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宗从灵武进至关中，目的是要收复长安，东职洛向，恢复唐朝廷在全国的统治地位。所以，虽然经过房均、郭子仪两次进军的失处。但决不会动摇他实现自己目标的决心。至德二年九月，郭子仪再次率唐军东班，经过激战。迫使叛军退出长安：继又收复洛阳，逼迫安庆绪退往黄河以北。由于唐军的步步胜利，叛军的节节处退，形势的发展对叛军日益不利。于是，叛军内部安庆绪与史思明的明争暗斗也迅速激化。史思明曾一度降唐，但史思明和安禄山一样．都是不甘居人下的野心家，降唐当然不能满足仙的愿望，所以，他很快又继续叛乱，恢复了他叛军将领的本来面目。
叛军在长安的溃败
至德二载八月二十三日，肃宗镐劳诸将，鼓励诸将反攻长安。肃宗还特别对郭子仪说：反攻能否成功，在此一举！郭子仪表示决心道：“此行不捷，臣必死之。”看来，郭子仪是要破釜沉舟了。
八月二十六口，唐御史大夫崔光远破叛军于骆谷。接着，崔光远的行军司马王伯伦、判官李椿带领2000人进攻中渭桥，杀守桥的叛军上千人，乘胜一直前进到长安苑门。正当此时，原驻在武功的叛军急忙撤回，正好与王伯伦、李椿所部在长安苑北相遇，经过一阵激战，王伯伦被杀，李椿被俘送往洛阳。尽管这次唐军又受挫折，但自此以后武功以西已经没有叛军了。
为了更有力的打击叛军，郭子仪建议邀请回给兵参加对叛军作战。
本来，肃宗就欲借夷人的兵力以扩张其军势。至德元年九月，肃宗命幽王李守礼之子李承案为敦王，与仆固怀恩共同出使回给，请求出兵援唐定叛乱。十月，李承案与仆固怀恩到达回绝牙帐，回给怀仁可汗将其女嫁于李承桌为妻，并派其贵臣随李承案入朝，到彭原见到肃宗。肃宗对回维贵臣送以厚礼，并赐回4乞女为毗伽公主。毋庸置疑，肃宗对回给的友好态度，必然是希望回绝出兵相助。
至德二年九月，郭子仪建议邀请回纭共同进攻长安时，肃宗当然是赞成的。回纭怀仁可汗派遣其子叶护及将军帝德率领精兵4000余人到达风翔，郭子仪又留宴三日。这样的盛情款待，使回纶叶护受宠若惊，他只好慷慨激昂地说：“国家有难，远来相助，何暇食为。”宴会完毕，立即就开始行动。唐朝廷决定，一日供给回绝军羊200口，牛20头，米40解。总之，肃宗千方百计对回蛇军进行鼓励，促使其在作战中奋勇前进。
九月二十五日，向长安进军的各路人马全面出动。九月二十七日，前进至长安西南的香积寺，布阵于香积寺北的丰水以东地区。按照部署，李嗣业为前军，郭子仪为中军，王思礼为后军。叛军10万人，布阵于其北，叛军将领李归仁出阵挑战，唐军逼其后退，退至叛军阵前，叛军一齐出动，又打退唐军，唐军稍退，叛军乘机抢夺唐军轴重。
这时，身为镇西、北庭支度行营节度使的前军将领李嗣业挺身而出，他对郭子仪说：“今日之事，若不以身峡寇，决战于阵，万死而冀其一生。不然，则我军无孑遗矣。”说罢，他立即“脱衣徒搏，执长刀立于阵前，大呼当嗣业刀者，人马俱碎，杀十数人，阵容方驻。”在李嗣业的激励之下，“前军之士尽执长刀面出，如墙而进。嗣业先登奋命，所向披靡”正当激战之时，有人发现叛军在营东有埋伏兵，元帅广平王李椒立即分回绝精兵攻击其伏兵，叛军大败。李嗣业又突然出击于叛军营后，与回纶合势，表里夹攻，自午时到酉时，杀叛军6万余人，还有填沟壑而死者十分之二三。唐军的这次胜利，李嗣业奋不顾身，一往无前的勇敢精神，起了重要作用。
李嗣业，京兆高陵人。他“壮勇绝伦”，天宝初年，应募到安西从军，当时“诸军初用陌刀，咸推嗣业为能。每为队头，所向必陷”。所谓陌刀，就是长刀。李嗣业是个使用长刀的能手，每经战斗，他都用长刀取胜。他曾随高仙芝征勃律，平石国，都有卓著战功。后来，肃宗在灵武即位，他奉召到达灵武。肃宗非常高兴地说：“今日得卿，胜数万众，事之济否，实在卿也。”香积寺之战，进一步证明李嗣业确是一位“所向无敌”的将军。
