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十二月里的末尾，下过了第一场雪，小河大河都结了冰，风从收获了的山冈上吹来，刮着牲口圈篷顶上的苇秆，呜呜地叫着，又迈步到沟底下去了。草丛里藏着的野雉，刷刷地整着翅子，钻进那些石缝或是土窟洞里去。白天的阳光，照射在那些夜晚冻了的牛马粪堆上，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几个无力的苍蝇在那里打旋。黄昏很快的就罩下来了，苍茫的，凉幽幽的从远远的山冈上，从刚刚可以看见的天际边，无声的，四面八方的靠近来，鸟鹊打着寒战，狗也夹紧了尾巴。人们都回到他们的家，那惟一的藏身的窑洞里去了。
那天，正是这时候，一个穿灰色棉军服的年轻女子，跟在一个披一件羊皮大衣的汉子后面，从沟底下的路上走来。这女子的身段很伶巧，穿着男子的衣服，就像一个未成年的孩子似的，她有意的做出一副高兴的神气，睁着两颗圆的黑的小眼，欣喜地探照荒凉的四周。
“我是没有什么工作经验的，将来麻烦你的时候一定很多，总请你帮忙才好啦！李科长！你是老革命，鄂豫皖来的吧？”
她现在很惯于用这种声调了，她以为不管到什么机关去，总得先同这些事务工作人员相熟。在学校的时候，每逢到厨房打水，到收发科取信，上灯油，拿炭，她总是拿出这么一副讨好的声音，可是并不显得卑屈，只见其轻松。
走到前边的李管理科长，有着一般的管理科长不急不徐的风度，俨然将军似的披着一件老羊皮大衣。他们在有的时候显得很笨，有时却很聪明。他们会使用军队里最粗野的骂人术语，当勤务员犯了错误的时候；他们也会很微妙地送一点鸡，鸡蛋南瓜子给秘书长，或者主任。这并不要紧，因为只由于他的群众工作好，不会有其他什么嫌疑的。
他们从那边山腰转到这边山腰，在沟里边一望，曾闪过白衣的人影，于是那年轻女子大大地嘘了一口气，像特意要安慰自己说：“多么幽静的养病的所在啊！”
她不敢把太愉快的理想安置得太多，却也不敢把生活想得太坏，失望和颓丧都是她所怕的，所以不管遇着怎样的环境，她都好好的替它做一个宽容的恰当的解释。仅仅在这一下午，她就总是这么一副恍恍惚惚，却又装得很定心的样子。
跟在管理科长的后边，走进一个院子，而且走进一个窑洞；这就是她要住下来的。这简直与她的希望相反，这间窑决不会很小，决不会有充足的阳光，一定还很潮湿。当她一置身在空阔的窑中时，便感觉得在身体的四周，有一种怕人的冷气袭来，薄弱的，黄昏的阳光照在那黑的土墙上，浮着一层凄惨的寂寞的光，人就像处在一个幽暗的，却是半透明的那么一个世界，与现世脱离了似的。
她看见她的小皮箱和铺盖卷已经孤零零地放在那冷地上。
这李科长是一个好心的管理科长，他动手替她把那四根柴柱支着的铺整理起来了。
“你的被这样薄！”他抖着那薄饼似的被子时不禁忍不住地叫起来了。在队伍里像这样薄的被子也不多见的。
她回顾了这大窑，心也不觉的有些忐忑，但她是不愿向人要东西的，她说：“我不大怕冷。”
在她的铺的对面，已经有一个铺得很好的铺，他告诉她那是住着一个姓张的医生的老婆，是一个看护。于是她的安静的，清洁的，有条理的独居的生活的梦想又破灭了。但她却勉强的安慰自己：“住在这样大的一间窑里，是应该有个伴的。”
那位管理科长不知怎样一搞，床却垮在地下了。他便匆匆地走了，大约是找斧子去的吧。
这年轻女子便蹲在地上将这解体的床铺再支起来，她找寻可以使用的工具，看见靠窗户放有一张旧的白木桌。假如不靠着什么那桌子是站不住的，桌子旁边随便地躺着两张凳子。这新办不久的医院里的家具，也似乎是从四方搜罗来的残废者啊！
用什么方法可以打发走这目前的无聊的时光呢，那管理科长又没有来？她只好踱到院子里去。院子里的一个粪堆和一个草堆连接起来了，没有插足的地方。两个女人跪在草堆里，浑身都是草屑，一个掌着铡刀，一个把着草束，专心地铡着，而且拨弄那些切碎了的草。
