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光栗园方伯聪谐编辑《龙眠丛书》，搜辑同邑人士撰述极富，咸丰初年，自刊袖珍本。予闻桐城方子和明府家永云：「方伯刊此书时，采辑极周备，凡人家藏有孤本或原稿，亦搜罗以去。书甫刻成，未及印行，粤匪已至桐城，书板因焚毁残缺，可谓《龙眠》之厄。」云云。又闻桐城姚达之明府有则云：「《丛书》原本极富，板均焚毁，所存者，殆不过叁肆拾分中之壹分，光氏子孙，亦不肯刷印。光绪某年，伊请印行数十部，光氏以板片不全勒弗与。伊言自备工资刷印，愿得残帙，屡请而后许。印行数十部，除赠送亲友外，所余亦无几。」云云。声木谨案：方姚两明府，皆以桐城人言桐城事实，自系确凿可据。并承姚明府以一帙相贻，因得录其目于《续补汇刻书目》中。即以叁肆拾分中之壹分言之，内有明方学渐撰《心学宗》二卷，姚文燮撰《昌谷集注》四卷，姚士陛撰《空明阁词》卷，钱澄之撰《田间集》十卷，吴镠撰《归雅堂诗集》三卷，吴询撰《杏园剩简》二卷，何采撰《南涧词选》二卷，江皋撰《摩苍集》一卷，光成采撰《大易旁通》十二卷，光标撰《片舫斋诗集》十二卷等书，皆从未见他家著录者。
光绪朝四大金刚
光绪初年，都中风气以喜言国是，弹劾大僚为贵，谓之清流。一时如丰润张幼桥副宪佩纶，闽县陈弢庵太傅宝琛，瑞安黄漱兰侍郎体芳，宗室宝竹坡廷四人，尤为卓卓。皆名位相埒意气相投，年少喜言事，当时有四大金刚之称，后皆不能终于其位。副宪以马江一役，为闽人所纠参，极词丑诋，革职遣戍。赐环后深恨之，尝言闽省无一好人。合肥李文忠公鸿章尝戏之云：「尔言闽省无一好人，陈宝琛独非闽人乎！」太傅以案获咎。侍郎以参劾文忠，并力荐湘乡曾惠敏公纪泽胜任北洋大臣、直隶总督，奉上谕严行申斥，降级调用，即以侍郎原任之兵部侍郎一缺与惠敏。以任福建试差，归途买江山船女为妾，自行奉闻，奉旨言其任意妄为，旋奉部议革职。外间颇有称其得美妇者。先文庄公督蜀时，曾私问于成都将军宗室歧子惠将军元。将军谓：「确曾见过，并无中人之姿，面上且有小痘斑。竹坡眼素短视，又在灯红酒绿之下，看视未真，遽尔娶归。以此去官，殊不值也。」云云。声木谨案：曾朴撰《孽海花》小说，亦载此事，中有「[宗室八旗]名士草，[江山九姓]美人麻」之句，可见将军所言，确为信史。
邵子等各语
邵康节云：「君子落得做君子，小人枉做了小人。」张宣公称下句极是，上句有利心，不若改云「君子本心做君子」。范忠宣公：「以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朱文公称上句自好，下句既不知自治其昏，而遂推以及人，使亦如我之昏。若张横渠云：「以爱己之心爱人则尽仁，以责人之心责己则尽道。」语便不同。予以是叹修词之难。先儒立教，不敢秒忽放过，凡人可以易言哉！君子小人，语本刘高尚云，记宣公之论者，以为康节，语录传讹，此其微尔云云。语见南宋叶某《爱日斋丛钞》。声木谨案：儒者立言，亦不能无失检处，要其大旨，不失为忠厚正直，后人亦可原其心也。若一字一语，必得其平，难矣。咸丰六七年间，满洲福元修中丞济任皖抚时，语其门人合肥李文忠公鸿章云：「凡事总须以不肖之心待人。」云云。虽是忿激之谈，言之不无稍过，窃谓苟处乱世，确须以中丞待人之法行之，勿谓尽人皆君子也。
李太白酒楼联语
