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为了配合军事进攻，还对我国不少地区进行绝灭人性的细菌战，以弥补其国小、兵源少、军备物资匮乏的弱点。浙江是遭受日军细菌战灾难较为深重的地区之一。从1939年到1942年间，日军调派731部队抵达南京，在1644部队的配合下，对浙江的萧山、宁波、衢县、金华等地多次实施细菌战，造成了这些地区空前的大惨案，大量无辜同胞死于非命。
细菌战之危害不仅涉及前线和后方的武装人员，还在于人为地制造传染病策源地，大规模地残害和平居民，这是一种残暴险恶的杀人手段。1925年6月17日，世界各国代表在日内瓦签订协议书，已明确规定禁止使用细菌武器，日本也是签字国，但它却拒不承担相应的国际法义务，竟丧心病狂地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违反国际法的规定，使浙江军民惨遭杀害。
从目前文献记载和实地调查来看，早在1939年，日军就已经在萧山实施细菌战和毒气战。
1939年，日军在华北的北平、华中的南京和华南的广州各设立一个规模较大的细菌战基地或部队，又在华北、华中和华南数十个中等城市设立了支队，而且此时的细菌部队就已超出了研究细菌武器的范围，即超出在实验室用活人进行实验的范围，开始在当时各个战场上由日军进行的军事动作中实际使用各该部队所造出的细菌武器。
1939年5月，日军将大量的细菌从东京运至上海，指定福民医院组织细菌培养工厂，共分鼠疫、霍乱、伤寒、白喉、赤痢5种，在华中、华南前线向河流内投放，并利用汉奸散布到各游击区。当时的浙江，日本侵略者控制了钱塘江以北地区，钱塘江以南尚未沦陷，因此，地处钱塘江南岸的萧山就成了日军最早实施细菌战的地区。
1939年6月4日，日机飞到萧山境内，投下有毒食物，如糖果、糕点等。据浙江省第二十九流动学校校长郑来兴称：“本月四日（即6月4日）上午九时五十分，有敌机七架过境，当时本校学生疏散在田野间，忽有一机掷下用绿色有光纸包之酥糖一包，学生杨志向拾得，将酥糖喂一老狗，狗食之，顷刻毙命，是以酥糖内含有重大毒素。”这是迄今为止日军在萧山实施细菌战的最早记载。为防止人民群众、特别是少年儿童误食，县政府通过各种途径通令各地切实注意，但是防不胜防，居民在食用的香烟内也发现了有毒物品。在当时一种叫“大英牌”的香烟内，日军派人布放了毒菌针，“该项毒针，长仅四五分，误食之，即中毒致死。据报，一难民在东仰黄栗村公兴祥店内，购得‘大英牌’香烟，当燃着吸食，遽微闻爆炸声，三分钟后，即头腹绞痛，呼吸困难，不能言语，嗣后诊治，呕吐麦色浓沫，次日仍昏迷不醒。”
同年6月7日，日机在头蓬、南阳、靖江等地投掷白色絮状毒物，有被触及眼珠者，眼球红肿，旋即头部肿胀，入昏迷状态，直至死亡。毒物落水后，有人饮之，即发生上吐下泻，并四肢麻木、抽搐。同日，日机在轰炸赭山时又投下大量白色棉状毒物。紧接着，6月8日，日机在龛山等地投掷毒气弹：“敌机一架于上午12时飞龛山，投毒气弱弹一枚后，向西北逸去，我方死伤民众在调查中。敌机一架，今日下午2时，由杭州方面飞来，投下毒气弹一枚，形似棉花，我人民尚无损害，敌机即向西北折回。”6月13日，日军出动飞机在义盛、靖江乡上空投下灭绝人性的细菌弹，不少乡民感染后，上吐下泻，四肢麻木，惨死在疫病中。1939年7月3日，《绍兴新闻》刊载萧山瓜沥难民陈邦尚的控诉：日机在瓜沥一带投撒大量白色毒物，他儿子口渴饮了此地水，就急发病痛并严重吐泻，幸及早医治才免于一死。
以上文献记载经后来的实地调查得到了进一步确认。
当年灾难的目击者和知情者仍能清晰地回忆起当时遭受日军细菌战祸害的情形。
