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法越之事，与球案、俄约不同，无论为和为战，为利为钝，必且常为西南边患；外侮既亟，海防不可稍疏；交、广水陆毗连，见已增兵严备，仍应俟彭玉麟、张树声等随时奏报军情，相机酌办。惟纵观沿海形势，北洋分守沽塘，略顾旅顺，而登莱之防尚虚；南洋兼筹江海，重扼江阴，而苏大之防稍阙。彼若舍坚攻瑕，我且支左诎右，似宜绸缪牖户，豫防未然。登莱之防，丁宝桢前奏宜趋重登州、烟台、威海三处，然该升抚亦仅在通伸冈等处筑立炮台，余则有志未逮，教练水勇八百名，经李鸿章檄调北洋，配入超勇、扬威两船，所购洋枪，均是旧式。嗣吴长庆到防未久，亦不能有所经营。见在东省水灾泛滥，度其兵力饷力，止能张皇补苴，断难布置周密。臣衙门反复代筹，登州本有镇将，不必增兵；威海本属隩区，犹堪扼险；惟烟台水阔沙平，商舶经行，久为洋人测伺，必宜添设重兵弹压。若吴大澄分扎滦乐，吴长庆远驻朝鲜，未可遽行撤调，应请敕下北洋大臣选定将领为简阅之师，少则四营，多则六营，扼扎烟台，与沽塘、旅顺掎角。左宗棠之防江，以白茅沙为扼要。查白茅港在昭文县东七十里，为苏常诸水出海要道，明代防倭，常设白茅烽堠，港外浮沙横阔绵亘，轮船扼守，地险而势亦稍孤矣。然海口可通江苏省城者，如刘河、如大钱泾、如徐六泾等处，皆距省百数十里，实亦防不胜防；而崇明尤孤峙海外，仅恃镇标，兵力单薄，一旦有警征调，难赴事机，必须豫筹备御。南省近设渔团，用以杜汉奸引水之弊，而收海滨制敌之奇，用意诚善。但渔船均系教民，临事实难倚仗；为苏省计，若择要增防，饷项必形竭蹶。若劝捐设练，民情更易惊疑，可否请旨敕下江苏抚臣卫荣光，以冬防为名，檄令沿海六七州县挑选民壮，约以一县三百人为率，筹拨洋枪子药教练，历冬春三五月，必能技艺熟娴，一律严整，无事则缉捕盐枭，有事则巡缉海口，各县唇齿接壤，联络易周，慎选廉能牧令，久任而责成功，饷不虚糜，民不致扰，或行之似有裨益。至太湖一带，盐枭枪匪，出没为害，虽海防无涉，亦必先事遏禁乱萌，临敌始无后顾，应严饬该抚招募枪船。查缉匪徒，化枭为良，以靖闾阎而谧湖海。至闽省远连粤海，近蔽浙洋，尤宜镇辖得人，以杜日本乘间窥伺。若疆吏徒以安静为治，而防务不甚讲求，恐海波偶扬，台、澎、厦、澳，尤不足恃。伏望朝廷垂念闽疆，或别简贤臣，或起用宿将，俾资镇抚。浙省则定海岛屿孤悬，乍浦口门深阔，并应与宁波、镇海设法严防，使苏、浙首尾衔接，以期巩固。前曾奉旨通敕，谅刘秉璋曾经战事，或能扼要妥筹，用纾宸廑。抑更有请者，海防之说，创自十年以前，中外纷如聚讼矣。然购船购炮，所费不下数千万，而临事仍无甚把握。防倭、防俄，所费亦不下千余万，而沿海仍无甚规模。疆臣以部臣惜费为解，部臣以疆臣浪费为辞，终之迁就因循，则臣衙门实执其咎，即众论不归咎于臣衙门，而臣等与于筹海之责，问心实难自安。窃谓臣衙门执事，以商防为两端，防务不能日强，商务必且日困，拟自今伊始，亟图海防，以规久远，为今日防法之虚声，即为他日防海之实用。经此次奏奉谕旨后，臣随时随事，切实讲求。查核沿海要隘，博考外洋船式，一面与户部议经费，与兵部议营制，与疆吏议将材，虽遽难立可大可久之规，亦当使成能战能和之局，庶几建威销萌，有备无患乎！是否有当？伏乞圣鉴。