她站在她们旁边，看了一会，和气地问道：“老乡！吃过了没有？”
“没做啦！”于是她们停住了手的动作，好奇地，呆呆地打量她，一个女人就说了：“呵！又是来养娃娃的呵！”她一头剪短了的头发乱蓬得像个孵蛋的母鸡，从那头杂乱得像茅草的发中，露出一块破布片似的苍白的脸，和两个大而无神的眼睛。
“不，我不是来养娃娃的。是来接娃娃的。”在没有结过婚的女子一听到什么养娃娃的话，如同吃了一个苍蝇似的心里涌起了欲吐的嫌厌。
在朝东那面的三个窑里，已经透出微弱的淡黄色的灯光。有初生婴儿的啼哭。这是她曾熟悉过的一种多么夹着温柔和安慰的小小生命的呼唤呵。这呱呱的声音带了无限的新鲜来到她胸怀，她不禁微微张开了嘴，舒展了眉头，向那有着灯光的屋子里，投去一缕甜适的爱抚：“明天，明天我要开始了！”
再绕到外边来，暮色更低地压下来了。沟底下的树丛成了模糊的一片。远远的半山中，穿着一条灰色的带子，晚霞在那里飘荡。虽说没有多大的风，空气却刺骨的寒冷。她只好走回来，惊奇地跑回已经有了灯光的自己的住处。管理科长什么时候走回来的呢？她的铺也许弄妥当了。她到屋里时，只见一个穿黑衣的女同志端坐在那已有的铺上，就着一盏麻油灯整理着一双鞋面，那麻油灯放在两张重叠起来的凳上。
“你是新来的医生，陆萍么？”当她问她的时候，就像一个天天见惯了的人似的那么坦直和自然，随便地投来一瞥，又去弄她的鞋面去了，还继续哼着一个不知名的小调。
她一点也没有注意从这新来的陆萍那里送来了如何的高兴。她只用平淡的节省的字眼在回答她。她好像一个老旅行者，在她的床的对面，多睡一个人或少睡一个人或更换一个人都是一样，没有什么可以引起波动的。她把鞋面翻看了一回之后，便把铺摊开了；却又不睡，只坐在被子里，靠着墙，唱着一个陕北小调。
陆萍又把那几根柴柱拿来敲敲打打，怎么也安置不好，她只好把铺开在地上，决心熬过这一夜。她坐在被子里，无所谓的把那个张医生的老婆打量起来。
她不是很美丽吗？她有一个端正的头型，黑发不多也不少，五官都很端正，脖项和肩胛也很适衬，也许是宜于移在画布上去的线条，可是她仿佛没有感情，既不温柔，也不凶暴，既不显得聪明，又不见得愚蠢，她答应她一些话语，也述说过，也反问过她，可是你无法窥测出她是喜悦呢，还是厌憎。
忽然那看护像被什么针刺了似的，陡的从被子里跳出来，一直冲了出去。陆萍听见她推开了间壁老百姓的门，一边说着些什么，带着高兴地走了进去，那曾因她跑走时鼓起一阵风的被子，大半拖在地上。
现在又只剩陆萍一个人。被子老裹不严，灯因为没有油只剩一点点凄惨的光。老鼠出来了，先是在对面床底下，后来竟跳到她的被子上来了。她蜷卧在被子里，不敢脱衣裳，寒冷不容易使人睡着。她不能不想到许多事，仅仅这一下午所碰到的就够她去消磨这深夜的时候了。她竭力安慰自己，鼓励自己，骂自己，又替自己建筑着新的希望的楼阁，努力使自己在这楼阁中睡去，可是窑对面牛棚里的牛，不断地嚼着草根，还常常用蹄子踢着什么。她再张开眼时，房子里已经漆黑，灯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熄灭，老鼠更勇敢地迈过她的头。
很久之后，才听到间壁的窑门又开了。医生的老婆风云叱咤地一路走回来，门大声地响着，碰倒了一张凳子，又踩住了自己的被子，于是她大声地骂“狗×的，×他奶奶的管理员，给这么一滴儿油，一点便黑了，真他妈拉格×！”她连串地熟悉地骂那些极其粗鲁的话，她向那些粗人学得很好，不过即使她这么骂着的时候，也看不出她有多大的憎恨，或是显得猥亵。
陆萍一声也不响，她从嘴唇的动弹中，辨别出她适才一定吃过什么很满意的东西了。那看护摸上床之后，头一着枕，便响起很匀称的鼾声。
