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仲闻
一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妇女在各方面都受到压迫和歧视。在文艺领域中，当然也不可能有例外。由于封建礼教的束缚和限制，她们在文艺方面原来与男子同样具有的光芒，就很不容易透过层层的障碍而放射出来。
在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之下，妇女作家是少得可怜的。梁钟嵘《诗品》介绍了从汉到梁的诗人一百二十二人，其中女诗人只有四人，比例不到百分之四，这已经是很少的了。梁昭明太子萧统的《文选》三十卷，只选了曹大家《东征赋》一篇、班婕妤《怨歌行》一首，那就更不成比例了。到后来，《全唐诗》九百卷，其中妇女作品，只有九卷，才合百分之一。《宋诗纪事》一百卷，妇女作品只有一卷，比例也是百分之一。明、清人所编的《诗女史》、《彤管遗编》、《彤管新编》、《古今女史》、《林下词选》、《众香词》、《历朝名媛诗词》以及或云托名明钟惺编的《名媛诗归》等等，为妇女作品专集，且不限于一个时代，然而数量俱不甚多。
妇女作品还受到另一歧视。一般选本，大都是按作家年代先后编次的，独独对于妇女则不然，往往把她们的作品，另辟一栏，编在书末，似乎她们在文学上也不能与男子享有同等地位。这个恶例，开自唐末韦庄编的《又玄集》，五代韦縠编《才调集》继承他的衣钵，后世的编辑和选家，更是变本加厉，竟把妇女作品放在无名氏和神仙鬼怪之后。这一歧视妇女的恶例，一直沿袭下来，直到解放以后，才与其他封建制度一起消灭净尽。
宋代程朱理学派兴起，大力提倡封建礼教，妇女们所受到的束缚和限制更加深密，因而虽为词的全盛时代，女词人仍是寥寥无几。在今天知名的约一千二百的宋代词人中，有作品流传下来的女词人则不过五六十人左右，而且大都只有单词流传，没有一个有完整的词集。今天还有较多的作品流传，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的，只有李清照一人。
二
李清照，自号易安居士，宋代山东历城县（今山东省济南市）人。生于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死于绍兴二十五年（1155）以后，究竟得年多少，还没有能够考证明白，但可以说，至少活了七十多岁。她父亲李格非，与廖正一、李禧、董荣，人称后四学士。她母亲王氏，也善于写文章。在家庭影响之下，李清照很早就有诗名，为晁补之所赏识。她在十八岁时，与赵明诚结婚。赵明诚青年时候就对金石研究有兴趣，后来成为有名的金石学家，对金石有深刻研究、渊博知识。他除了收藏金石以外，还喜欢收藏书籍、法书、名画。李清照与他志同道合，节衣缩食，帮助他从事收藏和研究。应该说赵明诚的成就得力于清照者不少。张端义就说：《金石录》一书，清照亦曾笔削其间。李清照四十六岁的时候，赵明诚死了。接着金兵侵入浙东、浙西，清照避难奔走，所有收藏的东西几乎全部丧失。绍兴二年（1132），清照再嫁张汝舟，没有多少时候，就离异了（明清到现在，有不少人考证过，说她没有再嫁。都是没有充分论据的）。她没有儿子，大概以后就孤独地度过了她的晚年。她的平生事迹见于载籍的并不多，前面已有《李清照事迹编年》引述了一些有关记载，这里就不多介绍了。
李清照是宋朝最负盛名的女词人。一生从事学术研究及写作活动。她丈夫赵明诚的名著《金石录》，生前大概没有完成，李清照不但曾参加该书的编撰工作，最后还是经过她的手成书、流传的。直到暮年，她还有学术方面的活动（公元1150年，即绍兴二十年左右，她六十六七岁的时候，曾经两度拜访当时年约八十岁的大书画家米友仁，请他为她所收藏的米芾墨迹题字。米友仁是米芾的儿子）。她的才能是多方面的。她能写散文、骈文、诗、词，能作画，能考证金石刻，书法也很好。她的字、画，明朝还有人见过，到清朝就失传了。她的诗文集、词集，宋朝人都有记载；刊刻的版本，亦不止一种。可是，这些本子都没有流传下来，大概在清初或者更早一些时候就消失了。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李清照著作，除了一部不是文学作品的《打马图经》是完整的以外，其馀都是前人从各种古书中东鳞西爪地搜集起来的。其中还有不少是伪作或可疑之作，可以确认为李清照作品的，就把所有断篇残句都当做整篇全首来计算，总共也不过七八十篇。大凡只见于伪书元伊世珍《琅嬛记》，只见于明、清人选本如杨慎《词林万选》、长湖外史《续草堂诗馀》、茅《词的》、赵世杰《古今女史》、卓人月《古今词统》、周铭《林下词选》、沈辰垣等《历代诗馀》的，都不一定靠得住是清照作品；就是见于明陈耀文《花草粹编》、清朱彝尊《词综》的，也不能说都没有问题。
