三幕的，亦是同一个人。自那之后，我哥刁北这个文雅之人，最高级别的粗话可以与“屁”有关——与女人做爱时除外。做爱时的放肆表达不算粗话。在两性之爱的范畴之内，表达没有文野之分。
那时的我哥刁北，童蒙已过，慧心初开。
那是个中午。秋天了，大街上骚动的人群比天气热。倪可强从人群中揪出我哥刁北，像手里的热水杯终于有了置放的地方，他粗鲁地一推，就把倪可心塞进我哥刁北怀里。倪可心是倪可强的妹妹，但那时，我哥刁北恍然觉得，倒是他，天然地对倪可心负有责任。后来的事实证明，倪可强这么干，的确先期预告了我哥刁北与倪可心间的责任关系——应该说，是种反向的责任关系。当时倪可强甩掉倪可心这只热水杯后，还真搓搓手，与人们挨完烫后的反应一样。他用严厉的目光最后看一眼自己的妹妹和自己的同学，纵身一跃，跳上他同伴之一的自行车货架子，嘴里大喊“丫的反了”。我哥刁北敢怒不敢言，受人之托，亦是受人之迫，只能拉着倪可心，吞咽着倪可强他们自行车轱辘卷起的尘土，往明星电影院方向走。他边走边回头回脑，心思还放在身后工艺美术服务部的台阶上，对手边羸弱瘦小如同猫崽的倪可心毫无感觉。他扭向后边的视线，受到许多人背影的重重阻隔，映入他眼帘的一幅幅图像，全是脑勺肩背屁股脚后跟，没脸。
我哥刁北拉着倪可心，很快也回到明星电影院门前。被围观者围在场子中央的两拨红卫兵，不是一小时前他曾看到的那两拨了。他们没动手打架。他们隔着幅巨大的毛泽东泳装照片，分伙站开，用嘴骂架。那幅照片，记录的是不久前毛泽东畅游长江的一个瞬间，浑身水淋淋的毛泽东憨厚地笑着，一视同仁地冲围绕在他身边的两伙人招手致意。在毛泽东左手边那伙人里，我哥刁北先看到的是倪可强与倪可心的姐姐倪可竞。她站在她那伙人前列，像个官，她身后的兵中，有她弟弟倪可强，和用自行车把倪可强从我哥刁北身边载走的那两个家伙。他们是三个痞子，没穿军装没戴军帽没戴红卫兵袖标不说，还侧歪着膀子，立楞着眼睛，手里分别拎着棒子板砖和铁锨。其他人，那些穿军装戴军帽戴红卫兵袖标的人，包括倪可竞这伙的，也包括毛泽东右手边那伙的，都没拿棒子板砖铁锨等武器，他们手里舞动的是《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语录》就是他们的武器，包括他们的嘴和嘴里说出的话，也是武器：
“你们放屁！”
“你们放屁！”
“你们才放屁呢！”
“你们才放屁呢！”
“你们放的是反动派的狗臭屁！”
“你们放的是封资修的螺旋屁！”
“你们放的是你妈个骚逼的稀屎屁！”
“你们放的是你爸个鸡巴的毒气屁！”
……
倪可心憋着小嘴欲哭又止。我哥刁北轻拍她脸蛋，说不哭不哭，同时往前挤，冲倪可强招手跺脚。“可强，可强……”见倪可强看他，他指指倪可心。倪可强正骂得眉飞色舞，明白了他什么意思，不耐烦地说：“滚蛋，滚蛋！我革命呢……”倪可竞也看到了他们，同样不耐烦地说：“小屁孩，别干扰斗争大方向，要么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要么回家！”对倪可竞倪可强这姐俩，或者说对老倪家人，除了手边的倪可心，我哥刁北都有点怕。他只能哄着倪可心，离开明星电影院门前，往明星胡同东口走。