陆萍是上海一个产科学校毕业的学生，是依照她父亲的意思。才进去两年，她自己感到她不适宜于做一个产科医生，她对于文学书籍更感到兴趣，她有时甚至讨厌一切医生，但在产校仍整整住了四年。八一三的炮火把她投进了战争，她到伤兵医院去服务，耐心地为他们洗换，替他们写信给家里，常常为了一点点的需索奔走。她像一个母亲一个情人似的看护着他们。他们也把她当着一个母亲一个情人似的依靠着。他们伤好了，她为他们愉快。可是他们走了，有的向她说了声再会，也有来一封道谢的信，可是也就不会再有消息。她悄悄地拿回那寂寞的感情，再投到新来的伤兵身上。这样的流动生活，几乎消磨了一整年，她受了很多的苦，辗转地跑到延安，做了抗大的学生。她自己感觉到在内在的什么地方有些改变，她用心啃着从未接触过的一些书籍，学着在很多人面前发言。她仿佛看见了自己的将来，一定是以一个活跃的政治工作者的面目出现。她很年轻，才二十岁，自恃着聪明，她满意这生活，和这生活的道路。她不会浪费她的时间，和没有报酬的感情。在抗大住了一年，她成了一个共产党员。这时政治处的主任找她谈话，为了党的需要，她必须脱离学习到离延安四十里地的一个刚开办的医院去工作，而且说医务工作应该成为她终身对党的贡献的事业。她声辩过，说她的性格不合，她可以从事更重要的或更不重要的，甚至她流泪了。但这些理由不能够动摇那主任的决心，不能推翻决议，除丫服从没有旁的办法。支部书记来找她谈话，小组长成天盯着她谈。她讨厌那一套，那些理由她全懂。事实是她要割断这一年来她所憧憬的光明前途，重回到旧有的生活。她很明白，她决不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医生，她不过是一个很普通的助产婆，有没有都没有什么关系。她是一个富于幻想的人，而且有能耐去打开她生活的局面。可是“党”，“党的需要”的铁箍套在头上，她能违抗党的命令么？能不顾这铁箍么，这由她自愿套上来的？她只有去，但她却说只去一年。她打扫了心情，用愉快的调子去迎接该到来的生活，伊里奇不说过吗？“不愉快只是生活的耻辱”，于是她到医院来了。
院长是一个四川人，种田的出身，后来参加了革命，在军队里工作很久，对医务完全是外行。他以一种对女同志并不需要尊敬和客气的态度接见陆萍，像看一张买草料的收据那样懒洋洋的神气读了她的介绍信，又盯着她瞪了一眼：“唔，很好！留在这里吧。”他很忙，不能同她多谈。对面屋子里住得有指导员，她可以去找他。于是他不再望她了，端坐在那里，并不动手做别事。
指导员黄守荣同志，一副八路军里青年队队长的神气，很谨慎，很爱说话，衣服穿得很整齐，表现一股很朴直很幼稚的热情，有点羞涩，却又企图装得大方。
他告诉她这里的困难，第一，没有钱；第二，刚搬来，群众工作还不好，动员难；第三，医生太少，而且几个负责些的都是外边刚来的，不好对付。
把过去历史，做过连指导员的事也同她说了。他是多么想回到连上去呵。
从指导员房里出来之后，一个下午还遇了几个有关系的同事。那化验室的林莎，在用一种怎样敌意的眼睛来望她。林莎有一对细的弯的长眼，笑起来的时候眯成一条半圆形的线，两角往下垂，眼皮微微肿起，露出细细的引逗人的光辉，好似在等着什么爱抚，好似在问人：“你看，我还不够漂亮么？”可是她对刚来的陆萍，眼睛只显出一种不屑的神气：“哼，什么地方来的这产婆，看那寒酸样子！”她的脸有很多的变化，有时像一朵微笑的花，有时像深夜的寒星。她的步法非常停当，用很慢的调子说话，这种沉重又显得柔媚，又显得傲慢。
陆萍只憨憨的对她笑，心里想：“我怕你什么呢，你用什么来向我骄傲？我会让你认识我。”她既然有了这样的信心，她就要做到。
又碰到一个在抗大的同学，张芳子，她在这里做文化教员。这个常常喜欢在人面前唱歌的人，本来就未引起过她的好感。这是一个最会糊糊涂涂地懒惰地打发去每一个日子的人。她有着很温柔的性格，不管伸来怎样的臂膀，她都不忍心拒绝，可是她却很少朋友。这并不由于她有什么孤僻的性格，只不过因为她像一个没有骨头的人，烂棉花似的没有弹性，不能把别人的兴趣绊住。陆萍刚看见她时，还涌起一阵欢喜，可是再看看她那庸俗平板的脸庞时，心就像沉在海底似的那么平稳，那么凉。