靖江镇伟南村余金木老人回忆，当时村里流行一种“大头病”，日本鬼子把病菌投放到水中，有人喝了这种有毒的水就染上了这种病。因为余家也染上了这种病，所以对此特别清楚，发病初期就不会说话，全身发红，上吐下泻，四肢抽搐。一旦染上此病家里人就会一个接一个地死去，有的人过一二天死了，有的人五六天死去。因为它极易传染，余家一户就死了五个，先是两个哥哥同时染上了这种病，死了，不久妹妹和小叔也死了，后来爹也死了，不久连五六岁的小弟弟也死了。由于余家死了一位长辈，按照农村里的习俗，请来了一批道士敲锣打鼓，为死人超度，中间间歇时有一道士上厕所经过羊棚时，发现羊棚里小弟弟的尸体还在动，于是马上把他抱回来，小弟弟虽免于一死，但一只眼睛瞎了，双耳聋了，成了残废。老人当时只有十岁左右，家里人一看情况不对，马上把他送到远方亲戚家，总算逃过此劫，老人说这场病大约持续了六个月。
同余金木老人同村的陈宝福老人也谈到了“大头病”。他说“大头病”大概持续了四五个月，得病的人先手脚麻木，发寒热，很快就断气了。村里很多人都死于这场病。张根一家人遭遇此劫，无一幸免，起初是妹妹得了这个病，知道要传染，哥哥马上逃走，仍难逃厄运，已经传染了病菌，死了，不久，全家死绝。幸免于难者也多落下这样那样的后遗症，如邻居的“聋婆婆”，不仅耳聋了，而且头脑也不清了。由于当时非常流行这个病，极易传染，弄得人心惶惶，很多人家很早就关门了，很少有人外出，只能躲在家中发愁，深恐病魔和死神突然降临到自己头上。如果听到哪户人家有哭声了，就说明这户人家死人了。
靖江镇甘露村沈水根、沈兰花夫妇在谈到日军暴行时，也讲到了“大头病”。病症主要是上吐下泻，死了很多人。同村的麻子张连一家最后只剩下一个奶奶和一个孙子，萧木鸡一家全部病死，即使有的幸免不死，也成了瘫痪者。靖江镇伟南村王婉贞老人回忆，当时日军在头蓬那边放了一颗“臭气炮”，人只要闻到毒气，全都死去，那一颗“臭气炮”毒死了很多人，尸体垒成一堆。义盛镇长红村郁传夫老人回忆日军暴行时也说到了日军放“臭气炮”，人一旦吸进了毒气就显得全身无力，不久就死去了。
从调查情况来看，日军在萧山施放的细菌菌种比较多，而且施放的范围也比较广。据对义盛、宁围、云石等镇的实地调查可知，当时萧山的东部主要流行霍乱；萧山北部则流行脑膜炎；萧山南部流行炭疽病、疟疾、疥疮等。
宁围镇位于萧山西北部，靠近钱塘江。宁围镇宁安村的徐纪友老人控诉说：当时日本鬼子来了以后，这儿就流行脑膜炎，基本上无法医治，邻居一家死了三人。由于非常容易传染，很多人家都不敢外出。宁围镇宁安村赵木根老人在谈到日军对萧山实施细菌战时说，当时流行一种病，称之为“脑膜炎”，是日本鬼子从飞机上放细菌下来感染引起的。得了这种病以后很快就死了，一户人家死三四人是常有的事。他邻居来发家死了爷爷和小叔叔，两人中午胃口还很好，吃了两大碗饭，身体很健康，到晚上突然得病死去了。这种病极易传染，死了很多人，病期大概持续两个月。
临浦镇位于萧山的南部。临浦镇的吴云老人在谈到日军在萧山实施的细菌战的情况时有如下叙述：“日寇使用细菌武器，使得霍乱、脑膜炎、炭疽病、疟疾流行，我外婆感染霍乱死去，死时年纪不过五十刚出头。我家虽是医生家庭，也全家发疟疾，久久不愈。在兵荒马乱的年头，缺医少药，衣食不继，被日寇细菌武器害死的人，比直接死于枪炮炸弹的人要多好几倍。”
宁围镇宁安村戚官根老人本人虽未经受细菌战之害，但听说临浦镇有个村由于细菌感染，整个村庄都烧掉了，人也都烧死了，还没死的也不准逃出来，因为怕细菌带出来传染其他人。解放初在严家塘一带有一些现代戏文他去看过，其中就有一些关于细菌战的戏文，记得里面有演员用药水喷气来消灭细菌的表演。
楼塔和云石都是萧山南部的两个村镇。家住楼塔镇岩山村的张梦根老人，是受日军细菌战伤害较严重的一位健在者。1939年，因受日军细菌战的影响，他的小腿及脚开始出现溃烂，时间长达十余年，又痒又痛，其间用自制草药涂抹在溃烂处，效果不佳。现虽早已治愈，但溃烂处皮肤呈黑色，且都是疤。同村的孟汉祥、俞志康，十几年前去世。生前长期受溃烂病的折磨，孟汉祥死前小腿处有溃烂直径达五至六厘米的一个洞，且腿浮肿，皮肤呈黑色。俞阿水20年前也由于溃烂病去世，当时岩山村全村500人中有20多人感染溃烂病，被感染的主要是男性，相比较而言，女性得此病的较少。
