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做“一个八十岁的青年”，不做“一个十八岁的老翁”；要做个真正的人，第一就要有思想。
一九二五年，陶行知赴湖南参加一个全国教育会议，在演讲中谈到学生应该具备三种精神：
第一，研究学问要有科学精神。
陶行知说：“我们不论研究什么学科，总要看一个明白，想一个透彻，多发些疑问，切不可武断盲从。例如别人要我们信仰国家主义，我们必须明了国家主义的内容是否合于现代社会，才定信仰不信仰的方针。其他，社会主义亦然，无政府主义亦然……”另外，在遇到问题时，要有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态度。他还说，所谓科学精神无非是包括两个方面：第一要怀疑，第二要实事求是。
第二，改造社会要有委婉的精神。
二十世纪上半叶，是一个急进的革命的时代。但是陶行知却告诉大家：“我们在任何环境里面做事，不可过于急进。譬如园丁栽花木，倘只执一镰斧，乱砍荆棘，我相信花木亦必随之而受伤。”最好的办法，是先要想好，怎样才能只砍荆棘不伤花木。改造社会也是这样，一定要有委婉的精神，千万不要搞轰轰烈烈的运动，以免乱砍滥伐。
第三，应付环境要有坚强的人格和百折不挠的精神。
陶行知经常提到孟子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他认为学生时代尤其应该培养这种精神。为此，他举了方孝孺在关键时刻揭露燕王篡位的故事，说明读书人一定要有这样的气节。
这一年年底，陶行知在南开学校发表“学做一个人”的演讲。在这次演讲中，他首先提出要做一个完整的人，紧接着分析了五种不完整的人。第一种是身体有残缺的人，第二种是在生活上依靠别人的人，第三种是被他人所支配、没有独立人格的人，第四种是被人口贩子买卖、或者被金钱所收买的人，第五种是一身兼管数事、结果是只拿钱不做事的人。在这里，他把“被人口贩子买卖”的人和“被金钱收买”的人放在一起，具有独到见地。
在此基础上，他希望大家要做一个有健康身体、有独立思想、有独立职业的人。身体好，可以在物质环境里站稳脚跟，可以做“一个八十岁的青年”，不做“一个十八岁的老翁”；有独立的思想，就能有判断是非的能力；有独立的职业，就能不依赖别人。谈到独立思考，他是这样说的：“要做个真正的人，第一就要有思想。好国民与愚民的大分别，也就是国民会替国家想，愚民不会替国家想。所以要做个真正的国民，第一就要有国家的思想。没有思想的行动，叫做盲动；没有思想只管闷起头来跟人跑，叫做盲从。”谈到职业，他指出“中学生有一个大问题，即是‘择业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根据个人的兴趣和才干进行选择，否则就有悖于人生哲学，就不会快乐。拿这个标准来审视多年来严酷的就业环境，只能是徒唤奈何。
一九四二年，育才小学成立三周年的时候，陶行知在纪念晚会上发表“每日四问”的演讲。他在其中第四问“我的道德有没有进步”中说：“道德是做人的根本。根本一坏，纵然你有一些学问和本领，也无甚用处。”他甚至认为：“没有道德的人，学问和本领愈大，就能为非作恶愈大。”当今社会崇尚专家治国，强调知识改变命运，却好像认识不到倘若没有道德约束，学问越大，危害也越大。这其实是很可怕的。
陶行知还说，所谓健全人格包含私德和公德两个方面，私德为立身之本，公德为服务社会国家之本。私德是公德的基础，私德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是廉洁。一切坏的心术和坏的事情，都是由于不廉洁引起的。基于这一考虑，他提出要“建筑人格长城”的理念。他认为一个人精神境界是逐步培养起来的，只有在日常生活中引导学生向最高尚、最完备、最永久的方向努力，才能筑起真正的人格长城。
陶行知一贯主张要启发学生自觉学习，反对一味地灌输，反对死记硬背。一九四五年五月，他在《实施民主教育的提纲》中指出：“民主的教育方法，要使学生自动，而且要能启发学生使能自觉，要……因材施教，要生活与教育联系起来。”他还说：“我们要解放小孩子的空间，让他们去接触大自然，与万物为友。解放了空间，才能收集丰富的资料，扩大认识的眼界，以发挥其内在之创造力。”
他提出在学习文化知识方面要掌握“四把钥匙”。这“四把钥匙”是国文、外语、数学和科学方法。他强调：“与其把学生当作天津鸭儿填入一些零碎知识，不如给他们几把钥匙，使他们可以自动的去开发文化金库和宇宙之宝藏。”陶行知希望孩子们在受教育的时候，能够排除不必要的恐怖和烦恼，从而感受到求学的乐趣。他说：“学生有了兴味，就肯用全副精神去做事体，所以‘学’和‘乐’是不可分离的。”
他还说，许多人把读书当作教育，一提到教育就联想到读书识字，这是错误的。其实书本只是一种工具，它和锄头一样，是人们在做事的时候使用的。因此，只知道读书不会做事的人，就是只会吃饭的饭桶。这种人既没有真知灼见，也不会识别知识的真伪，对社会有害无益。这些话让人难免联想到应试教育造成的极为普遍的高分低能现象。
每念及此，总让人不寒而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