她去拜访了产科主任王梭华医生，他有一位浑身都是教会女人气味的太太一一她是小儿科医生。她总用着白种人看有色人种的眼光来看一切，像一个受惩的仙子下临凡世，又显得慈悲，又显得委屈。只有她丈夫给了陆萍最好的印象，这是一个有绅士风度的中年男子，面孔红润，声音响亮，时时保持住一种事务上的心满意足。虽说她看得出他只不过是一种资产阶级所惯有的虚伪的应付，然而却有精神，对工作热情。她并不喜欢这种人，也不需要这种人做朋友，可是在工作上她乐意和这人合作。她不敢在那里坐很久，那位冷冷的坐在侧边的夫人总使她害怕，即使在她和气和做得很明朗的气氛之下，她也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压抑。
不管这种种的现象，曾给予她多少不安和彷徨，然而在睡过一夜之后，她都把它像衫袖上的尘土抖掉了。她理性地批判了那一切。她非常有元气地跳了起来，她自己觉得她有太多的精力，她能担当一切。她说，让新的生活好好的开始吧。
每天早饭一吃过，只要没有特别的事故，她可以不等主任医生，就轮流到五间产科病室去察看。这儿大半是陕北妇女，和很少的几个××、××或××的学生。她们都很欢迎她，每个人都用担心的，谨慎的眼睛来望她，亲热地喊着她的名字，琐碎地提出许多关于病症的问题，有时还在她面前发着小小的脾气，女人的爱娇。每个人的希望都寄托在她的身上。这样的情形在刚开始，也许可以给人一些兴奋和安慰。可是日子长了，天天是这样，而且她们并不听她的话。她们好像很怕生病，却不爱干净，常常使用没有消毒过的纸，不让看护洗濯，生产还不到三天就悄悄爬起来自己去上厕所，甚至她们还很顽固。实际她们都是做了母亲的人，却要别人把她们当着小孩子看待，每天重复着那些叮咛的话，有时也得假装生气。但房子里仍旧很脏，做勤务工作的看护没有受过教育，把什么东西都塞在屋角里。洗衣员几天不来，院子里四处都看得见用过的棉花和纱布，养育着几个不死的苍蝇。她没办法，只好戴上口罩，用毛巾缠着头，拿一把大扫帚去扫院子。一些病员，老百姓，连看护在内都围着看她。不一会，她们又把院子弄成原来的样子了。谁也不会感觉到有什么抱歉。
除了这位张医生的老婆之外，还有一位不知是哪个机关的总务处长的老婆也在这里。她们都是产科室的看护，学了三个月看护知识，可以认几十个字，记得十几个中国药名。她们对看护工作既没有兴趣，也没有认识。可是她们不能不工作。新的恐惶在增加着。从外面来了一批又一批的女学生，离婚的案件经常被提出。自然这里面也不缺少真正有觉悟，愿意刻苦一点，向着独立做人的方向走的妇女，不过大半仍是又惊惶，又懵懂。这两位夫人，尤其是那位已经二十六七岁的总务处长的夫人摆着十足的架子，穿着自制的中山装，在稀疏的黄发上束上一根处女带，自以为漂亮，骄傲地凸出肚皮在院子里摆来摆去。她们毫无服务的精神，又懒又脏，只有时对于鞋袜的缝补，衣服的浆洗才表示兴趣。她不得不催促她们，催促不成就只好代替；为了不放心，她得守着她们消毒，替孩子们洗换，做棉花球，卷纱布。力了不愿病人产妇多受苦痛，便自己去替几个开刀了的，发炎的换药。这种成为习惯的道德心，虽不时髦，为许多人看不起，而她却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养成。
一到下午，她就变得愉快些，这是说当没有产妇临产而比较空闲的时候。她去参加一些会议，提出她在头天夜晚草拟的一些意见书。她有足够的热情，和很少的世故。她陈述着，辩论着，倾吐着她成天所见到的一些不合理的事。她不懂得观察别人的颜色，把很多人不敢讲的，不愿讲的都讲出来了。她得到过一些拥护，常常有些医生，有些看护来看她，找她谈话；尤其是病员，病员们也听说她常常为了他们的生活管理，和医疗的改善与很多人发生冲突，他们都很同情她；但她已经成为医院里小小的怪人，被大多数人用异样的眼睛看着。
