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女的死成了雨果的心病，他总是觉得冥冥中有一个声音在谴责他对家庭对亲人的不忠。他甚至想到莱奥波蒂娜的惨剧，会不会是上苍对他的一种惩罚，雨果由于女儿遇难，身体完全垮了，直至12月，他仍未恢复健康。当时正忙于争取法兰西学院院士候选人资格的巴尔扎克去拜访他，走出王宫广场的住宅后，他给韩斯卡夫人的信中写道：
啊！亲爱的天使，维克多·雨果简直老了10岁！他可能把女儿的死亡当做是对他的惩罚而接受。此外。他完全赞成我进学院，答应投我的赞成票。他憎恶圣佩韦和德·维尼。啊！亲爱的，这种18岁时的爱情、婚姻给我们留下了多么宝贵的教训！维克多·雨果和他的妻子是我们的伟大的老师。
雨果常常跑到维勒吉埃，趴在栽着蔷薇的坟上伤痛。
法兰西学院中有5个院士可以做法国元老院的元老。雨果所崇拜的夏多勃里昂就是元老院的元老，因此早在25年前，雨果就有了当法兰西元老的梦想。
1845年4月，在太子与太子妃的帮助下，雨果圆了青年时代的梦，按规定新任元老必须向国王表示效忠，并支持国王所任命的各部长，正直的雨果却不肯屈就，他要“凭自己的良心说话”，并要求有“表决的最大自由”。太子妃因此很为难，最后太子还是让步了。
从1846年至1848年，雨果在元老院发表了6次演说。第一次是替艺术家说话，主张加强保护艺术品的创作权；第二次是替手工艺者说话，要求保护他们的权益；第三次是要求声援波兰人民，当时他们正在反抗俄国沙皇的统治；第四次是要求巩固海边洼地，改善滨海人民的生活；第五次要求取消对拿破仑兄弟子侄的放逐令；最后一次他主张帮助意大利统一，反对奥地利的分裂统治的阴谋。
由于元老院是贵族保守派的大本营，雨果的呼声是微弱的，可是他确实实现了自己的初衷，那就是要“凭自己的良心说话”。
在雨果的视野中，劳动人民占据着突出的地位。在第五次演说中，雨果大声疾呼道：“你们想知道今天真正的危险在哪里吗？你们的目光不应当总盯着亲王们，而应当注视群众，注视为数众多的劳动阶级，我向政府提出严肃的警告：不能让人民受苦受难了！不能让人民挨饿了！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这是真正的危险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雨果还写过一篇为童工呼吁的演说稿，后来由于元老院解散了，没有来得及发表。雨果关心童工的处境，早在1838年他就写过一首题为《忧愁》的诗。
在诗中他愤慨而沉重地写道：
坏的劳动制度啊！
它的魔爪抓住了脆弱的儿童，
它产生了财富却同时创造了穷困，
它使用儿童仿佛使用一个工具。
1845年4月13日，雨果擢升为子爵，成为了法兰西贵族！
雨果感觉自己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发表什么像样“值钱”的东西了。开支却突然增加了许多。
雨果重新打开了稿纸，开始创作以后成为千古绝唱的《悲惨世界》。
在法兰西学院，雨果工作勤勉，举止庄重，眼圈发黑，但是下巴仍显得威严有力。他有时带点儿倔犟，但又不失尊严。但实际上，他是在用隐藏在他著作里的那些含蓄的幽默，讽刺性地记下了同事们的谈话。
进入1848年2月之后，整个法兰西笼罩着骚动与不满。这种不满同两个重大经济事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个是马铃薯病虫害带来的农业歉收，一个是工商业总危机导致的大批工人失业。
从新的年度开始的那一刻起，人们对已经统治法兰西18个年头的七月王朝表示了极大的不满。在自由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的宴会上，在正统王朝主义者的秘密串联中，不满的呼声四起，很多人甚至谈到了革命。
