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八 初胜
吃过了早饭，郭富贵到韩老汉家里来，院子里还只到了三家江世荣的佃户。他们一共是九家，昨天在这里开了一个小会，文采同志向他们说了很多道理，他们都似乎懂得了，今天约好一道去要红契，为什么还不来呢？他们便又分头去找那几家。郭富贵很兴奋。他种了江世荣十亩旱地，每年要交四石租。年年就为这四石租同江世荣吵，怄他的气。这地就不好，一共也不过出四石多五石谷子，要不是再去打个短工，一年四季就连水也没喝的。几次想退了这地，可是要另外找也不容易：别人看得起他有一把力气，却愁着他没家当。他想土地改革要把这地分给了他，他便算有了老本，够吃不算，把裤带系系紧，再喝两年稀的，仗着年轻力壮，也许再苦出一两亩地来，扎下了根，就不怕了。他要地的心切，有股猛劲，不怕事，他一个劲的四处找人，只想一下就把红契拿到手。他一生还没见过这个命根子的东西啊！
慢慢地人都来齐了。里面有一个才十七岁的佃户，叫王新田，还有三个老头子，他们夹在一群年轻人中，便也不怎么怕，不过他们总是比较沉默些。他们经过了昨天的一次小会，都愿意去把红契拿来，他们只告诉文采，说江世荣是当过甲长的，能说能办，就怕不给呀！
张裕民也说，江世荣要白银儿造谣，说真龙天子在北京；又天天派老婆去活动赵得禄。这个人狡猾，怕这几个佃户不顶事。文采便又钉住他们几人问：“你们还怕不怕？”
他们几人都同声答道：“有你们在这里，咱们不怕。”
程仁又把侯忠全的故事说了一番。去年清算侯殿魁，大家都分了地，村干部逼着侯忠全也去找他算账，侯忠全没法，进去了。侯殿魁躺在炕上问道：“谁在院子里？”侯忠全说：“二叔，是咱呢。”“啊！是你，你来干什么呢？”侯忠全便说：“没什么事，来看看二叔的啦。”说完话他找了一把扫帚，在院子里扫了起来。“啊！到底你还有良心，我以为你也是来找咱算账的。要算，到阎王爷那里去算吧！看他注定到底是给谁的！唉，咱说忠全，你欠咱的那一万款子，就算了吧。咱们是一家人啦，几十年工夫咱们总算有情分。”“啊，那哪成，那哪成……”侯忠全就走出来了。外面的人间他算了没有，他说：“算了，算了，咱还欠人家一万款子啦！”后来农会分给了他一亩半地，他到底还悄悄给人家退回去了。程仁更说：“你们不会做侯忠全吧？这种死也不肯翻身的人！”大家都笑着答：“谁也没那样孱头，尽给人当笑话！”
虽说他们也诉说了许多种地人的苦痛，给了许多诺言，但文采总觉不放心，他一时又没有更多的办法，便只好模仿着一个地主声口，厉声问道：“你们来干什么的？”郭富贵知道了他的意思，答复道：“咱们来给你算算账的……‘算账？很好！”文采接着说下去：“你种了咱十亩旱地，当日是你求着种的，还是咱强迫你种的？那时言明在先，白纸黑字，一年交四石租子，你欠过租没有？如今你要算账，成！把欠租交了来再算！要是不愿种，那就干脆，老子有地还怕找不到人种？咱问你，地是你的还是咱的？”“地自个会给你长出谷子来？”那个王新田也说了。郭富贵更继续说：“江世荣！告诉你！你早先当甲长，凭着日本人势力，吞了咱们的配给布，谁不知道？还有那年替你修房子，说好一升米一天，咱替你做了一月零三个工，你只给十升米，你想想，有这回事没有？”“有呀！”文采仍旧装腔作势地答道，“配给布，不是在唱酬神戏时做了帐篷么？咱又没有要它！你替咱修房子，咱也没亏待你，你吃了一月零三天的伙食就不算了吗？再说，前年日本鬼子还没走，你们就给咱斗争了，要还的都还了，你们讹人就没个完么？咱也曾绐八路办事来啦！”这给大家都说气了，大家都吵了起来：“好，你还说咱们讹你，没有咱们受苦，就没有你享福！你以前多少地？这会儿多少地？要不是咱们的血汗就养肥了你？你今天不把红契拿出来，咱们揍也揍死你……”他们吵着吵着，看见文采他们都笑了，便也笑了起来，有人还说：“文同志，你装地主真能成呀！”也有人说：“就像江世荣，江世荣可是个难斗的家伙！”