其实她的意见已被大家承认是好的，也决不是完全行不通，不过太新奇了，对于已成为惯例的生活就太显得不平凡。但作为反对她的主要理由便是没有人力和物力。
而她呢，她不管，只要有人一走进产科室，她便会指点着：“你看，家具是这样的坏。这根惟一的注射针已经弯了，医生和院长都说要学着使用弯针；橡皮手套破了不讲它，不容易补，可是多用两三斤炭不是不可以的。这房子这样冷，怎能适合于产妇和落生婴儿……”她带着人去巡视病房、要让人知道没有受过职业训练的看护是不行的。她形容这些病员的生活，简直像受罪。她替她们要求清洁被袄，暖和的住室，滋补的营养，有次序的生活。她替他们要图画、书报，要有不拘形式的座谈会，和小型的娱乐晚会……
听的人都很有兴趣的听她讲述，然而除了笑一笑以外再没有什么。
然而也决不是毫无支持，她有了两个朋友。她和黎涯在很融洽的第一次的接谈中便结下了坚固的友谊。这位在外科室做助手的同属于南方的姑娘，显得比她结实、单纯、老练。她们两人谈过去，现在，将来，尤其是将来。她们织着同样的美丽的幻想，她们评鉴着在医院的一切人。她们奇怪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想法都会一样，她们也不去思索，便又谈下去了。
除了黎涯之外，还有一位常常写点短篇小说或短剧的外科医生郑鹏。他在手术室里是位最沉默的医生，不准谁多动一动，有着一副令人可怕的严肃的面孔，他吝啬到连两三个字一句的话也不说，总是用手代替说话。可是谈起闲天来便漫无止境了，而且是很长于描绘的。
每当她工作疲劳之后，或者感觉到在某些事上，在某些环境里受着一些无名的压迫的时候，总不免有些说不出的抑郁，可是只要这两位朋友一来，她可以任情的在他们面前抒发，她可以稍稍把话说得尖刻一点，过分一点，她不会担心他们不了解她，歪曲她，指摘她，悄悄去告发她。她的烦恼便消失了，而且他们计划着，想着如何把环境弄好，把工作做得更实际些。两个朋友都说她。说她太热情，说热情没有通过理智便没有价值。
她们也谈医院里的一些小新闻，譬如林莎到底会爱谁呢？是院长，还是外科主任，还是另外的什么人。她们都讨厌医院里关于这新闻太多或太坏的传说，简直有故意破坏院长威信的嫌疑，她们常常为院长和林莎辩护，然而在心里，三个人同样讨厌那善于周旋的女人，而对院长也毫不能引起尊敬。尤其是陆萍，对林莎几乎有着不可解释的提防。
医院里还传播着指导员老婆打了张芳子耳光的事。老婆到卫生部去告状，张芳子便被调到兵站上的医务所去了。大家猜测她在那里也住不长，她会重演这些事件。
医院里大家都很忙，成天嚷着技术上的学习，常常开会，可是为什么大家又很闲呢，互相传播着谁又和谁在谈恋爱了，谁是党员，谁不是，为什么不是呢，有问题，那就有嫌疑……
现在也有人在说陆萍的闲话了，已经不是关于那些建议的事。她对于医院的制度，设施，谈得很多；起先有人说她放大炮，说她热心，说她爱出风头，慢慢成了老生常谈，不大为人所注意。纵使她的话还有反响，也不能成为不可饶赦，不足以引起诽谤。可是现在为了什么呢，她竟常常被别人在背后指点，甚至躺在床上的病人。也听到一些风声，暗地用研究的眼光来望她。
但敏感的陆萍却一点没有得到暗示，她仍在兴致很浓厚地去照顾着那些产妇，那些婴儿，为着她们一点点的需索，去同管理员，总务处，秘书长，甚至院长去争执。在寒风里，她束紧一件短棉衣，从这个山头跑到那个山头，脸都冻肿了，脚后跟常常裂口，她从没有埋怨过。尤其是夜晚，大半数的夜晚她得不到整晚的睡眠，有时老早就有一个产妇等着在夜晚生，有时半夜被人叫醒，那两位看护的胆子小，黑夜里不敢一人走路，她只好在那可以冻死人的深夜里到厨房去打水。接产室虽然烧了一盆炭火，而套着橡皮手套的手，常常冰得发僵，她心里又急，又不敢露出来；只要不是难产，她就一个人做了，因为主任医生住得很远，她不愿意在这样的寒夜里去惊醒他。