流传下来的李清照作品中既有伪作，有可疑者，我们进行研究，恐怕只能就那些可以确认是她所写的篇什着手；那些有问题的，似乎应当暂时放在一边，等到有人能够考证确定后再说（伪作更不必研究）。如果把那些伪作或可疑之作当作李清照作品，与其他没有问题的作品来一起研究，来评价李清照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这样得出来的结论，它的正确性，恐怕是难以保证的。在1959年各报刊上所发表的讨论李清照作品的论文里面，把有问题的词当作李清照真作而分析评论的情况，就不能说没有。就是1959年出版的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里，还引了靠不住的《点绛唇》“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一阕，予以肯定；1961年《文学评论》第四期发表的夏承焘先生《李清照词的艺术特色》一文里所说“敢于写少女爱情：‘眼波才动被人猜’，敢于写夫妇的幽情：‘今夜纱窗枕簟凉’”等词，也不见得都是李清照的作品。作品真伪，必须首先辨别清楚；否则，结论的科学性，免不了要减低，对于读者，免不了要造成误会。
根据当时的历史情况，和李清照一生的经历，她个人的历史，可以分作两个时期：上一时期，是在北宋的时期，是生活安定、专心研究金石、从事创作活动的时期；下一时期是在南宋的时期，国家民族濒于危亡，本人则失去了丈夫、失去了所有的书物和生活依据，颠沛流离，孤独无依的时期。
她的作品，也可以依照她一生的经历，分作两个时期：上一个时期，是在中原的时期、北宋的时期；下一个时期是在江南的时期、南宋的时期。大致以建炎元年（1127）为分界线。她的作品，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反映。下面就依照这样的时期划分，对李清照的作品，试图做一个分析。
在分析之前还得说明一点：李清照的作品，过去最有名的是词。她的诗、文，流传下来的比较少，也不被大家注意。为了对李清照的作品有个比较全面的认识，她的诗、文，必须和词同时研究。像过去那样只谈她的词而不谈她的诗、文，也免不了有些片面之弊。因之，也恐怕不容易得到正确、公允、全面的结论。
三
北宋自从结束了五代的分裂状况，统一了中原以后，人民生活比较安定。对于辽和西夏，统治者采取了屈辱求和的政策，每年送去很多的岁币，暂时维持着相安无事的局面。矛盾暂时缓和，生产力也就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工业方面如印刷、建筑、制瓷、制茶、制糖等技术，达到了新的高峰；与此相应，各种旧的学术部门发展了，新的部门创立了。出现了沈括的《梦溪笔谈》、李诫的《营造法式》，刘敞、李公麟、欧阳修、曾巩创立了金石考古之学。名画家、名书家大批涌现。继欧阳修文学革新运动之后，出现了曾巩、王安石、三苏、黄庭坚等大散文家、大诗人。词则于花间、南唐一派之外，苏轼开创了新的豪放一派，一新耳目，晏幾道、秦观、贺铸、周邦彦等也分道扬镳，各成一家。清照生在这个文艺和学术上极为昌盛的时期，得以饱吸文艺与学术空气，她的父母又是能文的人，在他们的熏陶之下，她具有高度的文学修养和学术研究的才能，是一点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因此，她在文艺上有多方面的发展；与她的丈夫共同进行的金石学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由于那时妇女们社会地位的限制，清照所能接触的世界，毕竟是不够宽广的。因而反映在李清照作品里面的，多数是安闲的生活，与夫妇、姊妹等离别之情，也就不难理解了。