在香积寺之战中，唐军中还有一位将军值得称道。这就是凤翔都知兵马使王难得。肃宗在凤翔时，他是御营大将。当李嗣业正在与叛军进行拼杀时，其副将则陷入叛军重围之中，王难得力战使李嗣业副将摆脱险境，但自己却被叛军射中其眉，致使眼皮下垂，遮住其目，王难得不顾剧痛，自己将箭拔出，扯去障目的眼皮，血流满面，仍然继续与叛军拼杀。这种奋不顾身的英雄气概，大大鼓舞了唐军的士气。唐军士气的高涨，叛军的迅速溃败，二者无疑是因果关系。
香积寺之战失败后，叛军退入城内。这时，唐军如果穷追不舍，很有可能彻底消灭在长安的叛军。但是，元帅广平王李椒却放弃这个机会，使叛军从容地逃走了。
本来，郭子仪的部属朔方左厢兵马使仆固怀恩有过积极的建议，他对李椒说：“贼必弃城走矣，请以二百骑马追之，缚取李归仁、田乾真、安守忠、张通儒”李椒答道：“将军战亦疲矣，且休息，迫明而图之”仆固怀恩的预料叛军必弃城逃走，完全符合实际。失败者既然军事力量遭到严重削弱、无力再战，必然乘机脱离战场。胜利者若要全歼败敌．必须穷追猛打，不使敌人有任何喘息的机会。固然，胜利者非常疲惫，但失败者因士气低落更感疲惫。在这个紧要关头，胜利者如果咬紧牙关，再坚持一下，克服疲惫带来的困难，必然彻底胜利。武德三年四月，李世民大破宋金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李世民一昼夜行军20余里，大战数十合，取得很大胜利时，总管刘弘基建议道：要爱护自己的身体．要考虑士卒的饥疲，要求休息后再战。李世民鼓励大家道：“金刚计穷而走，众心离沮，功难成而易败，机难得而易失，必乘此势取之。若更淹留，使之计立备成，不可复攻矣。吾竭忠询国，岂顾身乎！”李世民身先士卒，策马而进，二日不吃饭，三日未解甲，结果，彻底打败了宋金刚。
其实，仆固怀恩的主张和李世民的所作所为基本类同。当李椒主张休息后明日再战以后，仆固怀恩立即申述不可休息的理由说：“归仁、守忠，天下嵩贼也，骤胜而败，此天与我也，奈何纵之不取？若使得众，复为我患，虽悔无及。”夫战尚速，何明日为衅由于李椒执意坚持休息，所以，仆固怀恩虽又再三进言，李椒终未采纳。第二天早晨，侦察军士报告，安守忠、李归仁、张通儒、田乾真等人，都率余众逃走了。唐军虽然顺利进人长安，但却为叛军保存了相当的武装力量。李椒这样的皇子元帅，实在缺乏统率大军、指挥作战的才能。他不会把握战机，不能使仆固怀思这样智勇兼备的将领发挥作用，致使敌人轻而易举地摆脱了全军覆没的命运。这样以来，无形之中就延长了平定叛乱的进程。由此看来，在战争过程中，统帅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
肃宗稳定长安
军事上的胜利，使唐军迅速收复长安。肃宗得到这个消息，悲喜交加，当天就派宦官吠庭瑶去成都向玄宗报喜；同时，又命左仆射裴冕入京师，祭祀天地与皇家祖庙，还安抚百姓。当然，这是非常容易办到的事。还有两件非常棘手的事，就是怎样对待回绝和玄宗的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怎样对待回绝的问题呢？原来，肃宗为了迅速收复长安，刺激回屹奋勇作战，曾与回绝约定：“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绝”收复长安后，回绝的叶护要求按约办事，也就是要在长安大肆掳掠。这当然是个严重的问题。唐朝廷逃走时的混乱，叛军对长安的洗劫，已经给京师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这时，京师人民翘足引领，热切盼望唐廷回来时，再来一次回给掳掠的浩劫，必然使肃宗失去人心。由此可见，怎样处理这个问题，是有关肃宗能否众望所归的关键问题。