她不特对她本身的工作，抱着服务的热忱，而且她很愿意在其他的技术上得到更多的经验，所以只要逢到郑鹏施行手术的时候，恰巧她没有工作，她便一定去见习。她以为外科在战争时期是最需要的。假如万不得已一定要她做医务工作，做一个外科医生比做产婆好得多，那么她可以到前方去，到枪林弹雨里奔波忙碌，她总是爱飞，总不满于现状。最近听说郑鹏有个大开刀，她准备着如何可以使自己不失去这一个机会。
二
记挂着头天晚上黎涯送来的消息，等不到天亮她就醒了。五更天特别冷，被子薄，常常会冷醒的，一醒就不能再睡着。窗户纸透过一层薄光，把窑洞里的物件都照得很清楚。她用羡慕的眼光去看对面床上的张医生的老婆。她总像一个在白天玩得太疲倦了的孩子似的那么整夜喷着平匀的呼吸。她同她一样也有着最年轻的年龄，工作相当累，可是只有一觉好睡。她记得从前睡也容易睡，却醒的迷迷糊糊，翻过身，挡不着瞌睡一下就又睡着了。然而现在睡不着，也很好。她凝视着淡白的窗纸而去想许多事，许多毫不重要的事，平日没有时间想这些，而想起这些事的时候，却是一种如何的享受啊！她想着南方的长着绿草的原野，想着那些溪流，村落，各种不知名的大树。想着家里的庭院，想着母亲和弟弟妹妹，家里屋顶上的炊烟还有么？屋还有么？人到何处去了？想着幼小时的伴侣，那些年轻人跑出来没有呢？听说有些人到了游击队……她梦想到有一天她回到那地方，呼吸那带着鲜花、草木气息的空气，被故乡的老人们拥抱着；她总希望还能看见母亲。她离家快三年了，她刚强了许多，但在什么秘密的地方，却仍需要母亲的爱抚啊……
窗户外无声地飘着雪片，把昨天扫开的路又盖上了。催明的雄鸡，远近地啼着，一阵阵的号音，隐隐约约传来。她又想着一个问题：“手术室不装煤炉怎么行呢？”她恼怒着院长，他只懂得艰苦艰苦，却不懂医疗护理工作必需有的最低的条件。她又恨外科主任，为什么她不坚持着一定要装煤炉子！而且郑鹏也应该说话，这是他们的责任，一次两次要不到，再要一次呀！她非常不安宁，于是爬了起来。她轻轻地生火，点燃灯，写着恳求的信给院长。她给黎涯也写了一个条子，叫她去做鼓动工作，她自己上午是不能离开产科病室的。她把这一切做完后，天大亮了。她得紧张起来，希望今天下午不会再有临产的妇人，她满心希望不要失去这次见习手术的好机会。
黎涯没有来，也没有回信，她忙着准备下午手术室里所需要的一切。假如临时缺少了一件东西，影响到病人生命时，这责任应该由她一个人负担。她得整理整个屋子，把一切用具都消毒，依次序放着，以便动用时的方便。她又分配两个看护的工作，叮咛她们应该注意的地方，一点也不敢懈怠的。
郑鹏也来检查了一次。
“陆萍的信你看看好么？”黎涯把早晨收到的纸条给他，“我想无论如何今天不可能，也来不及，我并没有听她的话。不过假如太冷，我以为可以缓几天再动手术；这要你斟酌。”
郑鹏把纸条折好后还了她，没有说什么，皱了皱眉头，又去审视准备好了的那些刀、钳子、剪子。那些精致的金属的小工具，凛然的放着寒光，然而在他却是多么熟悉和亲切。他把这一切巡视一遍之后，向黎涯点了点头，意思是说：“很好。”他们在这种时候，只是一种工作上的关系，他下命令，她服从，他不准她有一点作为朋友时的顽皮的。最后，在走出去时，他才说：“两点钟把一切都弄好。多生一盆火，病人等不及我们去安置火炉。”
一吃过午饭，陆萍跑着转过这边山头来。
黎涯也传染上了那种沉默和严肃，只向她说病人不能等到装置火炉再开刀。她看见手术室里已经有几个人，她陡的被一种气氛压着，便无言地去穿好消毒的衣帽。
病人肋下的肚腹间有一小块铁，这是两月前中的炸弹，这样的弹片曾经在他身上取出过十二块，只有这一块难取，取过一次，没有找到。这是第二次了，因为最近给他增加了营养，所以他显得不算无力，能自己走到手术室来，并且打算把盲肠也割去。不过他坐上手术台时脸色变苍白了，他用一种恐怖而带着厌倦的眼光望着这群穿白衣的人，颤抖着问道：“几个钟头？”
