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在易县南管头村。它为什么叫管头，不知道。隔河有个北管头村，老人们告诉：北管头从前叫郎山庄，南管头从前叫什么，打听不着。后来读《水经注》，“徐水三源奇发，齐泄一涧”。三源即野刹一源，七峪一源，甘河一源，它们在管头汇合，这一“涧”就是南管头。南管头村南的西坡头，至今还叫“涧头”。可见“一涧”就是南管头。南管头原本就叫涧头，写起来图省事，写作“间头”。“间”与“官”草书相似，久而久之，以讹传讹，将错就错，成了“官头”，最后成了“管头”。这种事情，一旦见诸公文，就变为既成事实，有没有道理，倒在其次了。
南管头现在是个镇，从前是个小山庄。《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中，有周庄社，没有南北管头。南管头的耕地都叫台，南台、北台、东台，可见从前耕地的位置很高。村子也在台上，有个地名叫八亩台。我也是少小离家老大回，据我看，我家门前的河床，五十年来增高了两公尺。《水经注》的作者郦道元是公元五世纪的人。以五十年两公尺计算，退回一千五百五十年去，我们村前是个六十公尺深的山涧，所以说郦道元的描写是非常正确的。杨守敬、熊会贞的《水经注疏》说“三源齐泄”的地方叫“雷溪”。这附近没有叫雷溪的地方，这雷溪也许是我们村南山涧的名称，不过早已迷失罢了。
我既然敢于确定《水经注》的“一涧”就是南管头，这离御射碑就不远了。《水经注》的话是这么说的：“徐水三源奇发，齐泻一涧，东流北转，东山下，水西有御射碑。”
近二十年来经常回老家探视，前山后山，东游游西转转。故乡虽然穷苦，却是山清水秀，景物宜人。抗日战争期间出了狼牙山五壮士。狼牙山是个小山，全国地图上还特意把它标出来，大概是沾了五壮士的光吧。这地方历史悠久，既然北管头原名叫郎山庄，那就是汉武帝时，戾太子之子、史皇孙之弟、叫某郎的隐居的地方了。从北管头沿河往北走，一里路，就到了画猫儿。山岩上画着五只小猫，还有一个纺线的老太太。六十年前清晰可见，现在已经模糊不清了。这里从前只有几户人家，行政上属北管头村，这里地名叫王子坟。据寿鹏飞《易县志稿》说，这是代王嘉的墓。《史记》载，秦始皇十八年灭赵，赵公子嘉自立为代王，代在蔚县。两年后，荆轲刺秦之年，王翦伐代，代王嘉奔燕，兵出此路，战败自杀。他就被埋在他自杀的地方。这一段河有个单独的名字：乱营河。后人可以想见当时的情况。
我家门前的大道，就是五岭的古道。乾隆年间，把原属河北的平定州划归山西，把原属山西的蔚州划归河北。此后每年阴历五月二十三，蔚州（包括涞源、阳原二县）的钱粮骡队，从我家门口过，送往省城保定。直至民国期间依然如此。虽然涞源、蔚县早就归了河北，但是河北人至今依然叫他们“老西儿”。想来令人不禁失笑。
从这条五岭古道走过的人很多。北魏太武帝东巡（到山东），回来的路就是走的这条古道。当时的北魏首都在大同。抗日时期还有许多外国人从这里走过，他们是白求恩、柯棣华，还有燕京大学的教授、英国人林迈克。林迈克有一张乱河营的照片留下来，照片发表在他的书中，书名叫《八路军抗日根据地见闻录——一个英国人的不平凡经历的记述》，中文版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7年出版。照片标题是“狼牙山风光，1942年”。我认为这张照片无比珍贵，远景中圆的是莲花瓣山峰，方的是宽鞍，俗名鞍子陀。
