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这华丽的礼堂里，觉得有点不安；但是我到美丽的图书馆里，并不觉得不安。
凡是去过清华大学图书馆的人，都对它那富丽堂皇的建筑和高雅肃穆的环境赞叹不已。杨绛在《我爱清华图书馆》中谈到，一九三二年她去清华大学借读时，中学时代的好友蒋恩钿就对她说：“我带你去看看我们的图书馆！墙是大理石的！地是软木的！楼上的地是厚玻璃！透亮！望得见楼下的光！”一连串的感叹号，表达了这位清华女生的激动和自豪。文章还说，进了图书馆，杨绛看到那无须油漆的软木地板，便情不自禁地想摸一摸它有多软，是不是可以掐得动。到了书库，她都不敢落脚，生怕把玻璃地板踩碎。相比之下，资中筠在《清华园里曾读书》中讲得更为透彻：“一进入那殿堂就有一种肃穆、宁静、甚至神圣之感，自然而然谁也不会大声说话，连咳嗽也不敢放肆。……在那灯火通明的大阅览室，浸润在知识的海洋里，有一种无限满足的心灵净化的感觉。”她还说：当我“第一次爬上窄窄的楼梯进得书库望着那一排排淡绿色磨玻璃的书架，真有说不出的幸福感，外加优越感”，“这就是我非要考上清华大学不可的原因”。
清华图书馆不仅装修考究，馆藏丰富，使用方便，而且还有非常幽雅的外部环境。曹禺说，当年他在那里写《雷雨》的时候，无论是“想到头痛欲裂”还是“写得太舒畅”，往往要走出图书馆，才会在春风、杨柳、蓝天、白云、浅溪、绿草和水波上浮荡的黄嘴鸭中，感到韶华青春和自由气息。
毫无疑问，大家都承认清华图书馆在“中国大学中绝对是一流”（季羡林语）的。但是人们未必知道，这一切都与一位三十出头的年轻人有关。这位三十多岁的年轻人，就是清华大学的第一任校长罗家伦。
清华图书馆是一九一六年奠基，一九一九年完工的。当时，它与大礼堂、科学馆、体育馆并称为清华园“四大建筑”，其设计与建筑材料属全国之冠。不过到了一九二八年清华改为大学的时候，这座图书馆却因为藏书太少而落伍了。当时的校长罗家伦只有三十一岁，他在就职典礼上表示：“清华现在的弱点是房子太华丽，设备太稀少。设备最重要的是两方面：一方面是仪器；一方面是图书。我以后的政策是极力减少行政的费用，每年在大学总预算里规定一个比例数，我想至少百分之二十为购置图书仪器之用。”
尽管罗家伦批评清华的“房子太华丽”，但是在他眼里也有例外，这个例外就是图书馆。他认为“图书馆不厌舒适，不厌便利，不厌书籍丰富，才可以维系读者”，因此他在典礼上还说：“我站在这华丽的礼堂里，觉得有点不安；但是我到美丽的图书馆里，并不觉得不安。我只嫌他如此讲究的地方，何以阅书的位置如此之少。所以非积极扩充不可。西文专门的书籍太少，中文书籍尤其少得可怜。这更非积极增加不可。”此外，他还对清华冗员过多、教师地位不高、学术不能独立，也提出尖锐的批评。
购置费增加以后，清华图书馆的书库很快就不够用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罗家伦提出动用清华基金扩建图书馆计划，但是这一计划被清华董事会否决了。罗家伦发现，当时掌管清华基金的外交部黑幕重重，有人拿它中饱私囊、大肆挥霍。为此，罗家伦一方面以辞职相抗争，一方面向报界公布其中内幕。经过一番努力，清华董事会被废除，清华基金改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代管，从而保证了清华大学在经济上的独立地位。
一九三〇年初，罗家伦在兴建生物馆、学生宿舍和气象台的基础上，又公开招标扩建图书馆。他说：“我对大学建筑计划的基本观念是：图书馆实验室一定要造得坚固，造得讲究，使人进去工作时觉得舒服。体育馆一定也要设备完好……体育场一定要宽大，要多分几处。至于宿舍，则一定要朴素，乃至于不甚舒适。必须如此，学生才不愿意老躲在宿舍里‘高卧隆中’，而乐意上图书馆、实验室、体育馆和操场，发扬青年们蓬蓬勃勃，努力上进的精神。这才是我心目中大学应有的气象。”
除了把图书馆造得讲究、舒适以外，罗家伦还提出两个原则：一是要为将来发展留下余地，二是要有一个“伟大的阅览室”。关于前者，他说我们要接受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的教训，该图书馆建成后，没几年就面临书库爆满的困扰，以至不得不另谋出路。为此，他不同意当初要在原图书馆背后加盖一个建筑物，使之形成工字形结构的方案，而是主张把书库建在北面，“使他有很大的地面可以不断的推进”。几十年后，清华图书馆在原来基础上再次扩建，应该感谢罗家伦当年的远见卓识。至于后者，他富于激情地说：“大阅览室是最可以使人兴奋，最能刺激人好学兴趣的场所。所以这次在西面所建的大阅览室中，预计可设一千个座位，而且每一个或两个座位上都安置台灯。诸位想想，将来有人一踏进这个阅览室，看见一千个青年学子各个都在座位上，面对着绿色的台灯，静静地埋头用功研究——这是何等可以使人感动的气象！”此外，罗家伦还在图书馆的一层增添了许多研究室，供教授们使用，这也是他尊重知识，鼓励研究的具体表现。
为了搞好这次扩建工程，罗家伦还亲自勘测地形、绘制草图、参加设计。如今，人们都说扩建的设计者是杨廷宝先生。杨是清华校友，与梁思成有“南杨北梁”之誉。但他只是罗家伦计划的执行者。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罗家伦，就不会有曹禺、杨绛、资中筠等人津津乐道的清华图书馆。
罗家伦对清华大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台湾学者苏云峰在《抗战前的清华大学》中说：“人皆以为梅贻琦是清华大学的功臣，而不知道罗家伦的奋斗成果，实为梅氏铺下一条康庄大道。”梅贻琦认为，在大学里大师比大楼更重要。但我觉得，由于大学与中学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它不再提供保姆式教育，而是要引导学生发挥自己的力量，去寻求系统的知识、人生的目标和生命的意义。从这个角度来看，图书馆显然要比大楼和大师更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