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关于海外华文作家身份的文化确认，一直是国内学者争论的焦点。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国力强盛，海外华人移民队伍急剧扩大，华文文学的读者群也在扩大。华文作家长期居住海外，就其生活方式的潜移默化，多少积累有非中国习俗的文化认同。因此，创作的作品中有两种文化，甚至于多种文化背景的精神内涵显而易见。但在价值取向的定位中，他们渴望寻求灵魂的安顿，试图以特殊的文化书写来确认自己的文化品格和文化精神，设法摆脱“我是谁”的精神困惑，以至于在超越自我的清醒中少些失落。因此，华文作家是否等同于中国作家的问题倒显得复杂了起来。
2000年10月，来自海内外的知名学者、教授云集雾都重庆，参加由中国作家协会协、重庆师范学院联合举办的“海外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曁重庆师范学院尤今研究中心挂牌仪式”盛会。会议围绕21世纪世界华文文学的思想、文化、美学特征以及世界华文文学作家的作品研究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很有意味的是，与会代表就华文文学及华人文学能否纳入中国文学史的问题，展开的作家文化身份论证争议很有意义。
以新加坡华文作家尤今为例，有学者认为：尤今的游记散文是很受中国读者欢迎的，因为她作品的价值观、审美观和中国传统文化没什么区别，应该说应为我们中国作家为之骄傲。湖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专家古远清先生则持反对意见，他认为，尤今作品有鲜明的南洋特色，是在用新加坡人的眼光观察社会，怎么能是中国作家的骄傲？古教授还把华文文学绝不能等同于中国文学，以及华文文学亦不同于华人文学的区别，进行了详细区分，并不无动情地建议，身份认同不能忽视，海外华人作家有他们自己生存的环境，搞不好不利于他们的生存和发展。对此观点，作为华人后裔的尤今是怎么看待呢，她说：“我作品的养分大多是从五四时期的作家中吸取的，可以说是和中国作家一脉相承的。至于作品中有南洋风格，这和我的出身有关。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作品中体现的文化底蕴是和中国的儒家思想是相通的”。显然，尤今在对待自己作品的文化身份认同上，在寻求回归。
由此使我联想到了作家白先勇，究竟是台湾作家？还是海外华文作家？抑或大陆作家？至今叫法颇多。因为，大陆也曾经是白先勇出生与生活过的地方。他随父辈移居台北，后又移居美国，现为美籍华裔。他的名作《台北人》就是在移居美国之后完成的。就作品的文化内涵，大多展现的是白先勇在台北的生活环境和一些上海早年旧居的影子，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怀旧情结。有读者问白先勇：“到了美国，换了环境以后，为什么没写那边的人？”白先勇回答：“我住台北十一年，台北可以算是我真正的故乡，对我最重要，我真正对土地有感觉也是台北市这个地方”。学者黄耀华在《〈台北人〉的历史叙事及文化身份认同》一文中认为：“台北人》表面上不关涉居住国文化，实际上已隐含了两种价值观的比较与判断”，“这是一种文化身份的反向确认行为”。黄先生的观点显然道出海外华文作家具有的“双重文化身份”的价值取向，这是不可能随着个人意志而改变的。而华人故有的文化传统又根深蒂固，在居住国难以融入主流社会的同时，造成心灵上无法化解的漂泊无根情结，迫使华文作家在寻根探源中摆脱“边缘文化”人的困扰，渴望内心强烈的中国文化能被承认和认可，于是，身份焦虑问题随之普遍。尽管海外华人具有居住国的公民身份，也未能阻止华文创作放弃于“此时此地”的精神内涵。他们寻求传统文化的回归，相信只有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他们吸之不尽的源泉，是他们人格完整的最佳保障。所以有人最终愿意被称之为中国作家，寻求心灵上的安慰，是能够理解的。
然而，这种寻求也并非没有局限性，长期居住海外和中国大陆读者会生疏，作品的影响力难免会受到影响。但是大多海外华文作家起先是奔着“负笈留学，前程似锦”的理想而移居国外的，不分年龄大小。远离故土亲人在异域文化的土壤中生存，必定有着难以入“俗”的痛苦经历。思想品德、道德观念以及生活情趣的制约，往往让他们有一种漂泊无根的孤寂。他们试图以流利的居住国语言工作、学习、实践、创造未来，却希望融入主流而被拒绝之后难以接受。一度时期，在海外华人中间兴起的“梦族文学”和“草根文学”，激烈渲染的就是这种文化距离感的无奈和困惑。但是居住国的长期生活积累，也并非使他们远离异国文化的接受。新西兰华文作家林爽对此就很有感触，林女士以自己多年研究纽西兰原住民毛利人的文化为例，用中文出版的十五万字的《纽西兰的原住民》一书，不仅获得主流社会官员和新闻媒体的大肆宣传及积极推广，还被纽西兰国家图书馆及国会图书馆指定收藏为精品，特别是此书的出版，影响了纽西兰科学家对于人类基因的研究，“发现纽国土著毛利人的祖先源于中国”，这种结论不仅说明毛利人也是炎黄子孙的后代，也论证了作者书中提出的毛利文化传统与中国文化传统有很多相似之处的观点是有贡献性的。这种不可估量的民族发展意义非常重大，也是一位纯粹的中国作家无法实现的重大作为。
由此看来，身份焦虑问题的确还存在不确定性，但是文化贡献及文化共享并不受身份认同的影响。对于短时间移居海外的华文作家，暂时的迷茫让他们感觉上是“传统的失落”，会暂时把移居国当作一种肉身超越“中国性”寻求发展的迁徙地，而在精神家园中承载着的却是固有的、民族文化的传统。因此向白先勇、严歌苓等一样，称他们为美籍华文作家，并非过错。而称之为中国作家、台湾作家，也没人反对。有人称他们这样进行下的写作是“一种灵魂的活动”，因为价值取向可以在超越中得到重新确认，而灵魂却永远无法超越重新。这种独特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在中华文化日益走向世界化的今天，尤显意义深远。但是，华文作家心理深层饱含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液汁，一旦能够得到释放，价值得到认可，他们是否仍然寻求民族文化心理的回归写作？作家不自觉形成的潜意识文化身份认同，随着居住国生活习惯的适应，价值观、审美观念的改变以及时间跨度的增大，对居住国生活情感的积累，是否还有真实的意愿被称之为中国作家？特别是在多元文化发展走向世界的倡导中，华文作品的文化内涵是否仍旧怀乡思家？我看是值得研究的。
（2001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