昔登太白酒楼，见一联云：「我辈此中惟饮酒，先生在上莫吟诗。」叹其运化之妙，云云。语见嘉兴吴澹川明经文溥《南野堂笔记》中。声木谨案：此联不特语妙，实亦阅历有得之言。无为常曙东茂才师必森告予云：「光绪某年，同邑方六岳孝廉澍，偕友人七八人，应江南乡试，阻风采石。燕子矶上有一寺，中有一楼，专供奉唐李太白神位。孝廉偕友人登山入寺，放言高论，又平日自负诗篇书法皆佳，自携笔砚往题。适寺中有新垩之壁，题诗其上，墨渖淋漓，字大如拳。诗后复有记，谓千载后必有知音者。寺僧心虽甚恶之，然无如之何也。不意正笔飞墨舞之际，忽一老僧自后出，睥其诗字，笑谓之曰：『方先生自谓诗佳，无人能识，我想太白先生在上，必能识得先生诗也。』孝廉闻之怫然。同人皆谓无故受僧人揶揄，共为不平，终亦无如之何也。」云云。乃知太白酒楼一联，真不为无见，诚唤醒痴人之妙谛也。
龙文鞭影
桐城陈荀一士龙编次《龙文鞭影》二卷，在科举时代，流行颇盛，几于家弦户诵。虽是俗书，而流行之广且久，诚属骇人闻听。厥后，番禺李子良晖吉、徐兰畦灒复同辑《二集》二卷，镇远贺桐村鸣鸾复辑《续集》二卷，第五男幼诚绪蕃注，皆有刊本。同一毫无价值庸恶陋书，而陈本独最风行，是撰述之传不传，不在佳恶详简，亦关乎天命，非人力所能施，信乎天意之难测。即佛家言因果，此等事，亦无因果可言也。
范村菊谱
南宋范石湖成大所撰之《范村菊谱》中，以一干出千百朵者为贵，是南方所谓千头菊，北方所谓满天星，至贱之品，何以重之，为不可解云云。语见《四库全书提要》。声木谨案：即此菊花一端，古今已异宜如此，他可知矣。
李鸿章出入总理衙门
光绪廿三年，合肥李文忠公鸿章历聘欧美各国，回华后，奉上谕，派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文忠素喜以言语轻侮西人，他国公使，皆以为年高望重，咸隐忍不言。未几，德国公使海靖来文，谓贵衙门大臣中，有年纪最尊，威望素着，曾游历欧美之人，以后本国交涉，不愿与之接洽。文忠复奉旨，着无庸在总理衙门。有知其事者，谓文忠未入总理衙门之前，南海张樵野尚书荫桓笼络庆密亲王，把持公事，几于一人垄断。文忠入后深知之，志在推让，凡司员送稿，闻为尚书所定，文忠不易一字。尚书闻文忠所定者，有意挑剔，必大加删改，以自显才能。此次海靖来文，本不可理，尚书危言耸听，张大其词，达于天上。及光绪戊戌，尚书以党于康有为、梁启超二人，当时谓之康党。孝钦显皇后闻之，大为震怒，几遭不测。庆密亲王为之乞恩，不许。继以英国公使为之说情，以欺诳妇人，乃发往新疆军台，未几即卒于戍所。庆密亲王不惜冒欺君之罪，以保全尚书，其平日受其蛊惑，甘蹈陷阱者深矣。
族长可治族人罪
流俗每言一族之事，族长俗曰祠长，可以自问族中不肖子孙，族长亦可治以死罪，云云。初甚疑之，以为决无此事，及后阅《皇朝三通》，载明许族中人问族中之事。若果族中各有公正之人，约束一族老少妇女，则内地自治之规模已具，地方官亦较易为力，诚属法良意美，每族皆可仿行。惜无人切实遵从，致使淹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其咎在匹夫也。
元代中书省审定刻书
古人书籍多无印本，皆自钞录，闻《五经》印板自冯道始，今学者蒙其泽多矣。国初书版，惟国子监有之，外郡县疑未有，观宋潜溪《送东阳马生序》可知矣。宣德、正统间，书籍印板尚未广，今所在书版日增月益，天下古文之象，愈隆于前已。但今士习浮靡，能刻正大古书，以惠后学者少，所刻皆无益，令人可厌。上官多以馈送往来，动辄印至百部，有司所费益繁。偏州下邑，寒素之士，有志占毕而不得一见者，多矣。尝爱元人刻书，必经中书省看过，下所司，乃许刻印。此法可救今日之弊，而莫有议及者，无乃以其近于不厚与，云云。语见明太仓陆文量参政容《菽园杂记》。声木谨案：参政所语甚确，元代刻书制度尤善。予尝见鄱阳马贵与端临《文献通考》，卷首有中书省审定刻行文札二通，后世允宜仿行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