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萤去世了，朋友们都很难过。
我认识他是在1958年。那时，他刚从大同劳改队调回来。穿着一件破棉袄，长着一个蒜头鼻子，那形象是很可观的。然而他一下笔就令人惊叹不已。他的素描、油画、国画、书法、篆刻都非常好。
我请教他画法，他说：“似与不似之间。”这是一句现成话。那时候人们都敬仰齐白石，自然也包括他的这句话。不过，既然“似”不好，“不似”也不好，那么它们“之间”的是什么呢？后来我问王萤，王萤说：“似就是真实，不似就是不真实；它们之间的应该是既真实又不真实，其实还是不真实。”王萤是一个深藏不露的人。他的外表显得很笨，其实内秀，而且说话非常幽默。他的这句话，我后来几次回想起来都觉得好笑。其实也没什么好笑的。五十年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下，报纸杂志关于“真实”、“典型性”、“人民性”等等讨论了许多年，读者不胜其糊涂。后来《神圣家族》出版，才知道艺术是人对客观世界的一种认识，只有正确与否、深刻与否，无所谓真实不真实。音乐上的真实是什么？绘画如果只要真实，那就不如摄影了。所以我很欣赏王萤的说话。
那几年，王萤的情绪很低沉。有一次，在我家喝酒，没想到他是个沾酒就醉的人。他说：“在政治上是胜者王侯败者贼，在艺术上是庸俗吃掉高雅。这就是历史，这就是文化史……”我说：“学习庸俗吧。其实，倒也容易学。”他说：“只是不肯罢了，雅人绝不肯和庸人为伍，道不同不相为谋。这没有办法。”
我有一块石头，好像是艾叶绿，硬得很，我刻不动。我请王萤给我刻两方印，一方印文是“庸俗无聊”，另一方印文是“鸡毛蒜皮”，私心愿以此为戒。王萤去世后，我把这两方印章找出来，端详了很久。回想起在那些非常严酷的岁月里，到处是庸俗无聊的观念和鸡毛蒜皮的方法，至今依然令人不寒而栗。如果想抵制这些东西的侵蚀，实在是太难了。那时候对待知识分子，即使说的没说的了，还有“清高”、“骄傲”一类的可供批判之词，这什么时候都很现成。其实，即以清高而论，学都学不来，何用批判为。如果靠流氓无产者们来保持民族的自尊自信，这恐怕是妄想。现在这些东西已经微乎其微，仔细想来也是其来有渐。
那一年，王萤戴着帽子被遣送回原籍监督劳动。他是很悲观的，我极力劝慰，说了许多不着边际的谈话，都是报纸上的，其实无聊之极。现在回想起来，同道之间交往，依然不得不使用报纸上的语言，这是很可悲的，简直不可思议。离别，王萤送我一本夏炎德编著洪琛序的《法兰西文学史》。我读书有些穷毛病，喜欢在书上胡批乱注。“****”中批判我的“文艺思想”，并且追查我和王萤的关系。我就把这本书上王萤的图章和我的批语都涂掉，想以此掩盖“罪证”。我本来可以把它烧掉，或者当烂纸卖掉。做了这些手脚，是因为想把它保存下来，因为我珍视它。现在这本带有污迹的书摆在我面前，我觉得它就像一面镜子，反映着我在精神上曾经有过的残疾。这本书现在显得更珍贵了，它曾经跟随我去农村插队落户。
我在农村插队时，消息传来，说王萤死了。我想，他一定是自杀了。后来又传来消息，说不是王萤，是李玉滋死了。我着实难过了几天。写信询问详情，朋友们告诉说，都没死，还活着。我想，也许不会草草死去，该受的罪还没受完呢。
听说在乡下时，王萤的两个小儿子偷跑出去一次。他们听说邻村有个****分子，大会宣布摘了帽子，他们不惮跋涉去打听这事是真是假。王萤是个“阶级敌人”。他本人不在乎，他的刚懂事的儿子们却已经有点承受不住了。我一向坚信，天才就像宝石一样，不仅最美，而且最硬，它能承受难以想象的压力。王萤居然没有死在那种重压之下，这使我坚信，他就是天才。他是一个被践踏的天才，就像一棵被大车轧过或者被驴啃过的树，虽然艰难，它终于长大了。
大约是1960年，我在太原古籍书店买到一部刘刻本的《霜红龛集》。王萤借去看过。我们在一起时也常常谈论傅山，只是缺乏理解。当时我们能够欣赏的，只是傅山谩骂“奴儒”的那些话，诸如“死狗扶不上墙，啃人脚后跟的货”之类。这是因为那时“守定一半句注脚”的所谓专家学者到处都是，至于连“一半句注脚”都不懂的所谓批判者，更是多如牛毛。