元帅李椒位居前线，在这个问题上，他首当其冲。所以，李椒对这一问题非常谨慎，当叶护要求在长安掳掠时，李椒卑躬屈膝地拜于马前道：“今始得西京，若速俘掠，则东京之人皆为贼固守，不可复取矣，愿至东京乃如约。”叶护看到皇子下拜，也颇受感动，遂答应了李椒的要求。但是，李椒还不放心，又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就是命仆固怀恩带领回纭与西域兵绕道城南，到了水以东宿营。既然回览没有进城，就避免了一场洗劫的灾难，长安百姓、军士都高兴的称赞李椒“真华、夷之主”。肃宗也喜出望外的赞扬李椒说：“联不及也！”在辛椒“整众入城”时，“百姓老幼夹道欢呼悲泣，”不难看出，李椒对回绝问题的处理，取得了各方面都满意的效果。
怎样对待玄宗的问题，也是关系到政局能否稳定的大事。当叛军通近潼关时，玄宗惊慌失措，像丧家之犬一样，逃往成都去了；肃宗于危难之际前往灵武，重新组织朝廷，征集军队，收复了长安。在这个时候，是请玄宗回来，继续做皇帝，还是把肃宗在灵武即位的事实合法化，是值得考虑的。虽然说肃宗在灵武即位后不久也得到了玄宗的承认，但那时二人相距遥远，鞭长莫及，谁也控制不了谁，当然可以相安无事。但在都回到京师以后，玄宗能够安于太上皇的地位吗？
太上皇，看起来是极其尊贵的地位，实际上是有名无实是不准其干预政事的变相说法。颜师古注释“太上皇”一词说：“太上，极尊之称也。皇，君也。天子之父，故号曰皇不预治国，故不言帝也。”简言之，太上皇就是不参与治理国家的皇帝之父。唐高祖做了太上皇，度过了9年的凄凉岁月，睿宗的太上皇生活，玄宗更是历历在目。曾经大有作为，为唐朝的强盛有过重要贡献的玄宗，这时是否甘居太皇的地位呢？这都是肃宗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为了妥善的解决这一问题，他特以骏马急召随军进人长安的李泌，李泌回到凤翔，肃宗立即以征求意见的口气道：我已上表太上皇，请他东归．继续为帝，我仍然回东宫为太子，恢复原来的君臣关系。显然，这是肃宗经过再三考虑所采取的步骤。如果说这是肃宗试探玄宗的态度，应该是符合实际的。
当初，肃宗与玄宗分道扬镳，北走灵武，主要是为了平定了安禄山叛乱，恢复唐朝廷在全国的地位。这时，已经初见成效，为什么要中断自己的夙愿呢？但由于他考虑到玄宗的地位，自己的处境，又不得不试探一下玄宗，看其是否真的愿意放弃原有的权力和地位。
出其所料，李泌对此事考虑非常周到。他问肃宗道：陛下的上表可以追回来吗？肃宗答道：送表人已走得很远了。李泌道：太上皇不会回来。肃宗惊问其原因，李泌答曰：“理势自然。”这个“理势自然”很耐人寻味。按照字面看，应该是大势所趋的意思。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玄宗是畏敌逃跑，肃宗则是于危难之际，组织力量，反攻破敌。在这种情况下，玄宗应当惭愧万分，自怨自艾；不应该忘记自己承认了肃宗的地位，自食其言。所以，他不可能再回来做皇帝。再者，平定叛乱的战争，还任重道远，他已73岁，早已养成了骄奢淫逸的习惯，丧失了进取的锐气，他已没有平定叛乱的勇气和梢力，所以，他也不敢再接受肩负重任的皇帝地位了。如果这就是“理势自然”的内容，那么，李泌是颇有远见的。事实证明，李泌的估计完全正确。
肃宗接受李泌的建议，由李泌执笔起草，以“群臣贺表”的形式再次上奏玄宗认其内容是，自马电分离以后，肃宗在群臣劝进之下于灵武即位。现在反攻胜利，肃宗思念父亲，请速返京，以便尽孝养之意。
事情完全按照李泌的预料在发展。十月中旬，肃宗派往成都的使者吱庭瑶回到凤翔，带回玄宗的意见是：“当与我剑南一道自奉，不复来矣”剑南道就是以益州（治所在今成都）为中心的今天四川西部一带地方。玄宗要“剑南一道自奉”，当然是不回长安了。