文采又问他们，如果江世荣老婆也学李子俊老婆一样，跑出来哭哭啼啼怎么办？他们都答应，谁管那个破鞋呢。郭富贵更说：“那年那个破鞋刚来，一天找咱去帮他们家推碾子，咱不敢不去。碾完了麦子，又碾黍棒。到天黑，给他们扫净了碾盘，又把骡子牵到槽头上，喂上了草。正要回家，那女人才说一句，‘喝碗米汤走吧’，咱还没停脚，江世荣却回来了，一进门就说：‘咱不在家，你跑来干什么？你调戏咱女人啦！好！送到甲公所罚苦力去！’那女人坐在房子里，一气也不吭；咱怎么说，江世荣也不依。后来还是替他到下花园驮了两趟煤，才算没办咱呢。要不是这破鞋，咱也不会吃那次亏。咱还要同她算账啦，她要哭咱就揍她！才不像咱爹！”
文采又问了他们一些问题，他们都答应得很妥当；还要给他们一些鼓励，他们却忍不住了。有个人说：“咱们全闹精密了，走吧。”王新田也说：“咱们一定要胜利，同志放心！”于是他们把他们送到街头上，望着他们走出，后边仍旧跟了一些人，程仁也尾随在后边，好打听消息，看这几个人究竟怎么样。
他们九个人，一阵风似的，拥到江世荣门口了。郭富贵打头一个跨进了大门，其余人便跟在后边。院子里没有人，听到上房有移动家具的声音。郭富贵抢步上了台阶，冲进了中间屋子。这时江世荣已经站在房子中间了，看见进来的就几个穷佃户，他猜算是来要红契的。但他并不怕他们，他说道：“是农会要你们来的么？你们要什么都成，咱也是跟过八路军的，什么事还不明白！不过你们自己得放清楚些，别上了人家的当！好，王新田，你也来了？”
别的人都没有说话，只有郭富贵大声说：“咱们什么全明白，江世荣！咱们要来算算这多年的账！”
“还算什么账！”江世荣只说了一句，注意了几个人的脸色，又听到院子里有脚步声音，怕是工作组和村干部们也来了，立刻改变了面容，接着说道：“村上要土地改革。咱还有不知道的？这是好事呢，咱地是多些，自个儿要种也种不过来。咱老早就和干部们商量过了，咱要献地呢，有地大家种，有饭大家吃，才是正理嘛！”
王新田一听说他要献地，心里就蒙了，急说道：“红契呢？”
江世荣忙着打开抽屉，拿出一个纸包，边说：“老早就准备好了，正打算给农会送去。你们来得正好，这里一共是十二张，五十三亩三分地。这些地都不坏，咱年纪轻，能受苦，多拿些地出来，没关系；王新田，你的五亩地也在内，你拿给农会去。要是还嫌少，就说咱江世荣说的，再献些地也没有什么。咱还是个村长，总要起点模范作用啦！”
“江世荣！你装的什么蒜……”郭富贵还没说下去，王新田抢过那包红契，便往外跑。别的人看见他一跑，又见红契也拿着了，也跟了出来。院子里，门廊口，大门口站着的人，一看见昏昏然跑出来的王新田，不知出了什么事，问也不问，跟着往外挤。有的还用着恐惧不定的声音问道：“什么事啦？”
这群人莽莽撞撞跑出了门，朝回去的路上跑。程仁赶忙抢上来问道：“干啥呀？唉，看你们的！”
王新田把手举得高高的，抑制不住自己的兴奋，他像刚刚打过架的雄鸡一样不安，他说不出话来。
旁边一个佃户说道：“拿回来啦！红契拿来啦！咱一去就给了！”他的声音与其说是喜悦，毋宁说是惊悸。
这时文采杨亮等也走过来了，他们又以为他们被吓回来了，赶忙问他们的情形。
王新田还紧紧地抱着那包红契，露出一副天真的紧张的样子。文采说：“你们就啥也没说，把别人的红契拿来了么？”
他们还糊糊涂涂地望着他，觉得这有啥不对呢？
“咱们是要和他算账，咱们不要他献地。地是咱们的嘛，他有什么资格，凭着什么说献地？咱们不要他的地，要的是咱们自己的。你们不算账，拿着红契就跑，不行，人家就说咱们不讲理呀，是不是？”