乱河营的地形非常奇妙，当年河床很低的时候，路过这里简直令人绝望。山重水复疑无路，走到跟前，窄窄的山口向左拐，二百公尺再向右拐，柳暗花明又一村，这就是猫儿崖（读音：涅）。我散步经常到这里来。我揣想，这就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援弓而射的地方。别的小山包不值得一射，而较大的山峰，箭又射不过去。乱营河的山，非常险要，却并不高。《水经注》说：“飞矢逾于山岩。”《太平寰宇记》说：“飞矢逾于山岩三百馀步。”拓跋焘是个马上皇帝，开疆拓土，武功赫赫。当年车驾行至这种地方，山穷水尽疑无路，经他一射，射出一条小路，然后柳暗花明又一村。自然是群臣高呼万岁，于是“刊石用赞玄功”（《水经注》）。二十年前我散步到乱营河，心想，他既然走的是五岭古道，必然经过这里，这一箭必是在这里射出，别的地方没有这种景致。我曾经想在河水拐弯处的山窝里盖两间房子，退休以后住到那里去，一定把御射碑找出来，哪怕是一块残石也罢。万一找不出来，我想找来御射碑的拓片，照原样复制一座，修个碑亭，立在路边，也算故乡的一景，五百年后，人们就会认可。文人只要不饿肚子，他们多半都是好事者，想来好笑。
九十年代以来，见到的有关的出版物多起来。据傅振伦说，御射碑于1936年，由当时的故宫博物院古物研究馆馆长徐鸿宝发现（见傅振伦著《七十年所见所闻》第197页，1997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1999年4月，我同吴占良先生一同去拜访傅振伦先生，知道傅先生当时是燕下都考古队的成员，上述书中对易县文物古迹叙述颇详。我觉得傅先生的说法最为可信（在此之前，傅先生曾说于1935年发现，见《文物天地》1988年。还有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的《善本碑帖录》第61页，说于民国十年发现的御射碑，不足据）。近蒙河大教授吕志毅先生赠我一部寿鹏飞编的《易县志稿》。吴占良先生专程来太原送此书。如此隆重，令人感动。寿鹏飞是鲁迅的老乡，浙江绍兴人，方志专家，著有《方志通义》。他主持撰修的《易县志稿》，是民国期间河北省所修百部方志中的上乘佳作。他说：“金石古物在易县特多，足现古代文化，录其有关考古及足征掌故者，馀不胜记也。”（见《易县志稿·叙例》）该书第870页至第876页，对御射碑有详细考证。此书《叙例》之末注明时间是民国二十六年三月，正是发现御射碑之后，“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前。没想到历史竟是如此紧凑，足以令人惊叹不已。
《水经注》的记载是这样的：
徐水出广昌县东南大岭下，世谓之广昌岭。岭高四十馀里，二十里中，委折五，方得达其岭上，故岭有五之名。下望层山，威若蚁垤，实兼孤山之称，亦竦峙也。徐水三源齐发，齐泻一涧。东流北转，迳东山下，水西有御射碑。徐水又北流西屈，迳南崖下，水阴又一碑。徐水又随山南转，迳东崖下，水际又有一碑。凡此三铭，皆翼对层峦，岩障高深，壁立霞峙。石文曰：“皇帝以太延元年十二月车驾东巡，迳五回之险邃，览岭岸之竦峙，乃停驾路侧，援弓而射之，飞矢逾于岩山，刊石用赞玄功。”夹碑并有层台二所，即御射处也。碑阴皆列树碑官名……（《水经注》第十一卷）