不久，又一使者从成都回来，带来的消息很好，完全解除了肃宗的优惧。其内容是：“上皇初得上请归东宫表，彷徨不能食。欲不归；及群臣表至，乃大喜，命食作乐，下浩定行日。”得到这个消息，肃宗放心了。他立即告李泌道：“皆卿力也！”
李泌帮助肃宗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恰如其分。肃宗以父子之礼请玄宗还京，玄宗即便是不甚乐意，也不便回绝。因为没有肃宗夺回长安，他根本谈不上返京；况且他还正式表示过“肤称太上皇，军国大事先取皇帝处分，后奏肤知”由此看来，肃宗以父子之礼请玄宗还京，是名正言顺，合情合理的总而言之，肃宗有效的处理了关于回绝的问题，稳定了长安的社会秩序，取得了广大市民的支持；妥善的肯定了玄宗的地位，平衡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关系。这样以来，肃宗就可以解除各种后顾之忧，全力以赴的进行平定叛乱的战争了。
唐军步步东进，安庆绪退保邺郡
至德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唐军进人长安。元帅李椒在长安安抚百姓3天，即率军出城东进，临行时留太子少傅魏王李巨为西京留守，等待肃宗还京。
在叛军东走时，郭子仪跟踪追进，追至潼关，杀敌5000余人。收复华阴、弘农二郡。接着，潼关以东唐军向肃宗献俘嵩余人。肃宗不假思索，命将这百余俘虏全部杀死。监察御史李勉立即表示了不同意见，他说：“今元恶未除，为贼所污者半天下，闻陛下龙兴，咸思洗心以承圣化，今悉诛之，是驱之使贼也厂这个建议十分重要。”本来，安禄山叛乱不得人心，很多人是被迫参加；被俘，对这些人来说，可能是他们脱离叛军的良机。对这些人如果采用安抚手段，必然对叛军发挥分化瓦解作用；全部杀死，必然使所有叛军死心塌地追随叛乱。正因为如此，肃宗接受了这个建议，赦免了这些俘虏的罪过。
十月初八，唐军又于武关大败叛军，收复十洛郡。
叛军将领张通儒从长安退出后，又收拾余众，走保陕城。安庆绪命洛阳所有的军队统归其御史大失严庄率领，前往陕城，增援张通儒。这时，张通儒部和严庄部合兵一处，共约15万人，力量还相当可观。
十月十五日，李椒到达曲沃，回屹军旁南山进行搜索埋伏的叛军，郭子仪部与叛军相遇于新店。郭子仪与叛军交战，初战不利，正当叛军自南向北压迫唐军时，回纶自南山突然出现于叛军背后，两面夹击，使叛军惊慌失措，溃不成军。在激战中，叛军死伤无数，僵尸蔽野。严庄、张通儒放弃陕城，率残部东走，李椒、郭子仪乘胜进人陕城，仆固怀恩等继续追击叛军。从陕城到洛阳，沿途都有叛军遗弃的器械、戈甲。可见，叛军溃逃极其狼狈。
严庄首先逃回洛阳，向安庆绪报告了陕城的战况，安庆绪束手无策，决定放弃洛阳，逃往河北。在其临走之时，将被迫投降叛军或被俘虏者哥舒翰、程千里、许远等30余人杀害。哥舒翰，是在唐军潼关兵败时，被蕃将火拔归仁等挟持投降叛军的，投降后被囚禁于洛阳。
程千里，是京兆（今陕西西安）人，安禄山叛乱前，曾任御史中承，安西、北庭节度使，河东节度副使、云中太守。天宝十五载正月，迁上党郡长史、特进，摄御史中丞，以兵守上党。叛军展次进攻上党，都为其所败，故而因战功卓著又加开府仪同三司、礼部尚书、兼御史人夫。
至德二载九月，叛军将领蔡希德率轻骑攻城，程千里看到蔡希德兵力不强，欲发扬自己勇敢善战的精神，出城生擒蔡希德。于是，他率精锐骑兵百人，突然出城。正当激战之际，蔡希德的援军赶到，程千里感到寡难敌众，遂退回城内。在退回途中，因桥坏面坠入坑中，反为蔡希德所俘。程千里被俘后，也被囚禁十洛阳。
许远，是杭州盐官人，唐初许敬宗的曾孙。安禄山叛乱时，他是睢阳太守。他与张巡坚守睢阳，直到城陷被俘。被俘后也被囚于洛阳。
