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的1938年2月18日至1943年8月23日，日军对中国战时陪都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半的轰炸。
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迁往重庆。1938年初至1938年底，日军对重庆实施试探性轰炸。出动的多为陆军航空队。1938年10月日军攻陷武汉，12月2日后，日军大本营对华中方面军下令，开始向重庆实施“由空中入侵对敌军战略中枢加以攻击同时进行空中歼灭战”。这道命令为日军正式对重庆进行战略轰炸的宣告，目的是震撼作为战时首都的重庆，打击中国政府的抗战意志。
1938年12月底起，由日本陆军对重庆开始实施战略轰炸。1939年5月，改以海军实行轰炸。5月3日及4日，日机从武汉起飞，连续轰炸重庆市中心区，并且大量使用燃烧弹。重庆市中心大火两日，商业街道被烧成废墟，3991人死亡，2323人受伤，损毁建筑物4889栋，约20万人无家可归；罗汉寺、长安市也被大火吞噬，同时被炸的还有外国教会及英国、法国等各外国驻华使馆，连挂有纳粹旗的德国大使馆亦未能幸免。
1940年5月，日本大本营发动“101号”作战，由陆、海军同时对中国后方轰炸。陆军主要以山西运城为基地，海军主要以汉口为基地。轰炸重庆的日机超过2000架次。8月19日的轰炸尤为惨烈，超过140架轰炸机，重庆2000多户民居被毁。到1940年为止，日军对重庆投掷了4333吨炸弹。
发动太平洋战争前，日军向中国集中力量空袭，发动名为“102号”作战的大规模轰炸。在1月至8月，超过3000架次飞机空袭重庆，当中包括夜间空袭。6月5日，从傍晚起至午夜连续对重庆实施多小时轰炸。日军有目标地轰炸防空洞口和通风口。重庆市内的一个主要防空洞部分通风口被炸塌引致洞内通风不足，洞内市民因呼吸困难挤往洞口，造成互相践踏，以及大量难民窒息，估计数千人死亡（当时官方没有公布权威伤亡数字）。
1941年年中以后，日军为准备在太平洋发动战争，陆、海军航空队主力从中国抽出。之后对重庆只有零星轰炸。到了1943年8月以后，日军再无能力空袭重庆，重庆大轰炸告一段落。
重庆大轰炸被认为是与南京大屠杀同等性质的事件。据不完全统计，日机空袭重庆共达218次，出动飞机9513架次，投弹21593枚，炸死市民11889人、炸伤14100人，炸毁房屋30000多幢，30所大中学校被轰炸。
为摧毁抗战陪都重庆，日本策划并发动了多次以重庆为主要目标的战略轰炸行动，“101作战”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日军出动的军事打击力量之多，空袭之残酷、野蛮、猛烈，在历次战略轰炸中居首。“101作战”中，日机采取了全方位、无差别、连续的地毯式的轰炸战术，对重庆市区反复轰炸，造成了极其惨重的损失。
1939年4月底，重庆的浓雾渐渐消失之后，重庆也就失去了其天然的保护屏障。日军趁此机会制定了“五月攻势”作战计划，决定集中力量，对重庆进行猛烈空袭。其中，尤以5月3日和4日的轰炸最为惨烈，总计炸死市民3991人，炸伤市民2287人，炸毁房屋4871间，市民财产损失更是不计其数。因国民党政府迁都而一度繁华的重庆市区顿成断垣残壁，战时首都重庆遭受了其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大浩劫，日军飞机也创造了其有史以来空中大屠杀的黑暗纪录。“五三”、“五四”大轰炸不仅给重庆造成的损失难以计数，给重庆市民心灵的创伤更是难以弥合。