李清照第一个时期的作品，流传下来的较少。其中要算词最多，诗很少，文大概只有一篇词论。
反映她生活安定的，如《如梦令》“昨夜风疏雨骤”，《浣溪沙》“淡荡春光寒食天”等，这些词与晏殊、欧阳修、秦观、周邦彦的作品相比，是丝毫没有逊色的。描写离别之情的《蝶恋花》“泪湿罗衣脂粉满”一词，是她宣和三年（1121）从青州到莱州，路过昌乐寄宿馆驿中所作，寄给在青州的姊妹的。此词所表达的姊妹间感情，是深厚的、诚挚的，不是寻常泛泛应酬的作品。
还有几首向来有名的词，如《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凤凰台上忆吹箫》“香冷金猊、被翻红浪”等首，有人说是清照寄给赵明诚的。如果不错的话，那末，她是把他们二人志同道合，甘心老于学术之乡的深厚感情很真实很细致地表达出来了。
李清照在这个时期的诗作的题材较词要宽广。赵明诚的父亲赵挺之做到了尚书右仆射（宰相之一，当时除了尚书左仆射蔡京是首相以外，赵挺之的官职最高），李清照献给他一首诗，可惜现在只剩一句了：“炙手可热心可寒。”她对赵挺之的升官似是不以为贺而以为惧。又如《浯溪中兴碑》，自黄庭坚、张耒两大篇之后，宋人多认为绝唱难继的了，李清照这时却和了张耒二首，表示了自己对于历史事实的看法。此外如：
少陵也是可怜人，更待来年试春草。
两汉本继绍，新室如赘疣……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
在这些诗中，作者跳出了封建时代妇女生活的狭窄天地，发表了对社会、政治的一些见解。莫怪后来理学家朱熹也说：“岂寻常妇人所能！”（朱熹指的“两汉本继绍”一首而言。此诗作于何时，不可知，姑且在此提及。）
她还有一篇评词的论文，全面而系统地批评了北宋的词人。宋朝人评词的，较早的晁补之只评了几个人，也没有什么系统（晁评见于《能改斋漫录》，恐怕就是《说》的一部分）。李之仪也评过词，所评虽比晁补之有系统，仍不如李清照的全面（李评见《姑溪居士文集》前集卷四十《跋吴思道小词》）。晁、李二人是李清照的前辈。后来只有王灼《碧鸡漫志》所评的范围较广，但就系统性、理论性来讲，也仍不如李清照。虽然李清照所评，不免或有偏见。对于北宋词人，她没有一个是满意的。但这一篇论文，仍旧不失为研究宋词的重要参考资料。
四
在李清照的第二个时期里面，由于统治集团对外政策的软弱，北方的女真族乘机进逼，淮水以北的广大区域沦陷。当时广大人民纷纷起义，抗击金人，宗泽一声号召，就有几十万人在黄河以北响应。终以朝廷的昏庸无能，起义人民得不到支援，最后还是被金人残酷地镇压了下去。宋朝人所记载的当时惨状，是这样的：
自靖康丙午岁金狄乱华，六七年间，山东、京西、淮南等路，荆榛千里，斗米数十千，且不易得。盗贼、官兵以至……更互相食。人肉之价，贱于犬豕。（宋·庄绰《鸡肋编》卷中）
不但上面所说的沦陷了的地方（现在的山东、河南、苏北、皖北）如此，所有金人到过的地方，如扬州（即现在的扬州市）、明州（现在的宁波市）、平江（现在的苏州市），也都遭到了极大破坏，遇难的人民，不知道有多少。北宋统治集团中的成员，除了大部分在东京（现在的开封市）被金人俘虏北去，少数成了民族败类，甘心做卖国贼以外，剩馀下来的纷纷逃亡到长江以南，有的继续坚决抗敌，甚至为抗战而贡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有的却不顾国家的险危，继续他们的骄奢淫逸的生活。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书，对当时史实有详细记载。
东晋时候，中原完全沦陷，偏安江左，与南宋情况相类似。《世说新语》里面有这样的一段记载：
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举目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邪！”（此处文字据《晋书·王导传》，略改数字。）
