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励志成才
董振堂从清河预备学校毕业后，按规定被分配到边防军第1师炮兵团充军官候补生，接受为期六个月的入伍训练。自此，他便开始深入学习钻研炮兵理论和技术。六个月后，他深感自己所学的知识不够用，远远不能救国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于是决定去保定军官学校深造。
此时，北洋军阀集团的头子袁世凯已死，北洋军阀分裂为皖系、直系和奉系。各路军阀在他们所依靠的帝国主义支持下，为争夺地盘和最高统治权开始混战，给中国人民特别是直隶一带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恰在这时，华北连续三年大旱，天灾兵祸，民不聊生，良田荒废。由于直系和皖系军阀正在混战，保定军校校舍被乱军焚毁，暂时停办。无奈之下，董振堂决定投到陆军第15混成旅（旅长孙岳）炮兵营当兵。延至1920年暑假后，才进了保定军官学校。
临行前，董振堂回家与家人告别。父亲听说又要去上学，不高兴了。半晌，父亲终于开口了：“我看呐，如今家境破落到这样，社会上兵荒马乱的，还上啥军官学校？起初你在清河上学，我支持你，现在出来了，能混个差使，养家糊口也就行了，可你……”
母亲赵书田也说：“振堂，算了就算了，你爹说得有理。”
董振堂压低了声音，耐心地给父母亲说道：“爹、娘，你们说的都对。可是这兵荒马乱的年月，男儿应为国尽力才对呀，我去深造就是为了将来能掌兵权，抓枪杆子，轰走洋鬼子，打倒卖国贼，报家仇、雪国耻呀！”
父亲听了，长叹一声说：“唉，振堂呀，人们都说，天上星多月不明，地上坑多路不平，河里鱼多水不清，世上官多不太平。你能谋个差使就不错了，还谋什么掌兵权、抓枪杆子的大事呀？我看你还是做个顺民百姓，好好过日子吧！”
振堂知道说服父母亲不是一时半会就能行的。于是，他只好说：“只要爹和娘不拦挡我，其他的事，再慢慢说吧！”
妻子听了，知道这话是在征求她的意见，便抹着眼泪，说道：“只要你走的是正道，你就去吧！再苦再累我都不怕。”
父母亲看也拦不住他的心，父亲就说：“你还年轻，眼前头的路是个黑的，是祸是福也说不准，你就看着办吧。”
振堂也不管父亲是真心让他走还是气话，他果真就走了。
董振堂数学课学得好，又钻研过炮兵理论和技术，所以入学后被分到第九期学炮科。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除给学生供给服装和学习、膳食费用外，每月还发给两元的津贴费。
军校的课程，一是课堂教育，有军事教程、典范条令、普通文化课和外语；二是术科训练，有射击、骑马、操炮、工兵和爆破训练。另外，辅助术科有体操、劈刺、武术，还经常进行野外演习。
每天傍晚和星期天，别的同学有的打牌，有的打球，有的散步，有的拉琴，有的闲聊，有的上街进酒馆戏院，有的甚至还到红灯区去鬼混。但董振堂学习非常刻苦努力，除了看书，就是练习劈刺或技术，他从不去图热闹，也不乱花钱。
一个星期天，他正在宿舍里看《孙子兵法》，有两位同学跑来约他去看戏，他说他不爱看戏。后来，其他同学都戏弄他，他才说：“我比你们大几岁，筋骨比你们硬，记性比你们差，只有多练习，多学习，人一之，我十之，才能赶上你们。”
一个同学又调侃道：“你是全校的优等生谁不知晓呀，今天礼拜天，你不去看戏，学什么破《孙子兵法》，学校又不考这个。”
这时，董振堂一本正经，不紧不慢地说：“军官学校是培养将帅的地方。拿破仑说过，不想当元帅的士兵就不是一个好士兵。我们是军官学校的学员，只有多学一点，多懂一点，才有可能担当更大的责任，才有可能为祖国……”
董振堂的一番话好似黑暗中点亮了灯盏，同学们更加钦佩这位军官学校的优等生了。
1923年夏天，董振堂从保定军校毕业。当时，有个同学代吴佩孚邀请他到洛阳去工作，他和哥哥董升堂商量，升堂说：“吴佩孚日益骄横，妄想武力统一中国，盛极一时，恐难长久。”董振堂和哥哥有同样的看法，便说：“听说冯玉祥的第11师纪律严明，吃苦耐劳，用人取才，重实际，不专讲人情，我们是穷人家出身，不如去第11师看看，也许会有……”于是，他拒绝了直系军阀吴佩孚的邀请，与张克侠、何基沣、边章五等13名同学在毕业志愿里填报了第11师，一道来到了陆军检阅使冯玉祥部队当见习军官。冯玉祥的部队军法森严，待遇甚低，军官学校毕业的许多学生都不愿意到这个军队服务。然而，董振堂却主动要求到以纪律严明著称的第11师。