这几个没经验的佃户一听，说：“对呀！咱们是去要自己的账的嘛！怎么一下就给人封了嘴呢？都是王新田孩子家不顶事，他一跑把大家都带出来了，回去！走啦！”
“郭富贵呢？他回家去了吗？”
“没有。”于是他们发觉，只有他一个人还在江世荣家里，谁也没有看见他出来。“走！”大家勇气更增加了，又一团人转了个方向跑回去。
当郭富贵看见王新田他们跑走的时候，心也慌了，连连喊道：“咱们的账还没算啦，你们跑什么？”可是谁也没有听他，他正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那破鞋女人却从里间闯出来了，她用一种嫌厌的眼光，打量了他一下，便向她丈夫怪声怪气地问道：“简直是一帮土匪，把红契全拿走了么？”于是郭富贵便停止了脚步，也恶狠狠地望着她，问她道：“你骂谁？谁是土匪？”
那个女人蓬着一头长发，露出一副苍白的小脸，眉心上的一条肉，捻得红里带紫，上嘴唇很短，看得见一排不整齐的牙齿，因为有两颗包了金，所以就更使人注目。她仍旧不理郭富贵，好像避开一堆****似的远远的走过去，并且撒泼地说：“你这个死人呀！你就都给人拿走了，你的地不是买来的么？难道是抢的！你就不会同人说说道理，共产，共产，你就给人共完了，公妻，公妻，看你明天再当王八去！”
“放你妈的狗屁！闭住你那臭嘴！”江世荣知道对她使眼色也是没用，便申斥着，并且也没好气地向着郭富贵：“你还要什么，你的那十亩地也献出去了，你还不回去？”
“咱们还没算清楚咧。”郭富贵记得说好了是来算账的，可是现在只剩他一个人了，他觉得他的嘴这时很笨，讨厌极了那女人，打她几下么，一时又伸不出手，走开了吧，又不甘心示弱，他并不怕江世荣，只是感觉窘迫，忽然他又看见王新田他们回来了，他像一个得赦的囚徒一样高兴，他禁不住大叫：“王新田！”
王新田并没有理会，一直朝屋里走去，把红契往桌上一丢，嚷道：“谁要你献地！今天咱们只要自己的！”然后他向着郭富贵使了个眼色，好像很有把握似的。
郭富贵立刻也有了主意，他挺起胸脯说道：“姓江的，咱们以前的账不算，只打从日本占了这里之后，你说你那块地一年该打多少？咱们就不管什么三七五减租，只就咱们对半分吧，一年你看咱可多出了一石五六，还有负担，九年了，利上打利，你说该退咱多少？还有你欠咱的工钱，你常叫咱帮你家里做这做那的，再算算。”
后面跟着一阵嚷：“姓江的，咱不能给你白种六年地！”
这时村上有好多人，知道这里在算江世荣的租子账，也跑来看热闹，看见江世荣还在屋子里支支吾吾，便在窗户外面助威：“******！他当个甲长，乱派款项，乱派夫子，把咱村上人送到唐山，送到铁红山，到如今还有人没回家呢。咱们要他偿命！”
屋里面的看见外边人一多，胆也壮了，同来的那三个老佃户，本来不想说话的，这时是“和尚念经，那么也是那么”了，便也跟着嚷了起来。其中一个骂道：“姓江的，大前年三十晚上，你记得不记得，你带着甲丁到咱家里，把咱什么坛坛罐罐都拿走了，就因为欠你三斗租子，咱犯了个啥抄家的罪？大年初一，咱一家人连口米汤也没喝的，老老小小哭作一堆，你好狠心呀！”
屋外面总是比里面还叫得凶：“******，揍死他，枪毙！”
那破鞋女人看见势头不好，怕挨打，便躲到屋里去。江世荣一肚子火，却再也不敢强了，他心想：******，该咱倒运！好汉不吃眼前亏。可是他不敢想一一枪毙就枪毙吧！许多的影像刺激着他，陈武不就是榜样么。他心一横，跑到里面，又拿出一个红布包，当众一躬到地，哭丧着脸央求道：“好爷儿们，咱江世荣对不起各位乡亲，请大家宽大咱，咱欠各位的实在太多，没法还，只好把地折价，这是咱的红契，全在这里了，一百二十七亩。望各位高抬贵手，咱一定做个好公民……”
