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年间，政治腐败，险象丛生。世宗死后，其子朱载（hòu）继位，改元隆庆。他就是明穆宗。
那时，内阁首辅徐阶受命起草遗诏。他以杨廷和为榜样，假借世宗遗命，收捕了弄神误国、干扰朝政的道士，废止了风靡朝堂的祀鬼炼丹活动。穆宗虽不是一位有作为的皇帝，而且在位只有六年，但却做了一件好事，那就是在徐阶等人的辅佐下，起用了一批因进谏而被他父亲革职和下狱的官员，如海瑞、张居正等。
张居正，字叔大，别名太岳，嘉靖四年（公元1525年）生于湖广江陵士人之家。他少年得志，23岁考中进士。当时的进士，只要不触怒天颜，不得罪权贵，不卷入大的政治旋涡，凭着资历升至九卿乃至大学士等显要职位的，大有人在。张居正认为这种人不能成为匡扶社稷的栋梁之材，若想治理天下，非得有大才不可。因此，他专心攻读史书，总结历朝兴亡盛衰的经验，联系现实的社会问题，力图振兴衰弱的封建王朝。他曾向世宗上过一篇《论时政》的奏疏，指出当时朝廷存在的种种弊端。由于严嵩当政，他的意见自然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此后，他学着老师徐阶的样子，韬光晦迹，藏锋不露。
张居正当了七年翰林院编修，见无法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便称病辞去官职，回到故乡，种了半亩竹子，过起了隐士生活。
六年后，他在父亲的督促和要求下，再次赴京出仕，担任国子监司业，后来又到裕王府担任讲读。世宗崩，裕王当了皇帝，张居正本是五品闲官，不断迁升，一年以后便当上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他一上任，便以国事为重，向穆宗提出了六条应行急事。穆宗深表赞同。但当时他还不是内阁首辅，穆宗又是一个短命的皇帝，所以他的政治主张被搁置下来。
穆宗死后，张居正联络宦官冯保，拥戴十岁的朱翊（yì）钧继位，改元万历。他就是明神宗。
神宗虽是明史上一个极端昏庸、极端贪婪的皇帝，但在亲政以前，受辅臣和生母的约束，还不敢公开胡作非为。
这时，徐阶等一班旧臣早已告老还乡，张居正便通过冯保，说动了两宫太后，赶走了专横跋扈的内阁首辅高拱及其亲信，自己当上了内阁首辅。
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他一方面要结好两宫太后，争取她们的支持，另一方面，还得和资深的宦官冯保周旋，给他一些面子和荣誉，免得遇事为难。对待小皇帝，张居正以辅政大臣的身份严加管教，希望他长大后成为一个贤明的君主。神宗的生母慈圣皇太后对儿子的要求也很严格，极力支持张居正对他的管教。有时，小皇帝贪玩废学，不守规矩，太后总爱说：“你这样不思长进，要是张先生知道了，看你怎么交待！”小皇帝就服帖了。凭着崇高威望，到了后来，张居正凡有所举措，都能得到皇帝的认可。
张居正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后，便抓住契机，排除来自各方面的阻力，推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
他认为，治国之道，重在安抚百姓，关键是整肃吏治。官风不正，任何政令都会变成一纸空文。他说：“一方之本在抚按，天下之本在政府。”因此，整肃一方的吏治，要从整顿掌管一方的总督、巡抚、巡按等封疆大吏着手；整肃天下的吏治，要从整顿中央的内阁、六部、都察院等握有重权的部门着手。
他创立“考成法”，通过全面考核，把那些不称职，或者惯于拍马逢迎、徒有虚名的官吏撤换下来；惩治了一批贪赃枉法、民愤很大的官僚；起用了一批有才能、肯负责、肯办事的人。
在整顿过程中，他不避权贵，不任人唯亲。只要是贪赃枉法，即便是勋臣贵戚，他也从不放过；只要是才能出众，就是自己的政敌，他也委以重任。
一天，张居正接到云南地方官的密报，揭发黔国公沐朝弼有违法行为。朝臣碍于沐朝弼的祖上是开国功臣，历代镇守云南，权势极重，不敢擅加处置，他却断然决定：
让沐朝弼的儿子承袭爵位，然后将沐朝弼逮捕回京法办。
大家都叹服他的政治魄力。
张佳胤是个很有才能的官员，和高拱私交甚厚。张居正任首辅后，他害怕报复，办事拘谨。张居正分析情况，委以重任，还写信安慰他，要他“努力任事，以孚众望”。
张居正还大力推行以开源节流为宗旨的经济改革。由于土地兼并，人口逃亡，政府征收的赋税日益减少，地方官员便把负担转嫁到农民身上，致使国家财政陷入困境，阶级矛盾激化。针对这种情况，张居正下令在全国范围内重新丈量土地，清查隐匿田亩，追收漏缴赋税。勋臣贵戚，不得蠲（juān）免。至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已查实应征税的田亩比弘治时期增加了近300万顷，朝廷的赋税因之激增，解除了长期以来财政入不敷出的局面。他还节制用度，如改善漕运，裁减冗员，紧缩皇家开支，力戒奢侈浪费。
在清丈土地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基础上，为改变赋役不均，减轻无地、少地农民的负担，张居正于万历九年又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一条鞭法”。这是我国赋税史上的一次重要改革，主要内容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赋役合并，以丁、田分担役银，将原有的赋役以及土贡方物等合为一项。徭役一律征银，由政府雇人应役。
第二，除苏、松、杭、嘉、湖等地继续征收稻米等实物田赋供皇室和官僚们食用外，其他地区全部折银征收。
第三，以州县为单位计算赋役数额。州县原有的数额不得减少。
第四，赋役银由地方官吏直接征收，减少中间环节，节省储存、运输等方面的开支。
“一条鞭法”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强地主隐瞒田地、人丁和逃避赋役的现象，解除了农民“产去税存”的不合理负担，增加了国库收入，缓和了阶级矛盾。
赋役折银征纳，农民交银后即可免服力役，相对地放松了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清初实行“摊丁入亩”的赋税制度，就是“一条鞭法”的延续和发展。
张居正还对边防进行整顿，实行了垦荒屯田制度，力争做到兵精粮足。对边防将领，做到知人善任。他任命的边将，英勇善战，为保卫边境作出了重大贡献。在蓟州一带，他任用抗倭名将戚继光镇守，使蒙古军事贵族在16年中不敢南侵；在辽东，则任用李成梁守卫，保证了东北地区的安宁。他还支持王崇古对俺答部族实行安抚政策，使之归顺明朝。
张居正的政改是成功的。其积极效果，突出表现在明政府财政状况的好转上。当时，太仓一的积粮可供十年之用，国库存银总数也比改革之初增加了一倍以上。然而，这些成就并不意味着明帝国从此兴旺发达。张居正在位期间，他的改革也遇到了很大阻力和非议。
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张居正病逝，反对派又反扑过来，新政即告废除。支持改革的被罢官、贬谪。神宗还下令抄没了他的家产，革除了他的谥号，子孙十多人受到株连，张居正本人也几乎被掘墓鞭尸。
明王朝从此以后更加腐朽衰落下去，再也没有振兴的希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