冯玉祥，字焕章，幼年家境贫寒，12岁便自谋生路，后参加清军。辛亥革命时发动滦州兵变，策应了武昌起义，并与孙中山建立了联系。1921年受到吴佩孚的排挤，出任陆军检阅使兼第11师师长，授衔陆军上将。
到了第11师，董振堂和其他3名同学被选派到第11师参谋处工作。夏天，参谋处派他们四人到南苑绘制地图，限期两个月完成。主管的上级只给了他们每人一管毛笔，四人合用两盒药墨，此外没有任何绘图仪器。他们接受任务后，不顾炎热酷暑，白天跋山涉水，实地察看，晚上夜以继日，挑灯夜战，每天大汗淋漓地干十三四个小时，工作可算紧张。虽然如此，但他们的生活待遇却很低，仅仅只有陆军部规定的一半，即每月发给七元五角钱津贴。理由很简单：这是陆军检阅使署的特殊情况。
生活差、工作苦、待遇低，这对刚刚毕业的见习官来说，倒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最难让人接受和容忍的，却是他们部队里的军阀作风。一个多月后，陆军部检阅使兼第11师师长冯玉祥忽然来到南苑。冯玉祥身材魁梧，站在队列前把当地的参谋、教官和见习官约100人用威严的目光扫视了一下，接着便开始训话。冯玉祥是行伍出身，没有多少文化，说话直来直去。他先讲军人必须以服从为天职，上级军官错了下级也不能申述辩论等一大堆道理，然后把两个犯了军规的参谋拉出来示众。先把一个叫郜超的参谋拉出队列罚跪，然后又大喊一声，把一个叫张济的参谋拉倒在地，令参谋长石敬亭掌刑，每人痛责了40军棍，然后拉出帐外。站在一旁的军官们面面相觑，筛糠抖颤，谁都不敢吭声。解散后，这一天的晚饭谁也没心思吃，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发毛。冯玉祥部队军规森严，这是谁都知道的，但谁也没有料到竟是这样的野蛮，这样的没有人性。
事情发生后的一个星期里，三十多个见习军官就逃跑了一半。四个挑出来绘图的人，除董振堂没说什么外，其他人都感到前程渺茫，心神不宁，顾虑重重，绘图工作显然慢了许多。何基沣利用假日，多次进城托人找关系想另找出路。另外两个同学也是长吁短叹，偷偷发牢骚，骂娘。何基沣要走的主意已定，所以也没什么表情，没什么态度和反应。他们四人中，董振堂年龄最大，遇事总能拿个主意。这时候的董振堂更像个忠厚的兄长，经常给三个兄弟打水打饭，问寒问暖。
一天，两个同学进城找出路去了，剩下董振堂和何基沣两个人，工作有些紧张了。快到吃晚饭的时候，董振堂看着何基沣对工作一点信心也没有的样子，说：“今天工作挺累的，我们一边休息一边谈一谈吧。”两人坐下来，董振堂先开口说道：“看样子你是非走不可了？”何基沣大吃一惊，以为自己走漏了什么风声，紧张地反问道：“你是怎么知道的？”董振堂淡淡一笑，平静地说：“你几天来的行动和表情不是告诉我了吗？你为什么要改变原来的想法呢？”看来董振堂什么都看出来了，何基沣平时也比较信任董振堂，现在趁着只有他们两人，就把真实的想法说了出来：“唉！我看透这位基督将军（指冯玉祥）了，他其实是个彻头彻尾的军阀。以前，我以为他的部队军纪严明，跟着他就可以救中国，现在看来我错了，跟着他也没什么希望，所以我决定要走！”说完话，何基沣眼眶里隐约闪烁着失望痛心的泪花。
董振堂听完，沉思了一会说：“你说冯玉祥这个部队不能救中国，这个说法我有同感。但你要离开的想法我不赞同。实际上，天下乌鸦一般黑，你走到哪里不一样呀？现在你我找不到救中国的部队，但我相信将来会有的！我确实知道，你不用着急。”何基沣看着董振堂表情那么坚定，语气那么自信，越发觉得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于是，就急切地问道：“哪里有这样的部队呀？快告诉我呀。”董振堂不慌不忙，说道：“你不要着急，告诉你不是什么难事，不过你得先答应我留下来。”何基沣表情略转喜悦，急切地说：“只要有这样的好军队，我就听你的。”