明星胡同东口距明星电影院不足五十米，在明星电影院南边。我哥刁北拉着倪可心，两三分钟后就进了胡同，往西又走不远，来到一群下象棋的男人身边。将那群男人聚拢在一起的，是两棵相距数米的老榆树。这会树上的枝叶已经枯黄，但看得出，夏天里，这两株老榆树一定浓荫如盖，并能通过相互的交融，为下棋人搭顶天然帐篷。这里是明星胡同及周边棋迷下棋的备用场地，窄小了些。明星胡同及周边棋迷下棋的主场地，是明星电影院的门左门右门前，那里地盘大，人们一般都往那聚，除非那里演电影开大会搞辩论，下棋的人才启用备用场地。
我哥刁北率倪可心走近老榆树时，第一眼就看到了倪可心的爸爸。
倪可心的爸爸没参与下棋，他面朝胡同口这边，很醒目地坐在一把藤条圈椅里。他两腿都架在一只红漆板凳上，但两条腿的颜色和形状并不一样。着工装裤的右腿正常，右脚上也有鞋，而左腿，则打着石膏缠着绷带，左脚也没装在鞋里，也可以说，石膏和绷带是把他左腿左脚连在一起的一只大鞋，大白靴子。他手里摆弄着一对拐杖。他的左脚，踝骨碎了。前些天，毛泽东第五次接见红卫兵时，他和两个工友往广场混，想见识见识领袖真人。有几个南方不知哪省红卫兵，自行组成纠察队拦截行人，不许他们进入广场。他是工人不是黑五类，几个毛孩子居然怀疑他们工人阶级欲对领袖图谋不轨，他有意见，就说人家是南蛮子。南蛮子们不高兴他说他们是南蛮子，就抽出腰间链子锁打他，没两下，他就趴下了。当时，人家用南方不知哪省的方言嘀嘀咕咕，他就忘了他听不懂人家方言，人家却听得懂他的北京官话。他对与他同行的工友说：哼，小南蛮子，跑北京爷脚底下抖威风来了。人家的链子锁就没客气，真在他脚底下抖起了威风，尤其链子锁一头的圆疙瘩，比厂里的冲压钻还蝎虎生猛，几下子他就服了人家。这会，他没下棋，正板着脸和另一个也没下棋的、嬉皮笑脸的男人争论什么，好像在说刘少奇到底娶过几个老婆。下棋的摊子与他们有点距离。看下棋的和扎堆聊天的，比下棋的多。
“……你丫就充明白吧。”
“我充明白？操，你丫屁也不是！”
“行，我屁也不是，你是屁还不成。”
“我当然是了——我也不是！”
我哥刁北拉着倪可心走了过去。
“倪叔叔，可强让我把可心送回来。”我哥刁北与倪叔叔说话有点发怯。
“爸，我饿了……”倪可心这个病猫似的小丫头，跟他爸说话也怯怯的。
“哦，谢你了刁北。不来一盘？”倪叔叔对我哥刁北挺客气，替下棋的人虚让一句。也有其他看下棋的人冲我哥刁北点头，意思是留他在老榆树下玩一会。他们都是大人。我哥刁北腼腆地笑，但摇了摇头。倪叔叔又回脸招呼倪可心，不耐烦地往胡同深处晃晃脑袋。“找你妈去。”
我哥刁北和倪可心离开老榆树，继续往前走，像走在一根没洗净血迹的猪肠子里。前些天，搞“红海洋”，明星胡同家家动员老少上阵，往胡同两边的灰山墙上刷红油漆，把胡同变成一根粗大的血肠。但很快，据说是周恩来的指示传达了下来，说热爱毛主席也不能把全北京都涂红了呀，那让外宾从飞机上往下一看，还以为北京是块血豆腐呢。明星胡同的大部分人，也觉得整天穿行在猪血肠里感觉不好，有两个孩子和一个妇女，还得了臆症。没人敢猜他们得臆症与什么有关。人们就又重新动员重新上阵，刮红漆，刷灰浆，给明星胡同恢复原貌。原貌很难彻底恢复，斑驳的红色没法根除，明星胡同只能是根洗不净血迹的大肥肠。我哥刁北还和倪可心走在一起，但已不为送她。进了胡同，就等于到家了，不用送了，倪可心不至于让洗不净血迹的大肥肠吓出癔症。是我哥刁北回自己家，不送倪可心也得往前走。两棵老榆树在胡同东头，靠近一号院，倪家在胡同中间，是二十一号院，我哥刁北住胡同西头，住四十三号院。