路易·菲利普国王对此不屑一顾。他认为法兰西少不了他，他无所畏惧。显然，他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正因为如此，在往后发生的事件中，他就不可避免地一次一次地做蠢事。
2月23日，巴黎的街垒战开始了。已经经历过好多次革命的巴黎民众，以轻车熟路般的技巧，在“短裤汉”聚居的巴黎市郊迅速构筑起街垒。
路易·菲利普国王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派国民自卫军去镇压。国民自卫军作为有产者的军队，似乎应该坚定不移地执行国王的命令。可是，事与愿违。国民自卫军中有一部分人同情革命，他们对政府的命令缺少热情，不愿向民众开枪。有一个团甚至向议会递交了请愿书，要求内阁辞职！
军队的动摇使狂妄自大的国王不能不感到事态的严重了。他决定牺牲首相基佐，让在自由派中享有声望的莫尔组阁。这样一来，资产阶级是高兴了，可穿短裤的汉子们却不答应。他们的回答道：“无论是莫尔还是基佐，对我们来说都是一样！”
2月23日夜晚，部分国民自卫军和起义的民众一起向原首相基佐的住宅推进，遭到把守街道路口的步兵营的阻拦。示威者派代表与营长谈判，谈判还在进行中，步兵营的士兵就向群众开了枪。
巴黎怒吼了，手执火炬的数万群众护送着死难者的灵柩，在巴黎工人区缓缓行进。有人喊起了口号：“拿起武器来吧，他们杀死了我们的兄弟！”这口号得到了响应，成千上万的工人、手工业者、大学生和其他劳动者拿起武器，向七月王朝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路易·菲利普国王当然不是一个肯轻易就范的人。他立即打出了两张牌，一是任命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梯也尔和王朝反对派的代表人物巴罗联合组织新内阁，二是授予敢于染血的陆军元帅比诺以军事指挥权，紧急调动外省的军队疾驰巴黎。
然而，路易·菲利普的两张牌都没打好。尽管梯也尔和巴罗帮着国王向起义者许了好多愿，但是众人已经对这类东西听得够多了。他们以《改单报》的一则声明表明了自己的意志：“公民们，路易·菲利普像查理十世一样杀害我们，我们也让他像查理十世一样被推翻吧！”
比诺元帅的军事行动也屡屡受挫。虽然这位元帅有着1834年血腥屠杀特兰斯姆南街居民的“英雄”记录，他本人也想在危机中过过枪瘾，但一队队国民自卫军的倒戈使他产生了动摇。他知道，用刺刀饮血来维持一个政权的处方，这回是难以灵验了。
元帅命令军队停止战斗。于是，起义民众利用军队手足无措的时机，迅速占领了除土伊勒里宫外巴黎所有的街区和要地。路易·菲利普国王知道七月王朝的覆灭已经不可避免。当一个幕僚告诉他，拯救王朝唯一的办法是他自己宣布退位，让年幼的孙子巴黎伯爵当国王并由其母奥尔良公爵夫人为摄政王时，他点了点头。在侍卫骑兵连的保护下，他连夜离开巴黎，流亡英国。
起义民众占领了王宫，激愤的情绪沸腾到了极点。他们把国王的半身铜像扔到窗外，把比诺元帅的图像撕得粉碎，连国王的宝座也搬到巴士底广场上点火烧了。而后，沸腾的民众高呼着“共和国万岁”的口号冲进议会所在的波旁宫，高呼：“不要摄政王，共和国万岁！”把还在谋划保留君主制的立法会议议员，一个不剩地赶了出去。
2月24日晚，一个平衡着各方利益的临时政府成立。虽然这个政府的各派相互敌对，矛盾重重，但七月王朝却是彻底地垮台了。
在革命酝酿阶段的骚动不安中，雨果的态度是相对平静的。他觉得无论国家的体制怎么变，他都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年迈的国王对他很好，如果内阁垮台、国王退位，也不要紧。因为这样一来，奥尔良公爵夫人就会成为摄政王，那时候“摄政王谋臣”的位子肯定非他莫属。至于共和，他想都没有想，因为他认为这是既不希望也不可能的事。
可是，2月23日，当他在去议会的路上看到一队队高呼口号的士兵和武装的民众时，他立即敏感地意识到，政府已经把事情弄到了很危险的地步。暴动很快就会发生，但暴动很快就会被镇压，而革命却会颠覆王朝！