王导要克复神州，当然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就是周中坐而叹，不忘国家民族，为此惊心，也是爱国的心理。李清照后期的作品有表达了中坐而叹的思想的，也有表达了克复神州的愿望的。它们反映了作者对国家民族危亡的关切，如：
南渡衣冠少王导，北来消息欠刘琨。
当时正是主张抗敌的宰相李纲被免职了，昏庸低能的黄善、汪伯彦当了宰相，他们虽然掌握了大权，一无御敌之计；留守东京的爱国抗敌英雄宗泽死了，继任的是后来投降敌人的杜充。李清照这两句诗谴责了这些投降分子，说他们既不是要戮力王室、克复神州的王导，也不是隔阂华戎、志在本朝的刘琨，也就是说，南宋那时的将相大多都不以兴复为念。
如果说，上面那两句诗，笔触还没有碰到最高统治者赵构，那末，下面这两句诗，就不是这样的了：
南来尚怯吴江冷，北守应悲易水寒。
说南来的人，不应当忘记被俘北去的赵佶、赵桓，就直接谴责了赵构的害怕父兄回来，自己做不了皇帝，而把国家民族的大仇，置之度外。
清照在另一首诗中说：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当时的赵构节节南逃，正是一日蹙地千里。年已七十的宗泽，留守东京，不断地请赵构回到东京去号召抗战，前后上疏二十八次，而年轻的赵构始终置之不理。太学生陈东上书，说主张抗敌的宰相李纲不应当免职，并请赵构回到东京去练兵杀敌。赵构不但没有考虑他的意见，反而把这个热爱祖国的人杀了。这大大地违反了全国人民的意愿，激起了爱国人民填膺的愤怒。在作者看来，宁肯一死以谢江东父老的项羽还是可敬的，辱国害民的赵构却是可耻的。所以对项羽的颂扬，也就是对赵构的谴责。这谴责虽意在言外，却是很容易体会到的。
绍兴三年（1133），赵构派韩肖胄、胡松年二人到金国去，李清照做了两首诗，一首中说：
夷狄由来性虎狼，不虞预备庸何伤。衷甲昔时闻楚幕，乘城前日记平凉。
指斥金人的复无常。另一首结尾说：
长乱何须在屡盟。
用《诗经》里的“君子屡盟，乱是用长”，批评了赵构的屈辱外交政策。她还说：
想见皇华过二京，壶浆夹道万人迎。
这不仅歌颂了人民永远不会对敌人屈服的爱国主义精神，清照殷切希望恢复失地、拯民水火的热烈感情，也充分流露出来了。
在一篇游戏的文章《打马赋》里，她说：
今日岂无元子，明时不乏安石。
希望南宋能够像东晋那样偏安江左的时候，还有桓温、谢安这样的人，或者能够出击，收复部分失地；或者敌人前来进犯，能够击溃他们。她又说：
佛狸定见卯年死。
可见她对抗敌前途也是抱着乐观态度，有胜利信心的（那时金人正在向南宋发动进攻，李清照自己也从杭州逃到了金华）。在这篇文章最后，她还说：
老矣谁能致千里，但愿相将过淮水。
当时淮水以北，土地全部沦陷，她说自己老了，没有什么远大的志向，只希望大家一起回到淮水以北去，也就是赶走金人，恢复河山。我们不能不承认：它们代表了当时爱国者的强烈的呼声，表示了爱国精神。
有的本子载这一篇《打马赋》，末段还有“木兰横戈好女子”一句，这一句的来源不很清楚，不一定是清照的原文。如果确实是她写的，那更可以说明她直欲拿起武器来驰赴保卫祖国的前线了。
在封建制度之下，妇女们不能够参加任何政治活动，没有任何政治权利，李清照的作品，能够表示了强烈的民族意识，爱国精神，实在是难能可贵，值得特别提出的。
岳飞有一首《小重山》词，末两句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其实岳飞的知音，是很多的；李清照即是其中的一个。岳飞所说的知音少，当然指的是赵构、秦桧这一些人。
五
宋亡以后，遗民词人刘辰翁曾填了一首《永遇乐》词，前面的序说：
余自乙亥上元诵李易安《永遇乐》，为之涕下。今三年矣。每闻此词，辄不自堪。遂依其声，又托之易安自喻。虽情词不及，而悲苦过之。
刘辰翁另有一首《永遇乐》词，用的是李清照原词的韵，前面也有序，说：
余方痛海上元夕之习（此指山宋亡之事，惟“习”字不可解，疑有误），邓中甫适和易安词至，遂以之。
邓中甫名剡，字光荐，又号中斋，一直抗拒金人，到山覆灭时被俘，与文天祥一起被押到金陵，后来才被释放。他与刘辰翁一样，也是时刻不忘宋朝、痛恨金人的遗民。他们都赏识李清照这一首《永遇乐》词。不言而喻，这一首词在思想内容上，必然和他们有着共鸣的地方，说出了他们的思想感情。