“快得很。”是谁答应他。但陆萍心里明白医生向病人常常是不说真话的。
郑鹏为着工作轻便，里面只穿一件羊衣衫；黎涯也没有穿棉衣，大家都用一种侍候神的那么虔诚和谨慎。病人躺在那里了，他们替他用药水洗着。陆萍看见原来的一个伤口，一寸长的一条线，郑鹏对她做了一个手势，她明白要她帮着看护滴药。科罗芳的气味她马上呼吸到了，但那不要紧，她只能嗅到一点，而数着数的病人，很快就数不出声音来了。
她看见郑鹏非常熟练地去划着，剪着，翻开着，紧忙的用纱布去拭干流着的血，不断地换着使用的工具，黎涯一点也不紊乱地送上每一件。刀口剪了一寸半，红的、绿的东西都由医生轻轻地从那里托了出来，又把钳子伸进去，他在找着，找着那藏得很深的一块铁。
房子里烧了三盆木炭火，却仍然很冷。陆萍时常担心把肚子露在外边而上了蒙药的病人。她一点不敢疏忽自己的职守，她时时注意着他的呼吸和反应。
医生又按着，又听，又翻开很多的东西，盘结在一起，微微的蒸气从那翻开的刀口望外冒，时间过去快半点钟了，陆萍用担心的神色去望郑鹏，可是他没有理会她，他把刀口再往上拖长些，重新在靠近肋骨的地方去找。病人脸色更苍白，她很怕他冷，而她自己却感到有些头晕了。
房门关得很严密，又烧着三盆熊熊的炭火。陆萍望着时钟焦急起来了。已经三刻钟了，他们有七个人，这么关在一间不通风的屋子里，如何能受呢？
终究那块铁被他用一根最小的钳子夹了出来，有一粒米大，铁片周围的肉有一点点地方化了脓。于是他又开始割盲肠。陆萍实在头晕得厉害，但仍然支持着，可是黎涯却忽然靠在床上不动了。她在这间屋子里呆的很久，炭气把她熏坏了。
“扶到院子里去。”郑鹏向两个看护命令着。另外两个医生马上接替了黎涯的工作。陆萍看见黎涯死人似的被人架出去，泪水涌满了眼睛，只想跟着出去看，可是她明白她在管着另一个人的生命，她不能走。
郑鹏动作更快，但等不到他完毕，陆萍也支持不住的呻吟着。“扶她到门口，把门开一点缝。”
陆萍躺倒在门口，清醒了广些，她挥手喊道：
“进去！进去！人少了不行的。”
她一人在门口往外爬，想到黎涯那里去。两个走回来的看护，把她拉了一下又放下了。
她没有动，雪片飞到她脸上。她发抖，牙齿碰着牙齿，头里边好像有东西猛力往外撞。不知道睡了好久，她听到很多人走到她身边，她意识到是把病人抬回去。她想天已经不早了，应该回去睡，但又想去看黎涯，假如黎涯有什么好歹，啊！她是那么的年轻呀！
冷风已经把她吹醒了，但仍被一种激动和虚弱主宰着。她飘飘摇摇在雪地上奔跑，风在她周围叫，黄昏压了下来，她满挂着泪水和雪水，她哭喊着：“就这么牺牲了么？她的妈妈一点也不知道呵……”
她没有找到黎涯，却跑回自己的窑。她已经完全清楚，她需要静静的睡眠，可是被一种不知是什么东西压迫着，忍不住要哭要叫。
病人都挤在她屋子里，做着各种的猜测，有三四床被子压着她，她仍在里面发抖。
到十一点，郑鹏带了镇静剂来看她。郑鹏一样也头晕得厉害，但他却支持到把手术弄完。他到无人的雪地山坡上坐了一个钟头，使自己清醒，然后才走回来，吃了些热开水。他去看黎涯，黎涯已经很好地睡了。他又吃了点东西，便带着药片来看她。
陆萍觉得有朋友在身边，更感到软弱，她不住地嚶嘤地哭了起来，她只希望能见到她母亲，倒在母亲的怀里痛哭才好。
郑鹏服侍她把药吃后才回去，她是什么时候睡着了的呢，谁也不知道。第二天，黎涯走过来看她的时候，她还没有起来。她对黎涯说，似乎什么兴趣都没有了，只想就这么躺着不动。
三
陆萍像害了病似的几天没有出来，医院里的流言却四处飞。这些话并不相同。有的说她和郑鹏在恋爱，她那夜就发疯了，现在还在害相思病。有的说组织不准他们恋爱，因为郑鹏是非党员，历史不明……
