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理解“信息”的概念呢？信息（ information ）一词来源于拉丁文，是含有“通知、报告、消息、报道、情报、知识、见闻”等多义性的词汇。就“信息”的构成因素看，可以分解为三个层次：①语法或结构形式层次，反映信息的确定度；②语义或逻辑内容层次，反映信息的真实度；③语用或价值层次，反映信息的效用度。其中，对信息的量的研究，同第一层次有关，构成了经典信息论的内容；而对信息的质的研究，则同后两个层次有关，构成了现代信息论的内容。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对“信息”概念进行把握。所谓广义的信息，是指从纯客观或本体论的角度对信息进行理性的认识，信息是事物存在状态及其运动形式的表征。而狭义的信息是从使用者的角度，或认识论的角度对“信息”进行理性的认识，信息是人们对事物存在状态与运动形式的陈述，通常是以语言、文字、图像或数据等形式表现出来，供人们传递、处理和使用。信息是可以减小或消除不确定性的事物的运动状态和形式的反映，它只有依赖信源、信道、信宿才存在。所谓的不确定性是指人们在获取某一信息之前，认识上存在某种模糊状态。从新闻学角度看，新闻信息对接受者来说新闻传播内容是事先不知道或不确知的。信息的概念运用到新闻领域中来，其重要的意义在于将“新闻”的内涵进一步扩展。新闻的起源强调新近发生的事实，事实概念通常是指发生发展的事件，今天已经扩展到新的观念的传播，这一现象在新闻评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凡是以新闻事实为基点引发某种观点、见解，且观点又具有新意、新质的都属于新闻信息范畴。法国新闻学者贝尔纳曾经说过：“新闻形成社会，因为它给社会以形式。是新闻，实际上也只有新闻……能使潜在的现实明朗化，能够左右潮流，能够引发千百万条件相似，渴望寻觅知音的人民的共同感应。除新闻之外，没有别的东西能把人民连通起来。”
新闻事业是一种社会信息传播活动，它的产生适应了人类社会对信息的需求，它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正是缘于群众对信息需求的急剧增长，这是新闻的社会属性。不同的新闻媒介有不同的自然属性、传播信息的载体手段不同，会产生不同的传播效果。广播电视新闻是现代化的新闻媒介，是声画多因素的综合传播，传播载体丰富，手段多样，每种手段、每个传播符号都在承载信息，它在同样单元时间内，其信息量要优于报纸。
广播电视新闻评论在新闻事实的基础上，发表评论，阐明观点，同时也在进行信息的传播。观众观看新闻评论，最直接的目的是获取大量的新信息。控制论创始人维纳认为：“接受信息和使用信息的过程就是我们对外界环境中的种种偶然性进行调节，并在该环境中有效地生活着的过程。”[1]人类在社会生活中为适应和改造世界，必须从外界获取信息。人们通过广播电视新闻了解外部世界的最新变化，从而调整自我的行为以适应这些变化，这是人类生活中适应环境的本能需要，也是新闻越来越受社会重视，为广大群众所关注，从而能迅速、飞跃地发展与壮大的根本原因。当社会形成以后，作为社会一分子的个体，他的生活必然受到社会各个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在现代社会中，没有足够的信息，人的活动和思维就会陷入盲目和片面。现代社会被称为信息化的社会，信息已经成为重要的资源。新闻传播承担起传播信息、服务社会的功能，广播电视新闻的传播覆盖面广，影响力大，在信息服务上具有极大的优势。
信息传播功能，从广义上说，是通过传播媒介向社会提供各类信息，从而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方便的社会行为。广播电视新闻评论的信息传播功能主要是指通过新闻评论这一新闻形式，提供新闻事实信息的同时，对事实进行评论和价值判断，进而传递某种主张和态度，在使观众在知识层面获得补充的同时，达到在心理层面对深层信息获取的满足感。
二、信息的编码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普通的民众天天都面对着海量的信息，大众传播媒体不是简单地对原始信息进行传播，同时还应当担负起引领受众思想、指导受众思考方向的责任，这就要求广播电视新闻评论在进行信息传播时进行编码设置。