李清照的《永遇乐》“落日熔金”，据宋朝张端义《贵耳集》说，是她在南渡以后，每怀京洛旧事时写的。词中所记得的中州盛日，就是宋刘昌时《芦浦笔记》里所载《鹧鸪天》十五首所说的太平年月，也就是孟元老《幽兰居士东京梦华录》里所载的宣和年间汴京繁华景象。这种太平繁华景象，本来是统治阶级及时行乐、及所谓与民同乐的描写。但是，在南宋时候回溯这些景象，具有另外的意义。宋陈振孙跋《洛阳名园记》云：
昔王右军闻成都有汉时讲堂、秦时城池，门屋楼观，慨然遐想，欲一游目。其与周益州帖，尽数致意焉。近时吕太史有感于宗少文卧游之语，凡昔人记载人境之胜，录为一篇。其奉祠亳社也，自以为谯、沛、真源，恍然在目。而之太极、之崇嵩福、华之云台，皆将卧游之。噫嘻！弧矢四方之志，高士达人之怀，古今一也。顾南北分裂，蜀在境内，虽远，患不往尔，往则至矣。亳、嵩、华，视蜀犹乃封也，欲往，其可得乎？然则太史之情，其可悲也已！余近得此记，手写一通，与《东京记》、《长安》、《河南志》、《梦华录》诸书并藏，而时自览焉，是亦卧游之意云尔。
陈振孙所说的时自览《梦华录》诸书，就是时时提醒自己不要忘记沦陷了的中原土地。如其说他“惆怅旧游，流传佳话”，那就看得太浅了。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宋遗民周密的《武林旧事》也说：“兴亡之隐，曲寄于言外。”李清照这一首《永遇乐》词的弦外之音，不能不是对旧都的怀念。所以刘辰翁等“每闻此词，辄不自堪”，诵之而涕下了。
李清照追忆过去的作品，此外还有一些，如诗里面的：“安得情怀似昔时。”“心知不可见，念念犹咨嗟。”词里面的：“旧时天气旧时衣。只有情怀、不似旧家时。”“如今也，不成怀抱，得似旧时那！”这些句子里的“旧时”、“旧家时”，主要是回首她自己的过去，但也并不排斥某一些同时回忆国家民族繁荣景象的成分。
李清照这些作品，假使是在北宋时期写的，那就没有多大意义，必须又作别论了。可是，现在还没有理由和根据来怀疑它们不是写于南宋时期的。
这里也必须指出，李清照的作品并不是全都值得肯定。且不说那些抒写离情别恨的篇什充满了“泪”和“愁”，正是“不无危苦之词，惟以悲哀为主”；便是描述怀念乡国像《永遇乐》一类的作品，调子也往往十分低沉，不能给人以积极健康的激励。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李清照是那样一个时代的妇女，而且国破家亡，流离颠沛的遭遇又折磨着她的下半生，在作品中倾吐她的“危苦”、“悲哀”，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能因此便以为她的作品都是优秀遗产，可以无批判地继承下来。
六
为什么李清照的后期作品政治性较强呢？为什么她的爱国主义思想表达在词里面的很少，而在诗、文里面较多呢？
第一个问题，似可分两方面来解答：
第一，一个人的思想认识，不能不随着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在北宋的时期，她生活安定，埋头学术研究（详见她所写的《金石录后序》），锐意文学写作，所以她只在写作技巧上用工夫，其他都不措意。到了南宋，情况完全改变，敌人异常强大，而统治阶级的当权派只知道屈辱求和、投降卖国，这不能不激起每一个关心民族安危的人的爱国热忱。对政治有一定敏感性的李清照不再像过去一样，写作的题材范围随之拓展开来，这是极自然而可信的。
第二，更重要的，恐怕是：她原来出身于仕宦的文人家庭，丈夫又是宰相之子，官至郡守，与广大劳动人民不会有很多的接触，她的眼界和思想自然要受到种种局限。后来颠沛流离，东奔西走，所谓“飘流遂与流人伍”（清照《上韩肖胄》诗句），和广大劳动人民经常有所接触，扩大了自己的眼界。
关于第二个问题，恐怕是体裁问题。是词的形式或多或少的影响了它的内容。北宋人的词，一般都继承着花间、南唐的衣钵。早期的晏殊、欧阳修，都没有能够脱离这个窠臼。苏轼独创一派，超越前人，在他门下的陈师道还批评他，说他“以诗为词。……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李清照自己论词，多注重于声律，把晏殊、欧阳修、苏轼的词说成是“句读不葺之诗”。囿于花间、南唐词派的传统，再加以声律上的清规戒律，不可避免地束缚了词的题材和内容，使它不能发展。伟大的爱国诗人陆游，词也写得很好，但是表现爱国思想的词，没有能够写得像诗那样的好。民族英雄文天祥的一部《指南录》，完全是表现他的爱国思想的作品，但绝大部分是诗，词只有寥寥的几篇；像他的《正气歌》，也不是以词的形式写成的。能够突破词的限制的人不是没有，但毕竟不多，李清照也没有能够跳出这个狭小的圈子。
