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经济学家那样思考，意味着要注意到人们对制度和政策的创造性反应及其后果，应当把关于行为的推理向前更深地推进几层再来理解最终的后果，而不是简单地进行单一层次的考虑。这也正是经济学家与一般大众在思考政策问题时的最大区别。
譬如，面对高额的医疗费用，一般大众往往要求政府承担部分医疗费用（尤其是穷人的医疗费）；而经济学家却认识到，政府负担部分医疗费用将导致医生和医院收费更高，而政府为了承担医疗费用也不得不增加税收。一般大众往往要求政府管制住房租金以便穷人可以租得起房，而经济学家却认识到，租金管制下过低的租金会使得房东吝于房屋维护，长期来看用于出租房的建设投入减少，反而使得穷人更难以租到房屋。一般大众支持对高档娱乐场所征收高额消费税，然后用这笔税收救济穷人，但经济学家却认识到这只会导致富人减少去高档娱乐场所的次数或者寻求替代的娱乐消费（比如到不征此税的城市去消费，或者去消费征税较低的项目），很可能不少高档娱乐场所将关门大吉，结果不但此笔税收难以征到，反而使得原来在高档娱乐场所就业的人们失去工作。
坏事不一定是坏人干的，也许恰恰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公共道德的精英所干下的。60多年前，经济学家哈耶克曾如此感慨。的确，恶意的“恶法”，很容易被人们反对；但许多善意的“恶法”，却常常被人们从道义上热烈追捧而不知其“恶”。像经济学家那样思考也意味着，从结果上判断政策的好坏比从道义上判断政策的好坏更明智。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政策所宣称的目的与其实际效果并非水到渠成的关系：出自良好愿望的制度设计并非得到良好结果的充分条件，制度设计必须重视个人行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并将其纳入考虑。
其实早在200多年前，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英国逻辑学和道德哲学教授，公认的现代经济学开创者）就已经在《道德情操论》中告诫政策制定者：“在政府中掌权的人，容易自以为非常聪明，并且常常对自己所想象的政治计划的那种虚构的完美迷恋不已，以致不能容忍它的任何一部分稍有偏差。他不断全面地实施这个计划，并且在这个计划的各个部分中，对可能妨碍这个计划实施的重大利益或强烈偏见不作任何考虑。他似乎认为他能够像用手摆布一副棋盘中的各个棋子那样非常容易地摆布偌大一个社会中的各个成员。他并没有考虑到：棋盘上的棋子除了手摆布时的作用之外，不存在别的行动原则，但是，在人类社会这个大棋盘上每个棋子都有它自己的行动原则，它完全不同于立法机关可能选用来指导它的那种行动原则。如果这两种原则一致、行动方向也相同，人类社会这盘棋就可以顺利和谐地走下去，并且很可能是巧妙的和结局良好的。如果这两种原则彼此抵触或不一致，这盘棋就会下得很艰苦，而人类社会必然时刻处在高度的混乱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