大家看他低了头，把红契也全拿了出来，于是便打退堂鼓，原来就没有更进一步的计划的，大家做好做歹，才把红契拿了，还说：“好，咱们算着看吧，有多的还你，不够你再想办法吧。”
一声“走吧”，屋里屋外的人，便都哄的一下抽步走了，只听见一阵杂沓的脚步声，虽然还夹杂着一些骂，但那只充满着得意。江世荣走到院子里，用失神的眼色送着逝去的人影，望望灰暗的天空，他不觉“唉”了一声。同时屋子里“哇”的一声嚎啕起来女人伤心的哭。
三十九 光明还只是远景
把红契拿回到农会的九个佃户，现在就由他们来处理江世荣的土地了。这是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九个人挤在郭富贵家里，农会派了韩廷瑞来帮他们写账。他们不知道从哪里做起，只觉得心口上有很多东西，他们要倾吐出来。这三天来的生活，变化得太剧烈了，尤其是那里边的三个年纪大的，有一个说：“唉，前天农会叫咱说说咱这一生的苦处，咱想，几十年过来了，有过一件痛快的事么？别人高兴的事，临到咱头上都成了不高兴的事。那年孩子他娘坐月子。人家看见咱，说恭喜你做了上人啊！咱心里想，唉，有什么说场，他娘躺在炕上，等咱借点小米回去熬米汤呢。咱跑了一整天也没借着，第二天才拿了一床被子去押了三升米回来……又一年，咱欠江世荣一石八斗租，江世荣逼着要。咱家连糠也没有了，可是咱怕他，他要恼了，就派你出夫。咱没法，把咱那大闺女卖了。唉，管她呢，她总有了一条活路吧。咱没哭，心里倒替她喜欢呢。一一横竖咱没有说的，咱已经不是人啦，咱的心同别人的心不一样了。咱就什么也没说。农会叫咱一块儿去拿红契，咱不敢去，老也老了，还给下辈人闯些祸害做啥呢。可是咱也不敢说不去，咱就跟着走一趟吧。唉！谁知今天世界真的变了样，好，他江世荣一百二十七亩地在咱们手里啦！印把子换了主啦！穷人也坐了江山，咱真没想到！唉，这会总该高兴了，说来也怪，咱倒伤心起来啦！一桩一桩的事儿都想起来哪！”
另一个也说了：“以前咱总以为咱欠江世荣的，前生欠了他的债，今世也欠他的债，老还不清。可是昨天大家那么一算，可不是，咱给他种了六年地，一年八石租，他一动也没动，光拨拉算盘。六八四十八石，再加上利滚利，莫说十五亩地，五十亩地咱也置下了！咱们穷，穷得一辈子翻不了身，子子孙孙都得做牛马，就是因为他们吃了咱们的租子。咱们越养活他们，他们就越骑到咱脖子上不下来。咱们又不真是牲口，到底还是人呀！咱们做啥像一只上了笼头的马，哼也不哼的做到头发白！如今咱总算明白了，唉，咱子孙总不像咱这辈子受治了啦！”
第三个老头也说：“江世荣的地，咱们是拿到手了。只是他还是村长，还有人怕他，得听他话，咱们这回还得把他村长闹掉！再说有钱人，压迫咱们的也不光他一个，不把他们统统斗倒也是不成。咱说，这事还没完啦！”
这时也有人说：“平日江世荣好神气，你们看他刚一见咱们，还想给咱们耍威风，怎么一下就像见了火的蜡一样，软了，又打躬，又作揖？咱看，这都是见咱们人多，人多成王，他也知道咱们如今有了靠山，有八路军共产党撑咱们的腰啦！”
韩廷瑞在八路军呆过，这时便鼓励他们，说八路军怎么好，死活就为穷人。王新田是个年轻人，听了这些，热心得很，他跳起来说：“咱明天就要告同志们去，把你们的话全告给他们，咱们要不起来闹斗争，不好好把钱文贵斗一斗，咱可不心甘。那年咱才十四岁，把咱派到广安据点去修工事，说咱偷懒，要把咱送到涿鹿城里当青年团员去。咱爹急得要死，当青年团员就是当兵当伪军嘛！咱爹就找刘乾，那会儿是刘乾当甲长。咱爹也是火性子，把刘乾骂了一顿，骂他没良心；刘乾没响，第二天同两个甲丁来绑咱，甲丁还打了咱爹，咱爹就要同刘乾拚命。刘乾倒给咱爹跪了下来，说：‘你打死咱，咱也是个没办法。你不找阎王找小鬼，生死簿上就能勾掉你儿子的名字了？’后来还是别人叫咱爹找钱文贵，钱文贵推三阻四，后来还是咱们卖了房子，典了六石粮食，送到甲公所才算完事。咱爹还怨刘乾霸了咱们六石粮食；直到刘乾卖地还账，后来他又疯了，咱爹才明白是谁吃了冤枉啦！爹不敢再说什么了，惹不起人家呀！哼！要是斗他呀，只要大伙干，咱爹就能同他算账，要咱那房子！”