安庆绪在穷途末路时杀害这些唐朝官员，说明他要继续叛乱，与唐朝对抗到底了。
十月十八日，李椒进人洛阳。这时，又有一个问题要解决。原来，在收复长安时，李椒为了稳定民心，不使回绝在京师进行抢掠，向其承诺到东京以后再满足其要求。现在到了东京，是否要向回给兑现呢，这是刻不容缓的问题。但是，如果放任回绝兵在洛阳随意掳掠，必然使东京市民对唐朝廷大失所望。对唐朝廷束说，这自然是亲者痛、仇者快的错误。如果李椒在这方面迁就回给，必然失去民心。因此，李椒又采取了变通的办法，当回绝大肆抢掠的时候，立即送回绝罗锦万匹，暂时缓和了回纶的贪欲，使洛阳市民又减少了一些灾难。
安庆绪退出洛阳，渡河北走，到达邺郡。他改邺郡为安成府，又改元天成。这时，安庆绪颇为狼狈，从骑不过三百，步卒不过千人。如果唐军穷追不舍，真有朝不保夕的危险。十日内，各地叛军才陆续到来，蔡希德自上党来，田承嗣自颍川来，武令殉自南阳（今河南南阳）来，各率所部会集一起，又在河北诸郡招募士卒，共有军队6万人。这样，安庆绪才恢复了一定的声势。
这时的唐军，自感已经取得很大胜利，没有对叛军采取彻底消灭的步骤，反而给安庆绪提供了喘息的机会，使其有了聚集力量的可能，为其继续叛乱赢得了时间。
在肃宗刚人长安后，御史中亚崔器就命令凡是接受安禄山官爵者，一律去掉头巾，脱去鞋子，站立于含元殿前，再捶打胸口，叩头及地，表示请罪。周围有兵士看守，还命其他官员到此观看。这当然是有意对这些人进行羞辱，要他们知道投降的可耻。
崔器何许人也，他为什么要如此羞辱这些投降过安禄山的官员呢？简单说，就是他和这些人有过类同的遭遇，也曾接受安禄山的任命，但他后来又反正，奔赴灵武，投靠肃宗了。
崔器，深州安平人。安禄山叛乱时，他为奉先令。叛军攻取长安后，京兆府各县都为叛军所有，崔器又继续做了叛军的奉先令。不久，渭河一带有人聚众起义，反对叛军，声势很大，崔器惧怕，遂烧掉接受叛军的文书，准备响应起义者。后来，起义者失败，叛军将领崔乾佑镇压蒲州、同州一带的起义者，奉先离同州不远，故而崔乾佑派三十骑兵抓拿崔器，崔器遂远走灵武投靠肃宗。肃宗命其为御史中承、兼户部侍郎。
这里需要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崔器是否奉先令。令，二者必有一误。根据以上崔乾佑镇压蒲同一带起义者的记载，他应当是奉先令。因为奉先距同州很近，崔乾佑在同州镇压起义者，很容易涉及崔器。反之，奉天距同州很远，崔乾佑派30个骑兵从京兆府的东境到西界去捉人，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崔器应当是奉先令。
曾经是投降叛军者的同路人的崔器，既然中途和他们分道扬链。反正归唐，现在又狭路相逢，以不同的身份碰到一起，当然，他要在投降者面前显示自己的正确，显示自己归唐以后的身份地位。因此，他以胜利者自居，一方面向肃宗表示他是忠心耿耿，唐朝廷的臣子，一方面又斥责投降者可耻，必须请罪。对长安投降者如此，对洛阳的投降者也是如此。
李椒到东京后，在洛阳接受安禄山任命为官者陈希烈等300余人，皆素服悲泣请罪。李椒未加何罪，把他们全部送往长安。十月二十五日，崔器又如法炮制，命令这些人也像长安的投降者一样，到大明宫含元殿左右的东西朝堂请罪。然后，把他们收人狱中。另外，府、县为叛军所用的地方官员，也都被收入狱中。