陆萍自己无法听这些，她只觉得自己脑筋混乱。现实生活使她感到太可怕。她想为什么那晚有很多人在她身旁走过，却没有一个人援助她。她想院长为节省几十块钱，宁肯把病人、医生、看护来冒险。她回省她日常的生活，到底于革命有什么用？革命既然是为着广大的人类，为什么连最亲近的同志却这样缺少爱。她踌躇着，她问她自己，是不是我对革命有了动摇呢。
旧有的神经衰弱症又来缠着她了，她每晚都失眠。
支部里有人在批评她，小资产阶级意识、知识分子的英雄主义、自由主义等等的帽子都往她头上戴，总归就是说党性不强。
院长把她叫去说了一顿。
病员们也对她冷淡了，说她浪漫。
是的，应该斗争呀！她该同谁斗争呢？同所有人吗？要是她不同他们斗争，便应该让开，便不应该在这里使人感到麻烦。那么，她该到什么地方去？她拚命的想站起来，四处走走，她寻找着刚来的这股心情。她成天锁紧了眉毛在窑洞里冥想。
郑鹏黎涯两人也奇怪为什么她一下就衰弱下去。他们常常来同她谈天，替她减少些烦闷，而谴责却更多了。甚至连指导员也相信了那些谣传而正式地责问她，为恋爱而妨害工作是不行的。
这样的谈话，虽使她感到惊讶与被侮辱，却又把她激怒起来，她寻仇似的四处找着缝隙来进攻，她指责一切。她每天苦苦寻思，如何能攻倒别人，她永远相信，真理是在自己这边的。
现在她似乎为另一种力量支持着，只要有空便到很多病房去，搜集许多意见，她要控告他们。她到了第六号病房，那里住有一个没有脚的害疟疾病的人。他没有等她说话，就招待她坐，用一种家里人的亲切来招待她。
“同志！我来医院两个多星期了，听到些别人说你的事，那天就想和你谈谈，你来得正好，你不必同我客气，我得靠着才能接待你。我的双脚都没有了。”
“为什么呢？”
“因为医务工作不好，没有人才，冤冤枉枉就把双脚锯了。”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三年了。那时许多夜只想自杀。”
陆萍不懂得如何安慰他，便说：“我实在呆不下去了。我们这医院像个什么东西！”
“同志，现在，现在已算好的了。来看，我身上虱子很少。早前我为这双脚住医院，几乎把我整个人都喂了虱子呢。你说院长不好，可是你知道他过去是什么人，是不识字的庄稼人呀！指导员不过是个看牛娃娃，他在军队里长大的，他能懂得多少？是的，他们都不行，要换人；换谁，我告诉你，他们上边的人也就是这一套。你的知识比他们强，你比他们更能负责，可是油盐柴米，全是事务，你能做么？这个作风要改，对，可是那么容易么……你是一个好人，有好的气质，你一来我从你脸上就看出来了。可是你没有策略，你太年轻，不要急，慢慢来，有什么事尽管来谈谈，告告状也好，总有一点用处。”他呵呵的笑着，望着发愣的她。
“你是谁？你怎么什么都清楚。我要早认识你就好了。”
“谁都清楚的，你去问问伙夫吧。谁告诉我这些话的呢？谁把你的事告诉我的呢？这些人都明白的，你应该多同他们谈谈才好。眼睛不要老看在那几个人身上，否则你会被消磨下去的。在一种剧烈的自我的斗争环境里，是不容易支持下去的。”
她觉得这简直是个陸人，便不离开。他像同一个小弟妹们似的向她述说着许多往事，一些看来太残酷的斗争。他解释着，鼓励着，耐心的教育着。她知道他过去是一个学生，到苏联去过，现在因为残废了就编一些通俗读本给战士们读。她为他流泪，而他却似乎对本身的荣枯没有什么感觉似的……
没有过几天，卫生部来人找她谈话了。她并没有控告。但经过几次说明和调查，她幸运地是被了解着的。她要求再去学习的事被准许了。她离开医院的时候，还没有开始化冰，然而风刮在脸上已不刺人。她真正的用迎接春天的心情离开这里。虽说黎涯和郑鹏都使她留恋，她却只把那个没有双脚的人的谈话转赠给他们。
新的生活虽要开始，然而还有新的荆棘。人是要经过千锤百炼而不消溶才能真正有用。人是在艰苦中成长。
一九四〇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