但李清照在词的方面，她的创作技巧确是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艺术性很强，开辟了不少技巧上的法门，不仅蜚声当时词坛，对后来的词人，也起着不小的影响。
她的创作技巧，昔人有不同的说法，或说她新，或说她奇俊，如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六十云：“‘绿肥红瘦’，此语甚新。”黄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十云：“‘宠柳娇花’之句，亦甚奇俊，前此未有能道之者。”所谓“新”、所谓“奇俊”，宋代词人，颇多擅长，清照虽然工于造语，还不能算做个人独有的特色。张端义《贵耳集》卷上说她“以寻常语度入音律，炼句精巧则易，平淡入调者难”，倒可以说明清照的特点。张端义引了她的《永遇乐》词中“于今憔悴，风鬟霜鬓，怕见夜间出去”，作为例子。我们细看清照的词，当然可以发现不少这类的句子，如“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人间天上，没个人堪寄”，“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等等，都是用的白描手法。
李清照本来很会用花间、南唐派的笔法，所谓“蹙金结绣、而无痕迹”。像“红藕香残玉簟秋”，“梦回山枕隐花钿”，“香冷金猊、被翻红浪”等，都是这一类的句子。她的白描写法，就是古人所说的“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可以说是继承并发展了李后主的笔法，在北宋词坛中，是难能可贵的。这似乎可以说是李清照的艺术特点。如果说，她是喜欢并善于使用双声叠韵字、严格分别阴阳平四声，那就成为艺术上的束缚，而不是特色了。
她的有名的句子，如“载不动、许多愁”，“帘卷西风、人似黄花瘦”，“绿肥红瘦”，“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等等，或者辞自己出，新颖独造，或者融会旧句，更出新意。后来有不少人模仿她的句法，方面很广。影响所及，且超出词的领域，如董解元《西厢》、王实甫《西厢》都有学习李清照的痕迹。
后人模仿李清照的句法，像杨《八六子》的“蜂凄蝶惨”，汤恢《八声甘州》的“柳腴花瘦”，过于字雕句琢，流于纤仄。这样的学习，就堕入了魔道，显然违失了李清照的本意，是清照所不能负责的。
清照运用方言，也是很成功的，这里不举例。
明张乱分词人为婉约、豪放两派。清王士祯又本张乱的话，说：“婉约以清照为宗。”北宋婉约词派，统治了整个时期的词坛，本来是继承着唐、五代的花间、南唐词派的；主要词人有晏殊、欧阳修、晏幾道、秦观等等。王士祯推李清照为婉约的宗主。我以为在婉约词派中间，李清照实在是后起之秀。婉约派的手法，在于“语尽而意不尽，意尽而情不尽”，如晏殊的《浣溪纱》第二句“去年天气旧亭台”，用唐人郑谷诗句（“池”字换了“亭”字），没有说追忆去年，而回忆去年的意思已经在于言外；末句“小园香径独徘徊”，又描写了一个人独自游览、没有伴侣的寂寞无聊情况，但也不明白说明，含蓄蕴藉，留下了有馀不尽的感觉。李清照继承了这种风格，并加以变化和发展（夏承焘先生说：清照变化、发展了婉约派），使婉约派发展到了最高峰，从此也没有人能够继续下去。
比清照时代稍后的侯，有《效易安体·眼儿媚》一首（见《窟词》）；更后的辛弃疾，也有《博山道上效李易安体·丑奴儿近》一首（见《稼轩词》甲集）。这两个人词的风格，并不像清照；而且豪放派以辛弃疾为宗（也是王士祯的话），尤其和婉约派相反。可是他们都有学李易安体的词。