八十年代初，王萤落实政策回来，一见面就谈论傅山。他说：“我坚持宁丑毋媚的原则。”我很感动，赖有傅山，还没有被庸俗吃掉。1983年冬，我在山西书协一次学术讨论会上读了一篇论文《傅山论赵杂谈》。王萤在座。提到傅山的宁丑毋媚，我认为，宁这样毋那样的说法，是从两个极端说起，在这两极之间的就是美，犹如中庸一样。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第十三》）王萤不同意。他对我说：“丑和媚都是说的艺术美。这是两种互相对立的审美追求或说美学思想。它们属于两个时代，或说两个阶级……”他后来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宁丑毋媚在书法上的时代性和美学意义》。这篇文章写得非常好，我看了以后非常同意。这两篇文章同时登在《书法通讯》第四期里，细心的读者一看便知，他是反驳我的，但是反驳得好。王萤写道：“宁丑毋媚是书法艺术形式美从低格到高格的审美追求……是明末清初学风中进步倾向的组成部分。”它是“粗疏狂野的硬拙的不和谐美”。它非常独特，“不随人俯仰”。它必将“超越艺术门类的界限，成为普遍意义的规律和法则”。这些话写得非常精辟，非常有力。因为我们经常在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所以我们的言谈颇多忌讳。其实，统治者们并不讳言他们是压迫人民的。压迫引出了反抗，这也不奇怪。宁丑毋媚的美学原则，实际上是无权无势的退隐山林的天才艺术家们对有权有势的宫廷里和官场上的庸俗艺术家们的反抗。他们居然敢于反抗，就是说大唱反调，所以，遭到仇视甚至屠杀，这也是势所必然的，虽然都在一个行当里。
我经常有一些脱口而出的荒唐论点，反正说过就忘，从来也不想起坚持它们。有一次，我说明清之际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出乎我的意料，王萤非常赞成。八十年代以来，他写过好几篇论述明清之际的美学思想的文章。
有一次，我问他：“傅山的诗，相如颂布获老腕一获摩。一获摩是什么？”他笑一笑说：“不知道。”我说：“我猜想可能是忽勒，俗话，忽勒几下，用在书法上就是尽情挥洒的意思。”他说：“很有可能，引俗语入诗文，这也是常有的事。不过，傅山的诗文吊诡特多，非常难懂。你看，柔毫点主，点主当什么讲，翻遍辞书，不得其解。”我说：“其实这是一个好题目，可以写篇文章。”他说：“那你就写吧。写好先让我看看。”过了几天他就来取我的文章，我根本就没动笔。后来在他的督促下，写了一篇《点南释稿》。没想到，这种互相切磋的美好时光很快就成为过去了。
我在“点南释稿”中只是想探索永字八法以前的古典笔法，不敢更多涉及。有一次，王萤对《点南释稿》表示赞赏，然后他说：“所谓笔法、笔墨，都是形式。着眼于形式，永远解决不了形式问题。形式是内容决定的。真正的内容是个性。我们需要的是鲜明的个性，独特的个性，豪迈不羁的个性……”他的话对我很有启发，我想写一篇文章，论述傅山的性格。我发现傅山是非常独特的，联想到王萤，他也是非常独特的。一则因为叙述傅山的性格非常困难，再则也因为没有人督促我，这篇文章至今也没有写出来。一个朋友，平时也未必怎么看重，但他去世之后，我们一次再次的想起他，这才真正感觉到他在我们心中的重要地位。
王萤的国画、书法和篆刻，颇有成就，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他在学术上的贡献尤为重要，其中有关《金瓶梅》的研究尤为突出。他是山东省临清人，他坚信《金瓶梅》的作者是临清人。他对语言、风俗、地名等等加以考证，证明《金瓶梅》的作者是明朝中叶临清的一位相当有名的才子。五十年代，我研究过《金瓶梅》，后来放弃了。我听说他正在研究《金瓶梅》，便将我的香港版的张竹坡评刻本《金瓶梅》送给他，他高兴得不得了。然而，未等这些有关《金瓶梅》的文章正式发表，他就与世长辞了。他的心脏病以前发作过一次，山大二院王家玑主任亲自昼夜守护，终于得到挽救。这一次他太大意了，夜晚加班校改一篇文章的大样，累了，早晨他要去拿牛奶，一转身倒在墙根，猝然死去，一颗明亮的小星陨落了。虽然是一颗小星，依然在天边划出了一道鲜明耀眼的线。将来的艺术史家们和艺术收藏家们，总有一天会想起他，研究他，并且考查他的凄凉的身世和艰难的历程，从而认识他的质朴的为人和独特的个性。
注：王萤同志（1927—1987），山东临清人，于中央美院毕业后，一直在山西省文联工作，曾先后担任编辑、文艺研究室副主任等职。近年从事美术理论以至文学研究工作，著述颇勤。他的文章曾在《美术史论》、《晋阳学刊》、《书法》及本刊等处发表，颇多创见。他同时又是书法家、国画家，兼精篆刻。1987年年底，因突患心脏病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