云石乡沈村沈信康老人证实日军侵略时期村里生病的人特别多，有的烂腿，有的是疥疮，有的隔几天就要发高烧……这些病都极易传染，因无法及时治疗，很多患病者死了。云石乡石牛山村沈友良老人是日军侵略的见证人。他说，日本鬼子对当地的侵略相当猖獗，当地有座石牛山（位于萧山、富阳的交界处）是日军的航空标志，当时日机往来频繁，有时连机身都可以看清楚。那时村里共有300多人，有200多人均染上了一种叫“疥疮”的皮肤病，病情相当严重。有人采山上一种叫“黄精”树的树叶捣汁敷治，没有效果；村民因无药救治，死的死，逃的逃，情形相当凄惨。沈友良老人自己也染上了这种病，不过病情较轻，用猪油（当时很难觅到）外敷内服治疗，病情的持续时间不甚长，劫后余生，可以说是一个奇迹。那时还流行一种“浮肿病”，并非营养不良所致，村里好多人家都深受其害，吃足了它的苦头。
从以上受害者及死难者家属的控诉中我们不难发现，自1939年开始，日军在萧山实施了细菌战，这已是一个铁的事实。细菌战这种隐蔽性战争，其杀伤程度是极其严重的，它使不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并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创伤。但在调查中发现，许多无辜的受害者长期蒙在鼓里，有的死得不明不白。
1940年以后，日军在浙江实施细菌战的规模进一步扩大。1940年10月22日上午，日本飞机侵入宁波上空，散下传单，上面写有“重庆闹饥荒，日本人民则丰衣足食，有余粮来接济你们”。下午日机就散下面粉、麦粒等物，这些投物多落在开明街、东后街一带。日机过后居民即发现跳蚤骤增，且呈血红的颜色，各类各异。时隔两天就有人开始染疫发病，患者多呈高热、头痛眩晕、淋巴腺肿胀等症，并陆续有病人死去。华美医院院长丁立成对患者的血和淋巴液注射于荷兰猪做检验，断定病人所患的是腺鼠疫。鄞县卫生院的张主庆院长会同其他医师也对病人做了血液化验，得到了同样的结论。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0得到报告后还派省卫生处陈万里等人到宁波督察处理，确认这次鼠疫系由日机投掷疫菌所致。这次由日军制造的鼠疫虽无一般鼠疫流行病学上先行预发征兆，如大量死鼠的发现等，但它却来势凶猛，蔓延迅速，给宁波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从10月29日首个病例到12月6日，染病人数达100多人，患者多数是20岁以下的青年，最小的年仅5岁。据后来的调查证实，因染疫死亡的居民就有117人。
疫病发生后地方政府也采取一些防治措施。11月2日，当地政府下令把东大路的太平巷和开明街一带划为鼠疫区，周围砌起了一座封锁隔离墙，墙外又挖了3尺深、4尺宽的隔离沟，严禁圈内居民外出；在疫区内对不同程度的患者分别给以不同程度的处置。为了彻底消灭鼠疫，当地政府在11月29日又将鼠疫封锁区放火焚烧，毁坏居民住宅达137间，昔日繁华地带变成了一片废墟。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对细菌战战犯进行审判时，日军731部队制造部课长柄泽十三夫在伯力军事法庭上供认，此次日机投下伤寒菌70公斤和霍乱菌50公斤，还有染有鼠疫的跳蚤5公斤。一位美国记者也证实：“凑巧我这时去宁波，由于日军在当地进行了细菌战，中国农民就像毫无用处的小虫子被杀死不少，这事儿激起了我无比愤怒，使我对日军产生了反感。”日本侵略者在宁波实施细菌战的前后，在衢县也制造了同样的罪行。1940年10月4日，日机侵入衢县后，在低空慢速飞行，散播染有鼠疫菌的麦粟等物。事后当地人民在柴家巷、罗汉井一带发现有大量大麦、荞麦、粟米及死蚤。