早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数学家、贝尔电话研究所的申农就开始了信息论的研究。1948年，申农在《贝尔系统技术杂志》上发表了题为《通信的数学理论》的论文，第二年又发表了论文《噪声中的通信》，从理论上研究了定量描述信息的方法以及如何有效地传递、处理信息的问题，从而奠定了信息论的基础，成为信息论的创始人。在其论文中，他专门讨论了信源与信道的特性，阐明了通讯机理，并提出了通讯系统的基础模型：信源—编码—信道—译码—信宿。他用数字方式对信息作了定量描述，提出了信息量概念与计算方法。信息是信号传输的内容，应该是能够量化的；而信源作为信息的来源，可以是任何物质对象，但信息不是物质，而是以某种符号或信号表现出来，称之为消息，它的形式是具体的、多样的，而它所承载的实质内容就是信息。编码则指将信息转化为信号的措施；“码”即按一定的规则排列出的符号序列，而编排过程即为编码过程。语言、文字、图表、数据等都是人们创造的符号世界。就符号系统而言，人们用各类符号进行思维和交流信息的过程，也就是编码和译码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广义上的信息编码包含着人们以文字、图表、数据、声像、色彩等符号对一切信息做出的系统的、形象的、逻辑的表述。因此编码可以表述为，用另外一些物质承担者对一些物质体现者进行精确的或同构的反映。
无论什么传播方式，都有编码标准。传播行为涉及的社会范围越大，对编码的要求就越高。特别是大众传播媒介，标准更具体、更系统，要求也更高。如新闻传播，有新闻价值标准，民族文化规范、法律法规等，不能随意操作。在个人的内向传播中，主要是运用有系统的语言进行思维活动，但感觉系统、感情与情绪、潜意识也更多参与了默默无声的“编码”过程，情况就更加复杂了。
原始信息进入到大众传播领域，经过一系列的编码行为，不再以其原始面貌呈现。其信息编码过程实质上渗透了传播者的意图和策略：采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传播，完成怎样的传播效果，达到怎样的预期目的，等等。信息的编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新闻评论表意的实施策略，具体到操作层面就是新闻评论如何进行表达意见、传播观点。就目前我国广播电视新闻评论的表意方式来看，主要表现为两种形态：言论式和述评式。言论式的新闻评论主要通过评论者的话语对新闻作直接的阐释，指陈观点。述评式的新闻评论则主要是节目制作者对新闻事件进行叙述，以叙事策略的选择与优化来蕴含对事件的评断，观点的表达和评判通过叙事进行。
三、信息的媒介
信息本身虽然是一个变量，但它不能自己流动，其流动是通过载体实现的，即信息的传播是依靠物质（符号和媒体）进行的。宇宙是由物质、能量以及性质完全不同的信息构成的。欧廷格对三者的描述是：“没有物质，就什么东西也不存在；没有能量，就什么事情也不发生；没有信息，就什么东西也无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信息不像物质那样具有实物或“质量”。这样，媒介对信息也就有了影响作用，受众是通过媒介获得信息的。媒介既是工具又不是工具，媒介是人创造的，并受人的控制。但媒介一旦产生，也可以影响和左右人的行为，它是一种人格化的传播工具。各种传播媒介由其自身的特点所决定，有其优势，也有其不足，相互间是无法替代的。为了获得理想的传播效果，根据信息内容与传播要求，选择适当的媒介十分重要。受众通过大众传媒得到的信息，已经不再是信息的原始状态，而是传播者加工后的信息，在保证真实的前提下，加工对于传播效果也是直接的影响因素。信息需要以物质为载体，用符号来表现。具体到广播电视而言，广播传播的信息符号主要表现为声音。语言、音响和同期声，而在广播新闻评论方面，主要依赖语言进行信息传播。电视新闻传播的信息符号主要由声音、画面、文字等构成，其中以语言为主，辅助以画面和文字，这样相对于广播而言表现形式更加形象生动，同时由于多媒介的组合使得其承载的信息量更大。