肃宗还用对比的办法对这些投降者进一步加以羞辱。最初，也就是安禄山尚未公开叛乱时，有一个汲县人名甄济者，在当地颇有名气，隐居于青户山。安禄山欲使其为自己所用，他观察安禄山有背离朝廷的意图，遂诈称有病，用人将其抬回家去。安禄山公开叛乱后，又强迫其出山，甄济宁死不屈。后来，安庆绪又将其强抬至洛阳，他仍不从命。一个多月后，李椒进人洛阳，甄济立即去拜见李椒。李椒将其送往长安，肃宗以甄济为秘书郎。肃宗为了使投降安禄山者自感惭愧，遂命他们列队拜见甄济。另外，国子司业苏源明，叛军攻陷长安后，他称病未接受安禄山的任命，肃宗对其也很赞赏，命其为考功郎中、知制浩。对于死去的坚决抵抗叛军者，如以死守洛阳的李橙、卢奕、蒋清，为守常山而死的颜杲卿、袁履谦，为守睢阳面死的许远、张巡，为守荥阳而死的张介然，为守颍川而死的庞坚等人，都追加官爵。不言而喻，肃宗真可谓是非分清，忠奸明辨。一方面斥责投降者，一方面表彰对唐忠诚不二者。这是当时统治者为巩固其统治地位惯用的伎俩。
十月二十八日，肃宗登上丹凤门发布命令：“士庶受贼官禄，为贼用者，令三司条件闻奏；其因战被虏，或所居密近，因与贼往来者，皆听自首除罪；其子女为贼所污者，勿问。”这道命令有三项内容，其一，是降敌为官者，由御史台、刑部、大理寺三司组成的审理机构按罪轻重处理。其二，是因作战被俘或与叛军居住较近而与叛军有所来往者，应自首免罪。其三，以上诸人的子女被叛军玷污者，不问罪。看来，肃宗对与叛军有牵连的人员不是一概加罪，而是区别对待。这样，有利于争取多数，孤立少数。这是一项有利于社会安定的政策。
十二月初八，肃宗特以任命了专门审理曾受安禄山任命的官员的使职。这就是详理使。礼部尚书李规、兵部侍郎吕诬被任命为详理使，详理使与御史大夫崔器共同负责审理陈希烈等降敌官员的案件。
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发生了两种不同意见的分歧。崔器、吕诬主张一律严办，因为投降安禄山就是背叛国家，都应处以死刑。李规不同意这种做法，他认为：“贼陷两京，天子南巡，人自逃生。此属皆陛下亲戚或勋旧子孙，今一概以叛法处死，恐乖仁恕之道。且河北未平，群臣陷贼者尚多，若宽之，足开自新之路；若尽诛，是坚其附贼之心也。”他建议惩办罪魁祸首，对十胁从分子不必治罪。双方争论了多日，最后肃宗支持了李砚的意见，对于所有投降叛军的官员分六等定罪。六等罪是：“重者刑之于市，次赐自尽，次重杖一百，次三等流，贬。”
十二月二十九日，按照六等定罪的原则，分别对投降者进行处理。定罪最重的是达奚殉等18人，这18人被斩于城西南独柳树下。达奚殉是在安禄山攻陷洛阳时，以河南尹的身份投降的，安禄山称帝后，以他为侍中。侍中是门下省的长官，当然比河南尹的地位要高。可见，他是投降升官了。其次，对陈希烈等人是赐其自尽于大理寺。陈希烈是玄宗时的知识分子，精通黄老之学，曾于禁中讲授《老子》、《易经》，颇得玄宗赏识。玄宗每有撰述，必然得到他的帮助。他先后为中书舍人、集贤院学士、工部侍郎，又和李林甫同为宰相。杨国忠执政后，他受到排斥，在其郁郁寡欢的时候，安禄山进军长安，他遂投降叛军，被安禄山用为宰相。
在对待张均、张泊的问题上，太上皇玄宗和肃宗也有严重分歧。张均、张怕都是玄宗在位时的著名宰相张说之子。最初，他们都很受玄宗器重，张泊还尚玄宗女宁亲公主为妻，被允许于禁中置内宅，可见其甚为受宠。但由于二人均欲为相，未达目的，故而对杨国忠甚为不满。叛军进人长安后，他们都投降安禄山。安禄山命张均为中书令，张泊为宰相。按照处理原则，他们都应被处死刑。但由于肃宗考虑到自已为太子时，李林甫曾欲动摇他的太子地位，张均、张怕保护了他，故欲免除他们的死刑。玄宗对此二人则恨之入骨，因为叛军攻破撞关，玄宗在逃难途中时，预料张均、张泊兄弟受他所宠，必然迫随他而去。不料．事与愿违，张均兄弟却背他而往，投靠安禄山了。因此，他怒不可遏，一定要将二人处死。由于肃宗叩头再拜，恳切要求，玄宗才允许把张泊长流岭表，张均必须判死罪。看来，玄宗与肃宗的分歧，只是个人的恩怨，不是原则的是非问题。
肃宗对投降安禄山者的处理，影响相当深远。安庆绪逃往邺郡后，还有一部分投降的唐官员在其周围。这些顽固的追随叛军者，在知道李椒进人洛阳后未惩办陈希烈等投降者时，还都自感惭愧，悔恨自己失身于叛军；后来，他们又听说肃宗赐陈希烈自尽时，又断绝了对唐朝廷的希望。为此，肃宗曾感到后悔。