走过倪家窗口，我哥刁北扭了下头。他扭头，是下意识动作。临胡同的窗子，家家都不开，开的话，也扇扇都有布帘挡着，扭头也看不进窗子里边。可这会，倪家的窗子却冲外敞着，还没有窗帘随风飘动，那敝着的两扇窗子，一扇被擦得干干净净，另一扇上，搭着一干一湿两块抹布。
“滚，别动手动脚的！”我哥刁北听得出来，是倪婶在小声说话。接着他也看到了，倪婶背对窗子站在屋门口。
“嘁，摸一下呗……”是个男人的声音，也不大，听上去有点耳熟，想必是个邻居。我哥刁北看不到那说话的男人是哪个邻居，他被倪婶和门挡住了。
“回家摸你老婆去。”
“她？哼！她胸脯还没我鼓溜呢，你这对大奶子才是宝贝……”
“屁——你轻点！好了滚吧，掐出印儿来，老倪回来剁了你爪子……”
这时我哥刁北拉着倪可心，已快步拐过她家窗口，站到了她家那座院子门前。“可心，”不知为什么，这时叫一声倪可心，我哥刁北竟声音发颤，脸色通红，好像他在向她求爱。成人以后，我哥刁北与倪可心谈婚论嫁时，倒没再声音颤过脸色红过。急于回家的倪可心，根本没注意也不可能注意，我哥刁北声音颤脸色红。她饿了。于是，这个瘦小、羸弱、懒叽叽的七岁女孩，面对我哥刁北，竟像她哥哥姐姐还有爸爸那样，露出满脸的不耐烦来。
“干吗？”
“你先，进院后，你先喊一嗓子再回屋，喊妈我回来了！”
多年以后，《春天的故事》一曲风行，眨眼之间，唱遍了中国的城填乡村。不知它流行之前还是之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制裁陆续停止，倪可心的一笔笔日元，像扑向樱花树的漂亮蝴蝶，伴着《春天的故事》的优美旋律翩跹而至，假我妹刁星之手，换为人民币，成了我哥刁北标本柜里丰厚的收藏。
给我哥刁北汇钱之前，倪可心先与我妹刁星通了电话，确定了她的详细地址，又责成她通知我哥刁北她的决定。只是通知，不是征求意见。倪可心离开我哥刁北七八年了，只是最初，他听到过一点她的消息，后来这几年，五六年吧，她游离在他的记忆之外。这天，我哥刁北采购回来，正在个本子上做开销记录：《心灵战——威胁还是幻觉》（五元七角）；《人道主义的僭妄》（两元一角五）；《外国历史大事年表》（两元七角）；猪头肉（五角）；挂面（三角）；洗衣粉（三角）……忽然门铃唱了起来，还有我妹刁星的叫声：哥！他收好本子，起身开门。我妹刁星进到屋里，想先卖个关子，可她不擅长掩饰喜怒，三秒钟后，嘴里就吐出了倪可心的名字，和她委托她对我哥刁北下达的通知。我哥刁北有点尴尬，像个素来矜持的贵妇，为一把短斤少两的菠菜对个商贩破口大骂时，发现看热闹的人里有个熟人。他不肯配合我妹刁星的勃勃兴致，不看她，只看窗外，同时冷冷地问：谁是倪可心——当然，他没问出口。他问出口的是：你过来怎么不先打电话？他知道，如果他问前一个问题，那叫欲盖弥彰，也叫矫揉造作。他接下来说的是，明天上班，你给倪可心打个电话，告诉她我不接受施舍。