大家都几乎去想过去的苦日子了。郭富贵也说了许多，不过他总觉得还是赶陕把江世荣的地分好，他记得文采说过要借这个来使别的佃户都着急，都自己去找他们的主家算账，这样斗争就容易闹起来。所以他催着大家，并且说：“咱们这一露脸，可别垮台呢。同志们和干部们都给说了，这是给穷人办事。咱自己就不打算要这个地了，咱们把这些地分给那些顶穷的人，让村上人看起来说咱们公道，不自私就成。咱年轻，也没老婆孩子，怎么也能吃上一口，咱是不要这地的。你们有老有小，留下一点也应该，可不要留得太多，咱们留个不多不少。村子上受他害的人多啦，咱们也要想想他们的苦；农会也说了，地大半都种在咱们手里，总得看着让出来，咱们提出来的意见拿到大会上去评，总要众人说好才成。”
昨天他们回到农会后，文采，杨亮，张裕民几个人商量了。大家的意见是，先把江世荣的地分了。但一时又不可能开群众大会，推选评地委员，只好暂时决定，就让这几个佃户去做一个初步的分配，再拿给群众讨论，为的好使这几天已经波动起来的热潮更高涨上去，也更坚定这些胜利者的信心。所以他们九个人便又临时成了评地委员了。
消息一传播出去，许多人都着急了，一伙一伙的跑到合作社来找农会。他们告江世荣的状，他们也要求找江世荣算账去，他们要求没收他的家产，为什么还让他住那么好的房子？那房子是他当甲长时新修起来的，都是老百姓的血汗！为什么还让他存那么多粮食？他有一夹墙的粮食，他们知道他房子后面有一条窄巷，那是他藏粮食的地方；为什么让他柜子里收藏着那么多衣服？如今多少人正没有衣穿呢。他们吵着吵着，有些人就拥到江世荣家里去了；江世荣正在四处活动，找干部，想给他多留些地呢。大家看见人不在，又怕干部被他说糊涂了，听了他的话，于是更多的人便又去找杨亮、文采，要求把那些东西全搬出来。死怕自己闹左了的，机械地抱住几条“政策”的文采，觉得这已经不是土地的问题，不愿意管这些事，反而劝大家罢手。可是这些人不散，有些人便要自己去搬。民兵也走了过来。大家说：“你们跑来干什么，来看守咱们么？”杨亮和文采商量了半天，才算得到了他的同意，所有江世荣的浮财，让农会没收了再说。文采看情势，不去管也不成，便把这责任交给农会。程仁便带上民兵去贴封条，把柜子，缸，不住人的房子，通通封了起来，只留下一间住房，一间厨房给他们暂住。可是一群群的人还跟着去看，还不相信，还要嚷着：“咱们不动手，只看看，有你们农会来办着就对啦！只要不是给江世荣留下来的就成！”他们在旁边指点着，监视着，结果把江世荣日用的油盐罐都封上了。江世荣已经回到家，向大家作揖打躬，要求少贴几张。那个破鞋红着一双眼，气狠狠地坐在他们院子里的碾盘上；还有人说：“这碾盘也要贴上一张条子。”又有人说：“怕他搬到哪儿去？不要贴了……”