敬陈越事应行筹办事宜疏（光绪九年）陈启泰
掌河南道监察御史臣陈启泰跪奏，为越事已有啧言，敬陈应行筹办事宜，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维法人威偪越南，蔑视中国，顺化新约，直谓该国非我主权，业将北圻蚕食殆尽，夷氛渐偪华疆，皇太后、皇上轸念藩封，廑怀边圉，闻已诘责该国，敕令关外防军，严整以待，并谕沿海各省，一律筹防，国威孔张，不独越事易于转圜，即海外诸邦，亦莫不闻风震慑，圣谟深远，钦服莫名。但夷狡诈性成，既有违言，未必即甘帖服。或径驶轮艘，闯我海口；或增兵河内，扰我沿边：皆意中事。我国攻守之策，自应计出万全，固不宜苟且以失机，尤不可虚憍而偾事。谨竭愚虑，条上十事以闻，冀有万一之助焉。
一、滇南置帅以创水师。唐炯前在蜀中，屡误军事，援黔之役，负气旋师，以致克复州县，相继沦亡，数十万生灵，陷于死地，彼时已幸免军法，年来忽被殊恩，骤膺疆寄，不惟不知感奋，转益长其偷肆藐玩之心。此次擅撤防兵，大负委任，朝廷仅予薄谴，仍令担当疆务，一误再误，大局何堪？岑毓英自请出关，亦虑唐炯短于兵事，第督臣既经离省，后路亦资筹划，势难兼顾，自不如另简重臣，畀以督办之任。杨岳斌勋望素着，年尚未衰，今赴戎机，胜唐炯奚止百倍。但唐炯身罹重咎，若任逍遥事外，反遂其畏难巧卸之私，似宜革去滇抚之任，令以偏裨自效，戴罪立功。即归杨岳斌差遣，庶各路统帅疆臣，咸慑于朝廷斧钺之威，不敢蹈其故辙。且红江上游，本应筹设水师，越南轧船，早着创夷之效。刘永福围攻河内，不能得手，良由无水师协助所致；杨岳斌乃水师最着之将，若令携带工匠水手，驰往察看情形，或仿越南轧船，或造长江杉板，购材配炮，练勇分防，水师可以立成，即制夷不难奏效矣。
一、粤西增兵以备战事。滇军将及两万，徐延旭则人数甚单，饷力亦绌，无事之时，营垒尚能自固，脱令事势所迫，不得已而出于一战，则或防或剿，调度究有不敷。左宗棠奏派王德榜募勇出关，颇壮声势。闻彭玉麟又拟调往东粤，边军单薄，制敌无由，似应酌量加添，以充军实。左宗棠旧部尚不乏人，若令挑选一谋勇兼赅尽心国事者，前赴湖南永、宝一带，招足五千人，训练成军，出关应敌，斯兵力较厚，胜算可操。曾国荃业已到京，若谕令其保荐旧部一人亦可，饷项即由湖南盐厘两局拨解，或就湖南防军中酌调数营，缩省饷需，并可化无用为有用，抵防以后，檄令会合黑旗与滇南水陆之师互相策应，匪特北圻未失境土，可保无虞，即河内海防，均可冀克期规复矣。
一、联络邦交同盟各国。英与德皆法世仇，日、美、西、葡交相嫉忌，奥、意新有构衅，怨毒尤深，虽不能冀其显违公法，出力暗助，然必彼此无间，始可专注越事。前此英人犯顺，粤民突攻夷馆，误伤美国数人，于是退有违言，率酿后来合从之祸。秋间罗根之案，查照澳夷晏些嚧成例，自应拟绞抵偿。今议以监禁七年，宜乎粤民至今气愤。然方有事于越，断不可失好邻封。闻彭玉麟此番莅粤，即拟张贴格杀勿论之示，窃恐过于孟浪，横惹祸端，应请敕下该尚书晓谕粤民，督饬地方官妥为约束，勿任别生枝节，致多棘手之虞。球案业已久悬，近闻该国又有人前赴礼部总署递呈，越事方殷，亦不宜问罪虾夷，又启东方之衅，并请谕令各该衙门善为遣之，从缓再议，不必凑办一时，反滋掣肘。