清王士祯《衍波词》中和清照原韵词不少，计有十七首，盖《诗词杂俎》本《漱玉词》中各首，王士祯已全部和韵。王士祯为当时词坛主盟，对清照推崇备至。沈谦更以李白、李煜、李清照为词家三李，光绪年间，曾有《三李词》刊本。清末沈曾植评李清照词曾说：“堕情者醉其芬馨，飞想者赏其神骏。”清照词影响所及，竟下至本世纪初。所以夏承焘先生说她是北宋婉约词派最适当的代表人。
婉约词派，有他们的缺点。在所谓“花间尊前、诗酒流连、点缀太平”的时候，也能够写出描摹景物，像“堤上游人逐画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绿杨楼外出秋千”（欧阳修《浣溪沙》词）那样的“绝妙好词”。但是，到了南宋，国家民族危急存亡之秋，重大历史事件，人民爱国意识，很不容易通过婉约派的写作手法，充分地在词里面反映出来。尽管李清照变化并发展了婉约词派，但在时代的激流当中，婉约派不得不退出传统的统治地位，而让位给辛弃疾、陈亮、刘过、刘克庄这一派。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李清照是无能为力的。
李清照的作品流传下来的虽不多，这些作品中也存在着消极成分，但仍不妨碍她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她较之柳永、周邦彦，固然远在他们的上面，就比较南北宋其他大词人，也不见得有多少逊色。我以为这样来评价李清照，似乎才是公平允当的。
七
李清照诗文集和词集的失传，对于我国古典文学遗产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损失。清《四库全书》所收，乃是毛晋刻《诗词杂俎》本《漱玉词》，只有词十七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虽篇帙无多，不得不宝而存之，为词家一大宗。”那时《永乐大典》散失的不过二千多卷，基本上还差不多是完整的。《永乐大典》里面有多少李清照的作品，固然不得而知。但就现在剩馀的《永乐大典·诗字韵》中发现的一首诗来推测，可以肯定地说：不会一首都没有的。当时的四库馆臣没有从《永乐大典》里面搜集李清照的作品，把它们保存下来。到了清末，开始有人从事李清照词的辑佚工作。最后李清照的全集有李文先生辑的《漱玉集》，词集有赵万里先生辑的《漱玉词》。这两种虽然都是排印的本子，现在已经不容易得到（李辑是单行本；赵辑在《校辑宋金元人词》中，没有单行的）。较早的王鹏运辑、况周颐补遗的《四印斋所刻词》本《漱玉词》，原刻本已经很稀少，就是中国书店的石印本也不多见。
王仲闻（1901—1969），名高明，以字行。笔名王学初、王幼安等（据说皆为不得已避用真名而所取之号）。浙江海宁人，王国维次子。幼承家学，但中学毕业即入邮局工作。1957年因参与创办同人刊物《艺文志》而成为右派，遭开除。仲闻先生精熟唐宋文献，以“宋人”自诩。尤长于词学，其生前出版的著述有：《南唐二主词校订》、《蕙风词话·人间词话》校注（署名王幼安，与徐调孚合作）、《李清照集校注》（1964年即打好纸型，但直到1979年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署名王学初）、《全唐诗》点校本（卷首的点校说明即为仲闻先生所撰，署名王全）。此外，还有《渚山堂词话·词品》点校（署名王幼安）、《诗人玉屑》点校、《唐五代词》（文革中遗失。其前言后记幸存于档案中，经程毅中先生整理，已经发表）、《读词小识》（约20万言，钱钟书先生曾受中华书局之请看过全稿，称“这是一部奇书，一定要快出版”；终因右派原因未出，以致文革中遗失）。仲闻先生亦曾受唐圭璋委托，倾心四年修订《全宋词》（该书出版前，中华书局与唐圭璋先生以及相关部门商定，采用“唐圭璋编，王仲闻订补”的署名方式，终因文化部下达的“若干种人的名字不得见诸社会主义出版物中”之规定而未署名）。在中华书局出版的文学类图书中，不少部帙和难度都很大的书都经过王仲闻先生的加工，甚至由他直接承担整理，如《元诗选》、《古典文学资料汇编》各卷等。
以上“代序”乃王先生《李清照集校注》后记，写于1963年3月20日。除删去第七部分有关《李清照集校注》一书的情况介绍外，其他一仍其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