董振堂见何基沣态度非常诚恳，便到院子里前后左右看了一下，见没有人偷听，就回到屋里，放低声音对何基沣说道：“古人说‘事之不秘，反害于成’。我跟你说了，你可千万要保守秘密呀。”何基沣两眼注视着董振堂，牙咬着嘴唇，以非常坚定的表情重重地点了两下头。董振堂接着说道：“救中国的只有中国共产党。共产党刚成立不久，前年7月在上海开过代表大会，那时我听到一点消息，也看过一些宣传品。我真心诚意地对你说，我们只要跟着共产党，或者参加共产党，那就一定能救中国了，但是，要救国救民，像我们现在这样赤手空拳是不行的，应当立定志向，埋头苦干，锻炼身心，互相勉励，不怕任何困难。掌握不了枪，光凭个人意气，光凭一腔热血也是不行的。要是能争取当个排长，就掌握了几十支枪，要是当个连长，就掌握一百多支枪。要是再……”这时，两颗心像是碰撞出火花一样，都紧紧地攥了攥拳，会心地笑了。
董振堂又接着说道：“冯玉祥虽然也是军阀，但他用人不光是凭门子，主要还是靠能力。如果我们在这里好好地干上几年，能干出点名堂来，等我们自己有了实力，那时候救国救民的时机也许就成熟了。”何基沣听了这番话，又惊又喜，他从内心里佩服董振堂的远见卓识，当即决定留下来，并且与董振堂互相勉励，坚持苦干几年。
两个月的绘图工作很快就结束了。这时候，董振堂面临着一个选择去向的问题。当时，按照北京政府陆军部的规定，军官学校毕业见习6个月后改为候差，待军官有缺额时，才能升为正式军官。这样，董振堂的去向就有两条路：一是留在上层，当教官或者参谋；二是下基层到连队当下级军官。前者工作舒服，环境好，容易接触上级，巴结上级的机会多，生活待遇也好；后者工作辛苦，薪饷也低，而且军纪森严，处处要以身作则。当时许多人都选择了前一条路，唯独董振堂不同，他没有经过候差，就自愿到学兵团炮兵连当排长。排长这个职务是个十分艰苦的工作岗位，每天要亲自带领士兵操练至少半天到8小时，加上饭后的体操之类，一般都在10小时以上。还要经常带领士兵一道参加种树、修路、修工事等一些重体力的杂务劳动。当然，这些体力劳动难不倒也吓不倒从小就挑筐拿镰刀帮父亲下地干活锻炼成长起来的董振堂。当时，西北军规定下级军官至少要学会3套器械操，年届28岁的董振堂，虽然腿脚不像十七八岁的士兵那样灵活，但凭着他从小养成的吃苦耐劳和勤学苦练的精神，手上磨出血泡也不停止，终于在较短的时间里熟练地掌握了3套器械操。
西北军的排长，按照名义上的规定每月应发给二两半银子（合当时的钞票35元）的薪饷，但实际上因西北军兵饷没有稳定可靠的来源，往往不能按时发饷，只是在十分需要时才能借给一点钱。排长的日用品是自己购买，吃饭是和士兵们一起上大灶。许多在军官学校毕业的正牌子学生都受不了这样的待遇，董振堂却硬是咬牙坚持了下来，很快习惯了西北军的生活。从保定军官学校炮科一起和董振堂分到西北军的还有两个毕业生，一个叫王治，细高个子，比他小几岁，不久开了小差；另一个叫王晋，年龄和他差不多，后来也开了小差。
董振堂在炮兵连里的生活是这样的：出操、演习、抬土挑砖、打造营房，和学兵们一起上大灶。总之，凡是学兵能做的事，他都能做而且能做得很好，有些学兵不能做的事他也能做而且力求做好，要求学兵不做的事他则带头遵守。学兵们公认，董振堂最大的特点是吃苦耐劳，以身作则，关心士兵，从不摆架子，因而深得士兵们的爱戴。
一天，冯玉祥突然到连队来视察工作，看到董振堂脱掉上衣，正和学兵们一起抬土挑砖，修建营房，干得满头大汗。他发现董振堂很能吃苦，在他的带领下，士兵们干活很卖力，他对董振堂这种能吃苦、起表率作用的精神很是赞赏，当着连长的面夸他是个以身作则的好排长。冯玉祥又从侧面了解到董振堂是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优秀生，这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不久，师部组织炮兵进行野外实弹演习，冯玉祥亲自来视察。董振堂指挥着一个排担任主攻任务。他根据地形和“敌情”，随时改变攻击方向，巧妙地指挥部队绕过“敌人”的炮火封锁地带，占领了一座山头。接着他和士兵迅速架起炮，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摧毁了“敌人”的火力工事，全歼了溃逃的“敌人”，胜利地结束了这场漂亮的攻坚战。在这场演习中，他连发三炮，皆中目标，真是神炮手呀！
冯玉祥端坐在马背上，用望远镜注视着这位排长，频频点头，连连叫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