一、保固津海。天津密迩京师，实为咽喉重地，夷船内犯，必然扰及畿疆。李鸿章久驻津沽，精求船械，练兵守口，自堪倚若长城。淮军宿将隶其部下者，今已无多；杨鼎勋、郭松林相继殂亡，张树声、刘秉璋、潘鼎新又各膺疆寄；仓皇有事，或忧襄助之无人；刘铭传才略尚优，素为该督所倚重，似可谕令来津帮办防务，且淮军休息过久，从前精锐，大半销磨，得刘铭传搜讨而振刷之，自不难复成劲旅。但军威虽壮，奸宄宜防，自有洋务以来，招商、机器各局，其趋承奔走者，与洋人皆有往来，保无良莠之不齐，即虑机情之偶泄。从前僧忠亲王且为沙秃子所误，至今尚有遗恨，不可不鉴其前车，应请敕谕该督遇事防闲，以臻慎密。军声既振，内患不生，北洋可无他虑矣。
一、调湘营以助南洋之防。两江财赋之区，饷源所系，脱有疏失，全局为之掣动。左宗棠硕辅元勋，坐镇江南，自可不烦宸虑。然年逾七十，服人之威望，固觉有余，治事之精神，或虞不给。近闻病请开缺，给假慰留，似宜予以臂助之人，俾该督得以安静养疴，于防务又益加慎重。刻下新疆界务，覆勘已将蒇事，设官置戍，亦均办有规模。刘锦棠所部老湘营，精悍绝伦，所向克捷，该侍郎又勇略过人，不如调回两江，以资守御。湘营本食金陵之饷，并不必加费饷需；原驻湘淮各军，吴长庆远戍朝鲜，余则大半此时麕聚粤省，亦应添军填扎，方可保固江防。至关外督办，即无妨改派金顺、张曜诸人，均可胜任。刘锦棠壮志勃勃，倘得提劲旅以西来，不仅江左藉壮声威，即各路有警，均可资其策应，是不可不豫为筹虑也。
一、惩汉奸以除广东之患。法人不逞于越，必犯广东。秋间本有恫喝之声，尤不能不豫为之备。彭玉麟督办海防，可期得力，但须于南北洋拨调兵轮，暨〈蠢，民代春〉子船数只，俾资应用。再于沿海州县分练民团，庶门户更形稳固。惟该省民情多诈，奸宄堪虞，从前琦善卖弄于鲍鹏，叶名琛铸错于李善，一则输银割地，贻祸至今，一则辱国丧身，追恨无及。惟林则徐奏派道员驻澳，查访汉奸，耳目最为真切，故办一韩肇庆而奸贪绝迹，办一保安泰而邪慝不生。近闻该省绅士陈桂士诸人，交结外夷，把持公事，与督臣张树声甚昵。澳门、香港闱姓番摊各公司，亦粤绅最多，大都不法之辈，万一海氛告警，难免不勾串洋人，暗通消息，应请密谕彭玉麟分遣干员，前赴澳门、香港两处，不动声色，就地访拏，以弭隐患。又该省客军甚多，方耀、郑绍忠等营，熟悉本地情形，似皆可用。闻张树声拟添募广西之勇，舆论哗然，并请敕下该督勿过张皇，以免交讧，致生内变。