到下午，白银儿也跑到合作社来找农会，说江世荣怎么强迫她，她死了男人，没法过活，她要嫁人，江世荣不准，只准她请神。他常邀些人来赌钱，抽头钱给她，有时他把头钱也拿了。如今江世荣还欠她七八万块钱呢。农会的人忙得要死，大家懒得理她，看热闹的人也说：“回去吧，你们的账可多着呢，还是在炕头去算吧。”白银儿又说，江世荣要她造谣，说白先生显神，真龙天子在北京，好让村子上的土改闹不起来。大家才又笑了，骂道：“刘桂生的小保儿，就是你们害死的！都是你说人心不好，天爷爷罚的，刘桂生老婆哭得死去活来，小保儿的病便耽误了，要不到新保安，涿鹿城里去找大夫看看，总也有点巴望嘛！‘人心不好’，就你们的心不好！”白银儿看见不理她，又怕那七八万块钱甩了，更怕有什么连累，便远远地坐在门外边，看见一有干部来，便迎上去叨叨咕咕，后来人们只好说：“等开大会的时候你去说吧，只要老百姓都相信你的，也许给分上二亩胜利果实呢。如今别在这街头上说吧。”
这些情形，虽然还不足说明群众已经起来了，但却是部分的有了觉悟的萌芽，已经开始回想，自己的苦痛怎么样来，已经自动地来清算了，这是在这村子上从来没有过的情形。文采同志从他的极少的经验中，觉得群众发动得太好了，甚至想也许有了过火的地方。他非常欣赏着这些小小的胜利，欣赏着这些成功，他觉得这都是因为有他在这里领导。像张裕民他们，也觉得出乎意料，过去虽然有过斗争大会，但那总不像今天这样的无秩序，那是在一呼百应的情况下完成的，而今天却是乱嚷嚷，干部常常是在群众调动之下办事，连文采也只得依从大家，要不立即去贴封条，说不定不等命令就动手了。星星之火是可以燎原的，这虽然只是一点点火，却可以预见到前途的光明。工作组在兴奋的情绪中，便要求加速工作，于是本来暂时搁置下来的分歧，也就立刻要求一致，于是矛盾便更尖锐了。杨亮根据他同群众的接近，一一这大半都是贫农，他们都曾对钱文贵提过意见，一一认为钱文贵是一个最阴险的、地主阶层里面的头子，为着使老百姓翻身，主要应该打击他。对张裕民的看法也很尖锐地提到眼面前了，张裕民是雇工出身，今天仍是没有隔夜粮食，也并没有脱离最苦的群众，他在他们里面有威信，怎么能把他和群众对立来看呢？不能机械地看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同不能机械地看什么所谓抗属一样。可是文采同志却认为他是投降了干部，毫无理由的对张裕民更不信任起来。然而他自己又并不深入群众，求得客观事实，只一味把个别人的诽语，如张正典的话，强调起来。更把他过去偶然去白银儿那里赌钱的事，夸张为流氓，或江世荣的狐群狗党……这样的来看事实，如何能有是非皂白呢？杨亮虽然也缺乏工作经验，但他比较能冷静看事，比较的接近了一些贫农，得到了些从群众那里来的呼吸，所以他是比较了解这里的问题些。可是由于他年轻，由于他还没有从工作中积累成相当的魄力，和能说服人的分析能力，尤其因为文采在这里是负责的，他不能决定什么问题，便使他对文采常常感到头疼，甚至后悔同这样的人一起工作。本想来多方面向群众学习些东西，谁知自己伙里，却是这样的麻烦，比发动老百姓更复杂困难。
但文采正在沾沾自满于对江世荣的胜利的时候，他并不懂得，这只是激动了群众的情绪，这还不能说，群众已完全觉悟，形成了一个运动。他却把这个估计得过高了，他已经在担心，当一个运动来的时候，必然会走到左的方面去。因此他觉得在这种时候，领导者就更要善于掌握，更要审慎地听从群众那里来的，各式各样的声音，这时最怕是自己也跳到浪潮里去，让水沫模糊了自己的眼睛，认不出方向。因此他就更坚决地不接受意见，而只从事布置类似的斗争。他正在极力搜求替顾涌做过短工的人，因为他没有佃户，只有短工。但替他做过工的太多了。一时又不能找出一些骨干来。好些村干部也都替他打过短，可是连他们也不积极。文采认为，他们不特被些有钱人的小恩小惠，和某些奉承所麻痹，而且他们居然把他的儿子顾顺，吸收到青联会去当了副主任。仅从这一点，他便又判定了干部的阶级路线差，这是要注意研究的。张裕民说得好听，他们几人都从没有分到胜利果实，那么，他现在一天到晚不下地，他吃的什么呢？赵得禄不就借了江世荣的粮食么！他恨不得立刻召集群众大会，把这些自私自利的干部，这些幼稚的工作者，都好好地教训过来。他认为时机已到，再不能迟缓了！