其实，肃宗为此而后悔大可不必。安禄山叛乱，虽然沉重的打击了玄宗、杨国忠为首的腐朽集团，但改变腐朽集团的统治局面，完全可以通过宫廷政变，或者待玄宗死后由肃宗改变，都不可能给广大人民造成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安禄山叛乱则不然，它是场大规模的战争，叛军所到之处，烧杀掳掠，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同时，大规模的战争又造成了无数人员的伤亡，其直接后果就是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力，打破了稳定的社会秩序，阻碍了生产的发展及历史的前进。投降叛军，无疑是助纣为虐，为虎作伥。惩办他们，正是长正气，压邪气，使人们分清是非，明辨善恶。这有什么值得后悔呢！至于那些顽固的追随叛军者，本来，他们就是见风转舵，见利忘义的人。他们看到唐军失败时，卖身求荣，投降叛军；难道当叛军失败，走投无路时，他们就不后悔或另找出路吗，即使他们有反正的意图。但肃宗平定叛乱的举措，为什么要迎合这些人的需要呢？
史思明降唐复叛
史思明据有范阳，有地盘，有兵力，也有物质财富，安庆绪已经无力对他进行控制，所以，史思明逐步由叛军的一支重要力量转变为安庆绪的心腹大患。
在安庆绪退出洛阳，渡河北走的时候，其大将北平王李归仁及一部分精兵，还有同罗、六州胡共数万人，溃退向范阳这些溃兵败将，所过之处，抢掠物质财富，劫持俘虏人口，使许多人惶恐不安史思明对这些人严加防备，同时，派人于范阳境迎接招降他们。一部分精兵及六州胡愿意归附史思明，同罗兵则不愿从命。于是，史思明举兵袭击同罗兵，同罗兵失败，史思明全部收缴其所得人口及物质财富，放其余众逃回其本部。不难看出，这是史思明乘机兼并安庆绪势力，实际上这是史思明削弱安庆绪，壮大自己，准备另有打算的信号。
史思明的所作所为，安庆绪自然不能容忍。安庆绪既然感到史思明已难以控制，而且已成为自己的心腹之患，于是，他就想除掉史思明。
安庆绪命其将阿史那承庆、安守忠等率5000骑至范阳，名为向史思明征兵，实际上是乘机杀掉史思明。其实，这时史思明也正在另谋出路，准备背离安庆绪。其判官耿仁智向史思明建议道：“大夫久事禄山，禄山兵权若此，谁敢不服。如大夫比者，逼干凶威耳，固亦无罪。今闻孝感皇帝。此转祸为福之上策也”史思明立即表示同意向唐投降。史思明对阿史那承庆、安守忠的到来表现非常热情，同时，又用欺骗的手段使其受到麻痹，放松警惕，致使阿史那承庆、安守忠等将领与其部众分开。史思明一方面在内厅与阿史那承庆等饮酒作乐，一方面又暗中使人对阿史那承庆的部众迫其缴械。然后对这些缴械的部众进行处理，愿留者编人史思明的队伍，愿去者听任自便。在阿史那承庆失去部众以后，史思明遂将阿史那承庆囚禁起来，把安守忠等人斩首。不言而喻，这无疑是与安庆绪公开决裂了。
史思明派其部将窦子昂奉表向肃宗投降，上表的内容是愿将其所属的十三郡，即范阳、北平、川、密云、渔阳、柳城、文安、河间、上谷、博陵、勃海、饶阳、常山，还有所属军队8万人以及其河东节度使高秀所部，全都归附唐廷。
十二月二十二日，窦子昂到达京师，肃宗大喜，遂命史思明为归义王、范阳节度使，并命其子7人皆为大官。同时，肃宗还命内侍李思敬与劝史思明降唐的乌承恩对史思明进行安抚，并命其率部讨伐安庆绪。