见证人：张永芳，女，1932年出生。重庆大轰炸时，家住南温泉陈家桥。炸弹摧毁了张永芳一家的房子，把只有7岁的张永芳以及她的一家全部埋在里面，亡6人。四周树枝上挂着的亲人们的衣服碎片，地上是断脚断手断头，我哭得声嘶力竭。我们家是靠摆渡为生的。那天是1939年农历八月十四，刚好是我外公一周年祭日。天气很热，全家人在一起刚吃过中午饭，正在耍，很热闹，我才7岁，在和舅娘的女儿做游戏。当时一屋子的人，大家有说有笑，特别热闹。突然，防空警报拉响了，屋里的外婆、父亲、17岁的二姐、我、大姐两岁半的女儿、舅爷、30多岁的舅娘、舅娘的5岁女儿和另外3个帮工一起躲进附近的防空洞，当时舅娘还怀着身孕。一会儿，警报解除了，我们从防空洞里出来了。谁知敌机突然又回来了，但我们已经来不及再躲起来了，只听见天空中一阵嗡嗡的声音。当时我大姐的女儿被吓哭了，我和舅娘的女儿就骂她，叫她不要哭了。躺在床上的父亲也从里屋走过来，大声吼我们，‘敌机来了，不要闹了……’一只脚刚跨在门槛外，另一只脚还在门槛内。话没说完，只听见外面就是一阵刺耳的“嚓-嚓-嚓”的声音，有人惊恐地喊了一声糟了，糟了！一颗炸弹在我家的坝子里爆炸了，房子炸塌了，我们一家人都被埋在了废墟里。后来听说，还有一颗燃烧弹也掉在了我家附近，如果炸响了可能我就没有今天和你们记者说话的机会啦！至今，我印象最深的，是我趴在废墟中的两根木桩之间，大哭大喊：‘快救我，我害怕！’附近的亲戚们见我家房子塌了，赶过来掏人。待到把我掏出来时，我浑身上下都是血，衣服也是一条一条的，附近的人都赶过来了。看着四周树枝上挂着的亲人们的衣服碎片和地上捡来的断脚断手，我哭得声嘶力竭。小姨在一旁使劲拽着我，不断地哄我。我不晓得自己当时是什么样子，但看到父亲脸上血肉模糊，除了一点眼白外，身上一团漆黑。我记得在掏二姐的时候，还能听到她喊父亲的声音。等到大家把她从乱土堆里拽出来的时候，她脸色却一下子变了，越来越白，人马上不能说话了，只是用双手使劲地抓自己的胸口，抓出很多血槽，身上也不停地抽搐。当时太阳非常大，有人砍来竹子，搭起个三角棚，盖上破席子为二姐遮太阳。其他人继续掏，又救出外婆、舅爷、舅爷的儿子和一个民工。舅爷和他的儿子是从粪坑里救出来的。听舅爷讲，敌机飞来的时候，他就一直把他的儿子抱着，炸弹爆炸后他又把儿子护在腋下，他手臂上的血管被炸断了，鲜血止不住地往外流，被埋在土里后就使劲往外面拱，没想到他由于过度紧张却爬进了粪坑里，大家是从粪坑里把他们捞出来的。公路上还有一只被炸断的人手，没人靠近它，手已经腐烂。我父亲在路边挖了个坑，把那只手给埋了。前面几个人掏出来后，防空警报又拉响了。警察就把所有的人都赶到附近的防空洞躲起来，等第三次敌机轰炸结束后才又赶回来救人。这时二姐已经死了，身体都开始发了。后面救出来的人都死了，样子非常惨。大姐女儿身上的衣服也不知道哪里去了，从前面看身上一点伤都没有，但背上有一个拳头大小的洞，肠子从里面流出来一大堆。舅娘身上还怀着小孩，掏出来时脑壳却没有了，脖子齐齐整整地断了，直到下葬时也没有找到她的头。两个民工也没有全尸，手脚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事实上，我们家能救出几人，还算是好的，附近有几家人全家都死绝了，香火都没有了。离我家不远处有一户‘下江人’，房子刚建好没两天，结果这一炸，一家人只活了一个。当时我们真是家破人亡，家里的房子、粮食和衣物都没了，活着的人都没有饭吃，但死了的人要埋呀。家里没钱，连一口棺材都买不起，更不用说做法事了。而且，那次轰炸后附近几个镇的棺材铺都卖缺了。天气越来越热，尸体留不住。没办法，只好是简单又简单了。二姐是用烂门板钉了个匣子埋的，匣子太小，二姐的尸体放不下去，是大人们使劲把尸体扭弯后才塞进去；大姐的女儿连小匣子都没有了，大姐从家里拿来一个装衣服的箱子，刚好把女儿放进去。那民工更惨了，尸体放了两天也没有人认领，臭得老远就能闻到，后来我父亲找了张席子，往民工尸体上一裹，挖了坑埋了。
见证人：朱绍臣，男，1911年生，抗战时在重庆卖旧衣服为生。
