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在香港颇有历史的利舞台迎来了邓丽君的第一次驾临，当年3月，邓丽君在利舞台开唱，举办首次香港个人演唱会。而其后连续几年，邓丽君又在利舞台举办过多场个人演唱会，并获得了空前的成功。1978年9月的第三度的香港利舞台个人演唱会更是破纪录地举办三天共五场。香港是邓丽君的一块福地，她在20世纪70年代的唱片很大一部分都是港人购买的，而香港的东西融汇，它的大都市氛围、现代气息，也深深吸引着邓丽君，成为她最喜爱的一座城市。
而1976年7月，邓丽君也在日本新宿举办了首次日本个人演唱会，仿佛是与香港利舞台演唱会的遥相呼应。11月，她又率领丽星歌剧团赴马来西亚进行巡回演出。
邓丽君开始奔忙于东南亚、中国香港与日本三个主要音乐市场，她的个人演唱会和巡回演出开展得紧锣密鼓，而她乐此不疲。1978年9月，邓丽君又出演台视剧场的《天涯常念此时情》。
邓丽君在美丽的音乐之路上一路奔跑，繁花似锦，而一块巨大的石头正在路途中等着将她绊倒。
1979年2月发生的“假护照风波”是她一帆风顺的事业历程中最大的波折。邓丽君的身影以另外一种方式又被聚合在闪光灯之下，她试图以“假护照”飞往日本，尽管没有成功，却依然被人告发，而牵涉入籍印尼的猜疑，随之引起了日本与印尼两国的关注。在确认护照非邓丽君本人的之后，日本出入国管理事务所随即留置了她，人们还怀疑她这张“假护照”中藏有更大的背景和更深的秘密。
于是“丢中国人的脸面”、“抓回来”种种上纲上线的言论频频出现在台湾的媒体报章之上，演艺界也不同情她，称其损害了艺人的荣誉，要求她解释事件始末。
综观事件始末，邓丽君的“假护照风波”只不过是一次情急中的小作弊，我们并不能说她在这件事情上就没有错误，只是加之于如此严重的罪责却是极不相称的。事情被闹大了，自然有作为观众的落井下石、人云亦云的不良习气，然而在一个不自信的台岛上，民族精神、意识自然成为人们治疗心中羸弱与失意的一剂良药。邓丽君演唱于日本、东南亚等地时又喜用中国人身份，因此，可以看到，在她的成长史中被不断添加了诸多精神符号，她并非单纯地作为一个歌手而受人欢迎，除了她的歌声，她的民族情怀也一再被人们所提及。
既为“假护照”所害，邓丽君的音乐事业再次陷入了迷途，事件平息之后，她径直飞往美国，开始了一段痛并快乐着的疗伤。
邓丽君与母亲一同飞往了美国洛杉矶，其时五弟也在洛城读书。她在事业高峰处直跌谷底，世态炎凉，未免灰心丧气，经过与家人商议之后，邓丽君决定告别舞台，再次捧起书本，预备潜心读书。
暂别舞台，邓丽君一时还不大习惯，她天生就是舞台上的人，喜悦于谢幕时的掌声，因此，在洛城的生活未免令她因闲生愁，联想自己从休学而赶场于台北各大歌厅、夜总会，一路辛苦走来总算有如此成就，却横生枝节，凭空来了一场风波，如今，竟连台湾也回不了，不时伤感起来。其弟邓长禧撰回忆称：“在‘护照风波’以后，我有一天下午看到她一个人孤坐窗前，望着窗外洛杉矶陌生的车水马龙，独个自顾自地掉眼泪，为人弟弟的我心如刀割，既难过，又无可奈何。”
回台之后，邓丽君重回舞台，在日本、中国香港等地接连召开记者会，旧事重提，再次解释“假护照”一事。并在这一年，第四次在香港利舞台举办个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