时隔一个多月，到11月12日该地即有鼠疫发生，发病地区正好就是日机空投麦、粟、蚤的地区。染疫病人均有头痛、面部发烧、胸闷呕吐、鼠蹊腺肿等症状，经医生化验确系鼠疫杆菌。据推断，敌机所投的蚤类染有鼠疫杆菌、所掺之麦粟等物是用以引诱鼠类接近菌蚤，先在鼠族引起鼠疫流行，继则由鼠传及人类。据当时的统计，这次衢县鼠疫从11月12日发现第一个病例到12月5日为止共计死亡21人。为了灭疫源，当地政府从11月22日起对柴家巷等8条街进行了严密的封锁，从12月22日到24日对疫区的部分房舍和物品进行了焚毁。但从发现第一个病例到封锁疫区已经时隔一个多月，一些染疾居民难免流动到其他地方，进而扩大了疫区。事实上从1941年2月到11月，衢县城区及附近疫病患者就有281人，死亡274人，而染疫的其他13个乡、22个村的病死者还不在其内。
1940年11月下旬，在金华地区人们发现日机尾部喷出类似烟雾的东西，落地后呈柳絮状，细看为白色粉粒。经医务人员化验这些空投物含有鼠疫杆菌。日机接连几次在金华投了装满泥土的麻袋，泥土里跳出无数跳蚤，不久在金华就发现了鼠疫病人，不少人因不治而死亡。此后，在金华附近的东阳、义乌、兰溪等县，到处都发现有鼠疫蔓延，仅据当时这3县的初步合计，被传染的有438人，死亡361人。
时隔两年之后，在1942年浙赣战役期间，日军731部队长石井率远征队从哈尔滨出发到浙赣线上的衢州等地再次用鼠疫、伤寒、霍乱和炭疽等细菌武器残杀中国军民。7月初，远征队约120多人乘飞机和火车抵达南京后即赴衢州一带实施细菌战。据参加过此次细菌战的古都供认，他参加过把盛有细菌的瓶子投到水井、沼泽及和平居民住房里去的工作。当时在该地设有中国战俘集中营两处，其中被囚人数共约3000人，预备了3000个特制烧饼，烧饼是由远征队队员参加做成的，做好之后经过相当时间，就用药针把细菌注射到烧饼里去，将其送到集中营去，在那里由懂得中国话的翻译春日把这些烧饼分发给中国战俘。接着把他们全体从集中营里放走，目的是要引起伤寒和副伤寒流行。1942年日军在浙江实施细菌战的罪行，其他的日本战犯也供认了不少。据日军731部队上田弥太郎称，他们一个班在1942年4月用了两个多月就生产了抗热性干燥鼠疫菌40公斤，当时就装入细菌弹，由731部队运到南京，投到浙江的玉山地区。另据731部队的川岛供认，1942年6月间，石井根据大本营的命令，两次召开全部队指挥员会议，宣布要带远征队到华中去，研究地面传染方法。田村良雄也证实：1942年4月，柄泽班就生产了鼠疫和炭疽菌24公斤，研制了抗热性干燥鼠疫菌，运到华中去。这些供词虽然很零散，但它毕竟说明了日本实施细菌战是无法抵赖的。由于日军的细菌战，致使衢县从此以后几乎每年都有疫情复发，到1948年时，累计发病30余万人，死亡人数5万余人。
日军不但实施了惨无人道的细菌战，而且在1942年浙赣战役期间还对其实施细菌战的部分地区进行了更为残酷的活体解剖，以验证其细菌战的效果。义乌县的崇山村就是遭此劫难的一个地方。1942年9月，日机先是在崇山村上空投下了鼠疫菌，致使当地居民染疾后陆续死亡，此次鼠疫流行达两个月之久，全村发病391人，死亡386人，有19户人家灭绝。1942年11月18日，日军侵入崇山村，用枪刺逼村民检查身体、吃药、喷药水，然后就把村民拉到山林寺，对平民百姓开膛挖心进行活体解剖，事后又在崇山纵火焚烧，400余间房屋被焚。日军实施的细菌战之残酷由此可见一斑。
由以上可知，浙江是日军实施细菌战的重灾区。但在战争期间，因细菌战所致的死难者因其并不是直接死于日军的枪炮之下，故而在当时由国民政府组织的战争伤亡的统计和调查中，这部分伤亡基本上没有被统计进去，至于后来累计发病的死难者就更没有统计进去了，这样，我们很难估计出浙江因日军实施细菌战所导致的伤亡人数，这还是一个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