“哦，对了，我嫂子说你不应该拒绝，她有四条理由。”我妹刁星拧歪歪地陷在靠窗的单人沙发里，喝我哥刁北那只大白瓷缸里的茶水。
“理由？还四条？”我哥刁北自然起来，给我妹刁星往缸子里加水。“新沏一杯？哼，你就瞎编吧，她还会找理由？”
“你看你看，瞧不起人。我嫂子这么多年飘洋海外，闯荡江湖，还能一点不进步呀。”我妹刁星一二三四地伸出右手的四根手指，在我哥刁北眼前晃动。“我说的可都是嫂子的原话。一，那是一笔早年欠款的本金与利息——她啥时候欠你钱了？二，那是对变卖我姥房产的补偿——哼，那房子现在买的话，值老了钱了；三，那是作为妻子交给家里的生活费——应该嘛；四，那是刁婵为她将来有收入后提前预支给爸爸的孝敬费——这条有点……”
“完了？”我哥刁北好像睡着了，好一会后，才有反应。
“完了。”
“知道给穷人留面子的善人，那叫真善。倪可心，就是真善，得谢谢她煞费苦心的四条理由。可惜的是，它们太牵强了——不牵强我也不接受。”我哥刁北恢复了正常，眼睛在眼镜片后边微眯起来。他看墙上的世界地图。绿色的日本躬着身子，如同在朝拜粉色的中国，借光接受朝拜的，包括土黄的朝鲜，明黄的韩国，以及赭色俄罗斯的一块边角。“刁星你告诉倪可心，我不缺钱，我过得很好。”
“我说了。哎，那她，是不有事儿求你？”
“这不会，她不是玩心眼儿的人，有事儿她能直说。”
“那——哥呀，那这钱就不是施舍，就真是补偿。她就是欠你太多嘛……”
“住嘴！你懂什么！”我哥刁北厌烦地皱眉，做出逐客的手势。
我妹刁星与倪可心通话时，倪可心要我哥刁北的电话号码，说本来她不想与我哥刁北直接对话，因为不知说什么，可现在——我妹刁星说算了吧嫂子，他这人，还像以前那么不近人情，你心意到了就行呗，别拿热脸贴冷屁股了，犯不上让他训你。倪可心说不会，你哥从来不训我。倪可心的自信让我妹刁星惊讶。我妹刁星更惊讶的是，当晚电话里，我哥刁北与倪可心聊了近二十分钟，虽然也说了“无功不受禄”、“嗟来之食”甚至“自尊”这样的话，但始终和颜悦色。这是七八年来，这对夫妻间的第一次通话，他们声调平缓，口吻自然，好像在议论前一天晚餐的质量，或计划下一天的卧室布置方案。
“我没你想象的那么穷，再说你知道，我不喜欢占别人便宜。”
“你看你刁北，我是别人吗？”
“我不是那意思，我意思是……”
“别和我争了刁北，你知道我不会说话。”
“那——反正你实在愿意寄我也管不了，可我不会花，也许，我会把你的钱送给更需要的人。”
“你想这么干我管不了。我只负责寄，怎么花是你自己的事儿。”
这之后，我哥刁北又建议，那你别月月寄吧，太麻烦了，一年一回行吗？倪可心想了片刻说，一个季度。我哥刁北说，半年吧。倪可心说，做生意哪？讨价还价的。就一个季度。两人一齐在电话里笑了。
自那以后，每个季度，我妹刁星都能替我哥刁北收到东京汇款。有同事问我妹刁星是不是当了日本特务，怎么总有活动经费。再后来，《春天的故事》不流行了，城镇乡村，陆续流行《爱江山更爱美人》、《中华民谣》、《东方之珠》、《走进新时代》、《常回家看看》、《无言的结局》。不论流行什么，我妹刁星的特务经费总如期而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