胡立功当然是站在杨亮一面，却也不能解决问题。他们一直辩论到晚上，晚上却来了出人意外的消息。清算江世荣的火虽然被煽起，但热闹的果子园却烟消云散，很多人都回到家去了。曾经使人多么兴奋和欣悦的对果子的统制和发卖，现在却陡地失去了兴致。据说只为了个人的小小口角，刘满和张正典吵起来了，后来还动了手；当时谁也没有劝解或左袒，他们只静静地观察着治安员的态度，等待着事情的结果。这仿佛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但看得出几天来的努力，几乎完全被摧毁，假如不能及时挽回这种颓势，还将迅速地影响开去。这便立刻警告了浅薄的自得。光明还只是远景，途程是艰难着的啊！
四十 讹地
事情是这样的，原来张正典有二亩水地在河滩边，刘满也有一亩半地在那里，正在他的渠下边。张正典曾经想把自己的三亩山水地来换这一亩半地，这样可以使自己的地连成一片。他和刘满去商量，刘满盘算了一下，两块地收成差不多，甚至那三亩地比自己这一亩半地要多打二三斗粮食，可是费工，负担也要多些，他不情愿。从此刘满轮到浇水的时候，水总常给张正典劫去了；张正典自己不按时浇地，过了时候才来，便同刘满挤在一道争水，于是两人就常常闹架。张正典又透过话去，还是想要这块地。有人也劝刘满放手的好，换了也不吃亏，何苦同个治安员赌气呢。刘满想了想也是，只好同意换地。但不知为什么这时张正典忽然反倒不肯换了，并且说刘满想占他的便宜，拿一亩半地换他的三亩，他不干这种傻事。刘满听到了气得不行，便说了一两句闲话。张正典更堵塞他的渠路使他难堪，意思是让刘满受不住了，就不得不把这块地更便宜的换去，他可以只拿一亩半或两亩地就换了回来。刘满受气不过，就去找干部交涉，说自己宁愿换地。村干部不明内情，只说人家不愿换，就不能强迫别人，不肯管这件事。刘满急了就吵了起来，顶撞了他们几句。当时有几个人就说他调皮捣蛋，还要捆他。那时有些人是听了张正典的一面之词，还以为刘满硬要换地。刘满斗不过张正典，心里委屈得很，有天在地里又因为浇水他就骂开了。后来张正典也走过来，两个人扭在一块打了一架。张正典反告他打人，村干部又把他骂了一顿，连党籍也停止了。这次刘满却不再闹了，只放在心里怀恨。后来又有人告诉他说张正典原来是想拿三亩地换他一亩半地的，并没安什么坏心，后来是听了他丈人的话，才想贪便宜，借他是个治安员来欺负他的。刘满就更灰心，地也因为不能及时浇水，庄稼也长不好。别人高粱长得一丈多高，谷穗穗又大又密，他的高粱就像他那个常常害病的女人，又瘦又软弱，连阵风也经不起似的。他为着一去地里就生气，好像看见自己抚养的孩子给人糟践了似的难受，有时便看也不去看。从此他便同张正典结上了仇，他总希望有一天能把道理给评出来。
张正典原也没有把刘满放在心上，但自从这次区上下来人闹土地改革以后，他便觉得刘满不是一个好对付的人。他会常常看见刘满跟在他后边，常常觉得从刘满那里射过来的眼光有一股复仇的锋芒，并且还会听到刘满流露出刀一样的话语，这更刺着他的隐痛。在开始的时候，他只害怕把自己拉进斗争的漩涡，他明白由于自己的婚姻，和很多意见的分歧已经得不到一部分干部的支持，也明白庄稼主对自己是有所不满的。所以还只不过因为老婆和姻亲关系，不自觉地对钱文贵有一点同情，实际也的确是因为他年轻，没经验，没有阶级觉悟受了他丈人的欺骗。但现在他却为了自己的安全，有意识地明白自己需要凭借一种力量来把刘满压住，不准他起来。只是，凭借什么力量呢？于是他不得不更为关心，和极力活动来保持他丈人在村子中的势力。他便不得不背叛了张裕民。而且小心地应付着这一群干部，把一些听到的，意会到的情况都拿去告诉钱文贵，同他商量，听他的话。