广播电视新闻评论的鲜明特色就在于它的“评论”性，因而最主要的信息媒介应当是话语，其中承担起话语表达的是新闻评论员。新闻评论员定位是“价值守望，民意表达，观点整合，做最有价值观点的传播者”，他与作为思想者、叙事者、整合者的主持人，共同构建新闻与评论叙事。评论员主要是专职媒体评论员与专家评论员，海内外特约评论员包括各方面造诣较深、影响较大的学界专家、政界官员与媒介人士，因而更多扮演的是“意见领袖”的角色。在全球化与网络社会语境下，媒体格局嬗变与各种观点如潮之涌，评论员观点引领舆情发展，不仅代表着我们时代新闻传播与媒介发展的水平，而且是我党和国家的喉舌、民族良心与公众心声，其传播价值更具共享性、历史性和穿透力。
四、信息的解码
信息的解码主要针对信息的接受者而言，是指把信号、符号转化成它们所表达的思想内容，使之完全或基本上还原为本来的信息。解码是编码的反转换。对于信息的精确解码可能性更多存在于机器系统内，如电子计算机对指令的忠实接受。但也存在一些干扰因素，如机器故障、程序错误、噪声影响等，会制约解码的精确性。对于进行思维活动主要器官的人类大脑来说，在对信息进行解码时，情况就更加微妙和复杂。
在大众传播领域，主流媒体生产的信息所产生的意义主要有两层：一是编码人建构的意义，二是解码人根据自己的个人背景、社会背景和解读框架而解读的意义。媒体新闻不仅仅是对某个事件的报道，而且是对该事件进行的建构。媒体文本是一种建构好的媒体叙事语言，在预设的语言框架下编码，一般来讲，媒体不会打破其编码规则，假若媒体不断超越其编码框架，则观众便不知所云。当媒体报道一则事件时，这则事件就意味着是书写后的报道。这则报道通过媒体文字、图片、录像和播报语气等综合元素权威性地发布出来，观众由此得以阅读报道、了解何时何地发生了什么事件。可是针对同一事件却有不同的报道，不同的报道意义各不相同，甚至互相矛盾。各种媒体报道并非空穴来风，并非像平时讲故事那么简单。这样，对观众来说就会遇到下面的问题：如何解码媒体语言？如何从媒体事件报道的语言中读出其中蕴含的真正意义？斯图亚特· 霍尔认为，媒体阅读者对媒体文本进行解读的意义既不是固定的，也不是完全不确定的，文本虽然有多重意义，但作为每个人而言必然采取一种立场。这一立场在编码人与解码人之间左右平衡，这一立场也是编码人附加的主导意义和解码人的阅读策略其间的张力所带来的结果。一方面媒体编码人试图把基于自身背景和文化视角而附加的意义传递给媒体解码人，另一方面解码人则基于自身的背景和特性使“原初的意义”发生不同程度的改变。霍尔向我们展示了媒体是如何传播信息的，不同的意义可能因为“缺乏通约性”而被误解，也就是说，你指的意思极可能不是我所理解的意思。霍尔在此所阐释的意义还与符号学有关，在进行解码时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关于符号的意义。意义是一个哲学领域的基本问题。杜威认为：“意义产生于人与环境的互动之中，而语言是我们获得意义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理查兹则指出：“意义主要地不存在于符号，而存在于人。”可以看出，意义的存在和阐释是与人紧密联系的，人的存在与活动是意义产生的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它又存在于人的主观理解之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意义体系”。霍尔把编码人有意附加的意义叫作“建构信息意义的（媒体）生产”。有意附加的意义一旦生产出来，媒体话语便随之出现，而媒体话语的最终意义则是在媒体解码人那里体现出来的。“在一定程度上，媒体话语必定在有意义的话语结构中生产出原初附加的意义”，从而使媒体解码人获取电视媒体话语的意义。媒体观众在解码的过程中解读的意义可能与编码者原初的意义一致，也可能与原初的意义正好相反，在大部分情况下，意义总是处于协商状态。
通过广播电视接受信息，一部分受众满足“发生了什么”的需要，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的受众对信息需求是并不满足于知晓阶段，更要知道“为什么”和“将会怎么样”。从新闻学角度说，受众需求的不只是新闻信息的“第一落点”，而且还要“第二落点”，也就是观点的解读。而广播电视新闻评论的出现和发展，恰恰实现了新闻传播在解读信息上的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