1987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施蛰存的《水经注碑录》，我至1997年才见到此书。书中附有御射碑拓片图版，右上有罗振玉的题跋（据傅振伦先生说，是周肇祥的题跋）。碑文十四行，第一行不可辨认，第二行只有四个字可辨。施先生说：“余至今犹未得到此碑拓本，故据罗振玉所录记之。”书中只有第三行到第九行的释文。仅以此七行而论，罗振玉释文比《易县志稿》多辨出三个字，少辨出七个字。罗振玉大约只见了拓片而未见碑石，所以不如当时在易县的寿鹏飞和徐鸿宝等认出的字多。《易县志稿》说：“可辨者尚二百四十馀字。”施书说，碑文十四行，行二十六字。县志说，十五行，行二十六字。傅振伦的文章，《隐而复显的一千五百五十年前的魏碑》（《文物天地》1988年第三期）说是十三行，行二十六字。傅振伦先生当时居在易县，却没有去过南管头，自然未见碑石。姑以县志说，十五行，行二十六字，“乃作颂曰”下空六字，则碑文字数当在三百八十字左右。其中有不可辨认者约一百四十字。傅先生说：“这是易县最古的石刻，在河北亦颇少见。”（见《七十年所见所闻》第197页）傅先生说：“御射碑石高六尺，广二尺三寸馀。”书法是魏碑中上乘之作，似《爨龙颜碑》。
现据《易县志稿》将当时可辨认之文字列出：
第一行，（不可辨认）
第二行，泽历定冀……
第三行，恒山北行而归，十有二月……之……崇……之……峙……
第四行，驾路隅，援弓而射之，矢於……山三百余……於是令左右将士善
第五行，射者射之，若武卫将军昌黎公元丘，前军将军……阳阿齐，中坚将
第六行，军蓝田侯代田，精射将军曲阳侯……射声校尉安武子麟，元兴次
第七行，飞督安熹子李茂等，数百人，皆天下……也，射之，莫有过……者，或至
第八行，峰旁或及岩侧，於是群臣内外，始知上命中之……代无……咸嗟
第九行，叹圣艺之神明，虽古有穷蓬蒙之……方之於今……
第十行，遇镇东将军定州刺史乐良公乞……及……立
第十一行，广美德，垂之来世，三年丁丑功讫，会乐良公去官……刺史……东……
第十二行，张掖宝周初临，续其事，遂刊……立文，乃作颂曰
第十三行，思皇神武，应期挺生，含弘宽大，下……光明……不……不……肃
第十四行，四海远至，迩平荡荡，圣域……能……下咸宁
第十五行，（立碑年月全蚀）
碑阴全蚀。（见寿鹏飞《易县志稿》第870—876页）
碑额六字，二行，“皇帝东巡之碑”。这就是《水经注》说的“御射碑”。罗振玉或周肇祥题为，“魏太武帝东巡御射第二碑”。傅振伦先生说，“郦道元《水经注》卷11载北魏太武帝御射三碑”。（《七十年所见所闻》第197页）施蛰存《水经注碑录》第103页，“六八，后魏御射碑，三石”。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御射碑有三石。如果他们的根据只是《水经注》所说，“水阴又一碑……水际又一碑，凡此三铭”，就认定御射碑有三石，这就错了。根据郦道元这几句话，不能证明另外两碑也是御射碑。再者太武帝拓跋焘从易县只经过一次，他走一路射一路，没完没了，像羊拉屎一样大立其碑，这是不可能的。这在情理之外。我认为，御射碑只此一石，在易县没有第二个御射碑。如果他们是根据《水经注》“水”条，所说在灵丘南边，现在的觉山寺附近，有御射台，“台南有御射碑”，因此定御射碑有三石，似乎有道理，但依然不正确。我没有见过灵丘的御射碑及其拓本。但据记载，灵丘的御射碑是北魏文成帝和平二年，公元461年，南巡时所立（请参见《太平寰宇记》和施蛰存《水经注碑录》）。算上此碑，御射碑也只有二碑，而没有三碑。再者，易县的御射碑，立于太延三年，公元437年，比灵丘的御射碑早二十四年，只能称第一碑，而不能称第二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碑帖鉴定》第143页，说“御射碑现存易县南管头村。”