一、重浙、闽之疆寄。两省水陆制兵，数逾十万，加以防军练勇，不啻十二三万，以资堵御，讵有不敷。何以曩者夷寇浙，则定海沦胥，寇闽则厦门倾陷；维时张朝发、江继芸诸将，以颇有声称，而卒至于莫展寸筹，一败涂地者，乌尔恭额暨颜伯焘等，调度乖方有以致之也。目今局势，浙省尚非最要，刘秉璋曾在戎行，甚谙军务，似不至有他虑。惟闽省台湾，偪近日本。该国眈眈虎视，历有岁年，我国有事南交，难免不观衅而动，即法人内犯，该省船厂矿务，防护亦不可稍疏。水陆提督彭楚汉、孙开华，曾着战功，在闽又久，似皆可任之将；而督臣抚臣均不知兵，可以听其优容于闲暇之时，断不能资其运筹于有事之日，以臣愚见，何璟在闽，毫无振作，惟事袒庇同乡，议者颇谓兵事若亟，失律决在意中，似不如敕令回籍，督办沿海团防，而以张树声承乏其后。粤督即令彭玉麟兼摄，以一事权。张兆栋之才，以战不足，以守有余，专令坐镇省城，或不虑其贻误，是在朝廷一转移之耳。
一、扼登莱之门户。洋船进窥津海，必经烟台，我守烟台，则保障屹然，断不能长驱闯突。纵或驶轮蓦越，米煤甜水，无可接济，后路亦有反顾之忧。该处空虚，彼将反客为主，津防必为之失势。己未、庚申洋艘忽往忽来，如入无人之境，良以重门洞开，中道绝无梗阻之故。刻下东省水灾迭告，抚臣筹工办赈，竭蹶不遑，再顾海防，实非陈士杰才力所逮。吴大澄一军，驻津无益，似宜调守烟台，多备水器火雷，俾资布置。宋庆一军，亦宜调驻旅顺，与吴军相为掎角，联络贯通，登莱多一屏藩，斯北洋益形巩固矣。
一、宽筹饷项。度支出入有常，军兴以来，耗财甚巨，自海津禁弛，内地元气，益复亏伤；计惟挟桑孔之智，与贾胡竞锥刀，或可保利权而臻富盛。此在当事统筹全局。岁核洋关出入总数，弹竭血诚，设法兴办，非可骤期其效于旦暮也。目下各省设防，空言无补，自应豫筹数百万金之饷，以应急需，频年水旱偏灾，几遍各行省，而灾区之广，被灾之久，莫重于山东，议赈议蠲，屡廑宸虑。我皇太后慈仁下逮，至将内府所需节赏，颁赈东黎，库帑空虚，概可想见。今若再筹巨款，捐输则流弊甚大，洋债则盘剥难堪，惟有于腹地防军月饷，暂照六七成折发，缓支招商局海运水脚，酌减南河岁修暨江浙海塘经费，议加各省关税盈余，捐足两淮旧商票本，变通闽、粤、东、浙等省盐务，或改办官运，或新签票商，是皆无损民生，可裨国用。若虑一时难于凑集，则请于四成洋税项下暂提，将来即由川省官运嬴余陆续归款，似亦移缓就急之一法。
一、议更越约。法人横行越境，初料中国不复过问，及见关外防军林立，始偪取顺化新约，据以箝中国之口，不知该国久列外藩，国王未受天朝敕封，擅许之款，原不可执为左券。今既奉有照会，其迫而一战未可知，悔而寻盟亦未可知。夫战则成败非所逆知，不可因小挫而遽摇定见；和则利害必当熟计，不可徇目前而贻悔将来。闻曾纪泽与法员会商，有法人认越南为中国属国，中国方准顺化新约之语。臣窃虑其过于胶执，以后转不易挽回。盖顺化之约，无一可从，中国属有越南，并不以法人之认否为定。倘竟迁就新约，则越南全境，仍不过等诸法人之郡县，中国又何赖此虚名，而值用此全力耶？至于索多金以偿费，得刘义而甘心，尤当坚忍持之，万万不可轻许。一切统俟册封以后，简派大臣驻越商定新条，将原约作为废纸，奏奉谕旨，以信将来，庶中法不必失和，而南服小邦，亦不至兴嗟旄葛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