史思明为了巩固自已的地盘，又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例如，原来安庆绪以张忠志为常山太守。这时，史思明就召张忠志回到范阳，另派其将薛萼暂代恒州刺史，开通井阻关，使太原到常山畅通无阻。实际上这是史思明用自己任命的官员去取代了安庆绪的官员。另外，他又使赵郡太守陆济降唐；还使其子史朝义率兵5000人代理冀州刺史、再使其将令狐彰为博州刺史。显然，这是史思明要把力所能及的地盘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
在肃宗所遣的内侍与乌承恩在河北一带宣布了肃宗的旨意以后，产生了更大的影响，陆续又有德州、棣州（治所在今山东惠民东南）归附唐廷。河北一带除了相州为安庆绪所盘踞以外，其他大部分地区都为唐所有了。
在史思明的影响下，乾元元年二月，安庆绪的北海节度使能元皓也向唐投降，肃宗命他为鸿卿，充河北招讨使。三月，又有安庆绪的平原太守王睐、清河太守宇文宽，都杀了安庆绪的使者，投降唐廷。安庆绪恼羞成怒，遂派蔡希德、安太清率军攻拔平原与清河，生俘王睐与宁文宽。工睐与宇文宽被押赴邺郡，凌迟处死，极其残忍。后来，安庆绪凡发现有欲背离他者，他都采用极其残酷的手段，是胡人者，灭其种；是汉人者，灭其族。总之，要连坐所有与其有关者。安庆绪为了防止其属下背他而去，遂与其群臣欧血为盟，实际于是要求群陌发誓效忠于他。但是，这种举措很难挽回其不可逆转的败局。
七月，李光弼、郭子仪从常山撤军以后，常山诸将欲迎乌承思去镇守常山，因为他下有3001朔方兵，力量较强。不料，他不愿接受这一重任，仍留信都。十月，史思明围攻信都，他举城投降，并亲自引导史思明入城，后得史思明信任。
为了利用乌承恩，李光弼劝肃宗命乌承恩为范阳节度副使；为了对史思明部将阿史那承庆策反，李光弼又劝肃宗赐阿史那承庆铁券，希望阿史那承庆与乌承恩共同除掉史思明。
乌承恩为了掩人耳目，暗中在史思明诸将中发展势力，多次男扮女装，到诸将各营进行串联。不料，有人走漏消息，史思明开始惑疑乌承恩了。不久，乌承恩到长安，肃宗命内侍李思敬与乌承恩共同去范阳对刚降唐的史思明进行宣慰。史思明有意安排乌承恩与其子共住一室，并在乌承恩床下埋伏二人。深夜时，乌承思对其子道：“吾受命除此逆胡，当以吾为节度使。”埋伏在床下的二人听到此话，大呼而出，乌承恩父子被俘。乌承恩所带物件均被搜去，其中有李光弼在一文件中说“承庆事成则付铁券；不然，不可付也。”这种记载，是否可信，值得惑疑。李光弼的话，是专告乌承恩的，这种极其秘密的内容，当面告之即可，为什么要写出来，即便是李光弼有手书告知，乌承恩阅后也应毁去，为什么还带在身上！这种漏洞百出的情节，很可能是史思明为自己再次叛唐制造的借口。按照这种情节，史思明榜杀乌承恩父子自然是证据确凿，顺理成章。为此事受连坐而死者还有200余人。
事件发生后，肃宗没有斥责史思明无礼，反而派宦官去安慰史思明，并向史思明表示，乌承恩的所作所为，应由乌承恩个人负责，决不是朝廷与李光弼的意思，杀掉乌承恩甚好。这种推卸责任于死者，保全李光弼与自己的做法，自然是肃宗不得已而为之。但是，肃宗虽然用心良苦，对史思明这种反复无常的人来说，是无济于事的。
在肃宗处理陈希烈等投降安禄山的官员以后，史思明受到很大影响，他感到降唐不能满足个人的野心。于是，他又鼓动其部将说：“陈希烈已下，皆重臣，上皇弃之幸蜀，既收复天下，此辈当慰劳之。今尚见杀，况我本从禄山反乎！”其诸将一致表示，希望史思明上表肃宗，要求杀李光弼以除后患。史思明遂命耿仁智、张不矜修表，耿、张二人在上表中写道：“请诛光弼以谢河北。若不从臣请，臣则自领兵往太原诛光粥”显然，这是逼迫肃宗杀李光弼。修表的耿、张二人觉得这些内容极为无礼，故在史思明过目后，他们又将这些内容删去。不料，此事又被史思明发现，耿仁智、张不矜被史思明活活打死，脑流于地。由此看来，史思明是决心再次背叛唐廷，一个野心家的本来面目暴露无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