它既然在南管头，我就是南管头人，我何必再画猫儿盖房子？说起来我也是抗日时期出来的老革命了，镇里和村里的干部支持我，又有我二弟林鸿帮助，于是我就在南管头北头村边盖了几间房。原想退休以后可能要清闲的多，谁知也未见得清闲多少。这是真正的“无事忙”，忙得厉害。自然也经常回去，与亲友们闲坐时，总要谈到一块古碑。人们说，海底捞针，何处寻访。我说，它若是一张烙饼，我就不必寻访了。它到底不是一张烙饼，没人吃掉它。我对侄子们说，发现此碑是六十多年前的事，七十岁以下的人不用问，专问七十多八十多的人。我的侄子们很能干，用了几年时间，终于打听到了。说此碑已断为两截，较小的一块，砌在一个井沿里。此井是个废弃井，左边盖房，右边盖房，把这井挤到一个小夹道里。我二弟林鸿在电话上告诉说，这石头发白色，在井口处，眼看得到，手也摸得到……怎么样，把它弄出来吗？我想，地上地下的文物都属国家，私人怎好动得？再一想，它这个位置十分奇妙！既不在地下，也不在地上。如此一想，高兴异常，真是天助我也。我告诉林鸿，把它弄出来。我急忙把御射碑的图版，在复印机上放大几份，寄给林鸿，告他看上面有字没字，如果有字，看是不是这个东西。
经过同主家协商，主家慨然应允。扒开一看，石头巨大，一两个人弄不动，夹道里又容不得许多人。侄子们焊了一个铁架，按上滑车，才把它弄出来。抬上三轮摩托车斗，运到我的院内。他们忙了一整天，晚上打来电话，说上面没字。我说，对照复印件，仔细查看。我守在电话旁，深夜十二点，侄子打来电话，说，大伯，有字，没错，就是它！我当时那种激动，无法形容。人若高兴了，简直不知如何是好。我急忙回到南管头。我的学生阎瑞峰，手拓数纸。我们仔细端详，这是御射碑的下半部，“乃作颂曰”，清晰可见。家人告诉，碑断开以后，这较小的一块，被拉到井边，做了井沿。从前乡民们打水的桶是铁桶，脚上穿的是钉鞋。天哪，它竟遭受如此磨难。不过又一想，时间是历史表现。1937年的拓本，还是整石。它断开必在1938年。1939年发大水，就把它淤住了。如此说来，它做井沿，只有一年时间，依然还有字迹，真是老天保佑。我相信，高级文物是有神灵佑护的。
晚上，在淡淡的月光下，我一个人站在这御射碑的残碑前，我觉得我应该向它焚香叩首才对。我怕村民们说我疯癫。我觉得这御射碑，有说不出的灵异。天下大乱，它能够及时地藏匿起来。不然，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战火以及阶级斗争、经济建设的战火，会使它粉身碎骨。若不是及时藏起来，恐怕早就打碎，修了水库了。我在这残碑前，默默地祈祷着。我的祷词很长，很乱。第二天我把它写出来，成了这样几句：
太武张狂，羽矢鹰扬。
当年胜迹，贞珉文章。
郎山脚下，顺水之旁。
宝刻有神，战乱知藏。
残石重光，太平永康。
赐福吾家，赐福吾乡。
——御射碑残石祝词
我想给它盖个碑亭。我问文物所所长杨卫东，要在我这后坡上，盖个古式的八角亭，有三万元行不行？他说，三个三万元也不行。我到哪里去弄这么多钱，想一想也就罢了。我侄子对我说，大伯，那另一块比较大，字也多，它在哪里，我已经知道了，也是发大水淤泥盖住的，不深，你想要，我明天就给你挖出来。我说，地下文物属于国家，私人无权挖掘，让它在那地方待着吧，那里很安全。
我多年来的目的就是找到它。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我的快乐无可比拟。人做事要适可而止。
2001年6月15日于蒙斋灯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