“1941年6月5日晚饭前后，敌机来袭。剧烈的爆炸声连续不断，防空洞都在摇晃。黑暗中，周围的人开始躁动，小孩哭，大人骂，场面乱极了。正在这时，有人说空袭警报解除了，人群就争先恐后地向外挤，那个时候能吸上一口外面的空气就是幸福。当我随人群挤到防空洞的三申店岔道口时，紧急警报又响了，洞里的空气紧张起来，已经挤出防空洞的人拼命往里钻，里面的人则使劲朝外挤，你推我攘。这时有人惊恐地大喊踩死人了！踩死人了！人群更加骚动起来，你拥我挤，争相逃命，也不知道有多少人被踩死踩伤。小日本的飞机仍然在外面轰炸，猛烈的爆炸声好像就在洞门口，防空洞一抖一抖的。渐渐有人晕倒了，有人有了轻生的念头，不断拿自己的头往墙上撞，甚至有人用刀子割自己的手腕、喉咙；体力好的年轻人撑着周围人的肩膀，试图从人群的头顶上爬出来，但他们都没爬多久，就被下面的人死死拽住手或脚，钉在了那里。我头昏眼花，鼻子和嘴一起贴着墙壁呼吸，嗓子干得快冒烟了，我感到自己不管死活，必须往洞口爬，就一脚踏壁，一脚踩在别人肩上，双手抱住前面那个人的头，使足了劲往上蹭，试了好几次才爬上去。其实，这时主洞里的人死得差不多了，一人堆一人快挨着防空洞顶了。我一寸一寸朝外挪，背已经顶在防空洞的顶上。不晓得过好久，我听见有人喊：这里还有一个爬的！就被抬到洞外。洞外天黑，洞口亮，有人烧几堆火，到处都是呻吟。那些不能动弹的人，不管是死的还是昏的，只要一抬出来，就有人往其身上撒石灰（防止尸体发臭），然后往路边一扔，堆起几座小山，惨不忍睹。”
见证人：赵克常男，1925年出生，武汉人。
“1939年5月4日下午两三点钟的样子，我们的船停在接近朝天门码头的一个隐蔽的地方，敌人的飞机正在轰炸重庆。我们这些孩子在船上到处跑，看轰炸的情景。我跑到了船头，我不怕，因为我在武汉的时候见过空战。当时天上的飞机多呀，黑压压一片，9架一排，飞得很低，连日本人的膏药旗都能看得见。炸弹就像狗拉屎一样向下掉，还有飞机上的机关枪也喷着火，响个不停。当时朝天门到处是浓烟和灰尘，在船上听声音就跟打闷雷似的。敌机轰炸完走了，我们也很快从朝天门码头上岸了。我记得，下了船到路上，要爬很高的台阶，起码有几千个坎，当我刚爬了一小半的时候就大哭起来。因为越往高处走，地上就有越来越多的人肢体的碎片，有血肉模糊的大腿横在路上，有乱成一堆的肠子还在蠕动，有带着凌乱长发的半边脸狰狞地看着你，有只断臂的手心里握着一个精致小包，抓包的手指还在微微抖动！我当时根本喘不上气，胸闷，窒息了，好像马上就要被憋死了一样，我忘了有没有哭出声，我当时可能连哭出声的力气都没有。我记得，当时不少孩子都把眼睛蒙住不看，有个孩子没蒙，但嘴张得大大的，合不拢，就这样走了一路。我们走的是从朝天门到上清寺的那条路，步行。一路上去，看到到处着火，冒黑烟，尸体遍地，还有一块块人的肢体碎片。消防队员在救火，但大都是人扑手打，高压水枪很少。路边有不少哭死去亲人的。我在重庆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见证人：王群生，男，70岁，1935年出生于日本，1938年随父母回到重庆，亲历了重庆大轰炸，后为重庆市文史馆副馆长。
“日机的轰炸除直接炸死炸伤市民外，由于长期轰炸造成的环境污染，使当时的重庆成为‘闻名遐迩’的三多城市：垃圾多、污水粪便多、老鼠多，霍乱、痢疾、流行性脑炎和天花等相当流行，使大批市民间接致死。1939年‘五三’、‘五四’大轰炸后，重庆市区就曾发生过严重的霍乱和痢疾，当时驻守在机房街的新兵团就有数十人因痢疾流行而死亡；6月，重庆化龙桥地区霍乱流行，当月死亡人数就达200多人。1999年，一位曾参加过重庆大轰炸的日本飞行员到重庆谢罪，他告诉我当年他们在重庆也扔过细菌炸弹。我查了资料，发现重庆出现鼠疫、霍乱等疾病的时期，和日军投弹时间很相符。此外，据当时《儿童福利工作总报告书》记载，重庆空袭仍频，死伤枕藉，遗弃孤儿，随处皆是。截至1940年2月统计，孤儿人数就已达到两万人左右。日机轰炸还引起了重庆住房拥挤、交通混乱，给市民生活带来了巨大影响。大轰炸致使重庆出现了极严重的房荒，大多数重庆百姓都是住用木棍和篾竹搭起的‘抗战房’。当时的重庆，家家户户的房子都没有玻璃，不是在轰炸中被震碎，就是为防止日机轰炸时破碎伤人。1941年日机对重庆实施疲劳轰炸，重庆市民经常几小时、十几小时地处于空袭警报当中。从8月7日起，日机不分昼夜，以不到6小时的间隙对重庆进行了长达一周的持续轰炸。8月10日至13日，市区空袭警报达13次，96个小时，市内水电全部中断，市民断炊断水。但日本侵略者野蛮的轰炸并没让重庆屈服。那时重庆有个民谣是这么唱的：任你龟儿子凶，任你龟儿子炸，格老子我就是不怕；任你龟儿子炸，任你龟儿子恶，格老子豁上命出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