张正典并不是一个富有的人，只有几亩地刚够过日子，吃得不好，穿得不好，一样的受财主，狗腿，汉奸，甲长的气。他念过两年书，也有一把力气，能受苦，脾气暴躁不能受气，敢和有钱人抬杠，自从村上有了党以后不久，张裕民就把他发展进来了。他一进来就表现得很积极，他比张裕民会说话，一到出头露面的时候，他总是走在张裕民头里，接着他便当了治安员。去年暖水屯一解放，这群人就更得势了。钱文贵看见换了朝代，自己便收敛了许多，但他恨这群人，总想慢慢设法降伏他们。一方面把儿子送去当兵，在了八路，有了依靠，村干部就不好把他怎样。钱义走时还留下了话，要是谁敢得罪了他爹，他回家时便给谁“黑枣”吃。张裕民他们后悔叫他儿子走了，却也没办法，村上人的确又多了一层顾忌。钱文贵又想借女儿挤入村政权，张正典被他的甜言蜜语，被他给女儿的陪送所诱惑，同时黑妮姐姐也很能如她父亲的意思，帮助父亲一下就把这个治安员俘虏过去了。自然这也有它的作用，干部们有时便碍住情面，不好说什么了，庄稼主更是不敢吭气。可是这倒并没有完全达到钱文贵的理想，治安员在干部中陡地失去了信任，他渐渐被疏远了。虽然这次土地改革，他又积极了起来，而且极力卫护他的岳丈，钱文贵却看得出他还是很孤立，于是他就不得不又去打程仁的主意。只要程仁有点动摇，他至少也可以利用治安员去鼓动群众，反转来把农会主任打倒，这样便给阵容扰乱了，甚至治安员可以从中取得群众和干部。但他不料碰到了一个顽固的侄女，软硬都调不动她。他的确恐慌了几天，但果子的统制，却使他松懈了，十一家里面并没有他的名字，这不就很明显的表示了村干部对他的态度么？可是他没料到张正典和刘满会打了起来，他们冲突的原因，恰恰正为了他的没被统制的果园。刘满在果园里大声地讽刺着说干部钻到了女人裤裆里，变成狗尾巴了，又说治安员给治到汉奸窝里去了。谁也不敢附和他，却有些人暗暗鼓励他，他就更说开了，指着钱文贵的果子园骂，一句一句都特意的骂给张正典听。张正典本来也不是个好惹的人，为的怕把自己牵扯到斗争里，已经在装聋装哑，如今怎么能受这种羞辱，几乎当着全村的人？他也仗着这次地主名字中没有钱文贵，胆壮了好些，所以也就回骂了。刘满似乎在精神上已经有了准备，他相信有很多人都会撑他的腰，便划开了，巴不得他回骂，于是更嚷得不行，张正典只好动手来止住他。刘满还想趁势闹起来，任天华他们却把张正典劝走了。张正典也怕吃亏，就离开了园子，想找干部帮忙，再来制伏刘满。这件事不只引起庄户主儿的注意，同时也把钱文贵紧张起来了。尤其是果园里骤然的安静，使他预感到有一种于他不利的暗影。他焦急地等着张正典的来到，他盘算着另开局面的棋局，而且不得不要使用他的老婆，这已是他最后的一步棋了。
这时张正典却正在合作社大骂，他找着了张裕民，程仁一群干部也都在那里，他声言要把刘满捆起来，他说这是他治安员的职责，他说刘满破坏丁土改，他声势壮大，好像连干部们也都有了过错似的。但大家回报他的冷淡和严峻，却把他声音慢慢的压低了。没有人同情他，也没有人反对他，但他看得出这里面却充满了异议。最后张裕民只这样说：“你回去吧，用不着捆人，咱们谁也不捆，农会要调查这事，一切归农会处理。”
张正典还想声辩，还想说自己是治安员，可是大伙儿都劝他回家去，他不得不走出来，怀着满心恨恼，又无处可走，不觉便又朝着钱文贵家走去。当他完全感觉在群众中孤立的时候，他就会越靠近他，到他那里去拿点主张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