事情的发展印证了雨果的预测。一天上午，巴黎第八区区长莫罗告诉他，基佐内阁倒台了，支持改革的巴罗掌握了政权。雨果马上作出了判断，一个重大的事变就要到来！
他立即和莫罗走向王政广场。广场上正涌动着人的波涛，人海的上空不断呼啸着纷飞的枪弹。可他顾不得这些了，与莫罗区长一起扑进了人海，奔向议会。
在波旁王宫，雨果碰到了梯也尔，梯也尔告诉他，议会已经被解散了，国王退位了，奥尔良公爵夫人宣布执政。梯也尔还劝说雨果和莫罗区长马上去内务部找巴罗，马上去同他达成协议，因为这是关键时刻！
雨果接受了梯也尔的建议。在找到巴罗并从巴罗口中得到法兰西将实行摄政体系的明确答复后，雨果和莫罗又来到公爵夫人居住的推伊里宫。议会已经被解散了，公爵夫人应该马上到市政厅去。可等他赶到，公爵夫人已经在别人的簇拥下去了议会大院。
于是，雨果和一个区长急急地向前走着，他们要为七月王朝尽忠，想向本区的公民们说明国家发生的事变。雨果站在阳台上，高声宣布道：“国王退位了！内阁垮台啦！”他的话赢得了一阵热烈的呼声。
雨果又高声宣布了第三个消息：“奥尔良公爵夫人将任摄政女王！”
这次雨果的话迎来的是一片嘘声，随后便响起了“打倒波旁王朝！”“绞死法国贵族！”的口号声。
这使莫罗区长很沮丧。当雨果要求再往巴士底广场宣布国王决定时，莫罗摇头了。莫罗说：“巴士底广场四围聚居着革命劲头最高的巴黎下层社会民众，你去宣布摄政体制，弄不好他们就会向你开枪！”
雨果不听劝阻。他答应过巴罗，他得遵守诺言。经过一番努力，他终于登上了一座戏台。可是，他的演说遭到了强烈的反对。“短裤汉”们高呼“打倒波旁家族”的口号，一个工人甚至举枪向他瞄准高喊：“打倒这个法国贵族！”
工人最终没有开枪，因为有人告诉了他演说者的姓名。然而，雄辩的演说家没有取得任何效果，后来他不得不听从莫罗区长的劝告，离开巴士底广场，怏怏地回家。
他一向自认为是人民的朋友、被压迫者的知己，可是现在他和人民有了分歧。他主张君主立宪，而人民却要建立共和国。他是袖手旁观，站在斗争之外，还是反对人民的意志或是与人民站在一起呢？也许他那关于开明君主的政治理想真的是落伍了吧？雨果很早便赞成共和，但是使他困惑的是在法国这个时刻是否到来了呢？共和的条件是否成熟了呢？
一星期后雨果作出了新的选择，他在《致选民书》中表示愿意听从选民的意志。他写着：“我属于我的祖国，她可以支配我。”
二月革命后举行的大选中，雨果被选为议员。他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个党派，他只知道自己应该支持穷人，反对富人。支持秩序，反对混乱。
哪个集团的会议他都不参加。他认为法兰西的根本症结在于事实上的民主，而不是口头上的共和。这种不明不白的立场使他自己也不满意，也使他在4个月后发生的另一场革命中，处于一种极端的矛盾和痛楚的状态之中。
在现实中资产阶级独揽了大权，工人的切身利益得不到保障，失业问题极严重。巴黎的工人奋起反抗临时政府了。
5月15日，20万示威群众拥向波旁宫，他们的领导人登台向政府表达了工人的愿望，他们要求进行巨大的改革，向百万富翁征税，救济失业者，监督政府，支援欧洲各国起义的人民。他们的建议并没有被采纳。
于是，工人们便打算宣告成立新政府。临时政府调动军队逮捕了工人领袖。
6月23日，由于临时政府要关闭安置失业工人的国家工厂，工人在巴黎街头筑起了街垒，街垒上空飘扬着红旗，上面写着：“活着没有工作，情愿战斗而死！”
制宪议会派出议员代表回去和街垒战士谈判。雨果也肩负着前往街垒说服起义者放下武器的重任。雨果知道这一使命是危险的，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去了。
街垒就在面前，它有两层楼那么高，是用翻倒的马车、褥垫和马路上挖出来的石块筑起来的。从缝隙中可以看见黑黑的枪膛正对准着前方。
雨果独自一人在马路中央走着，手里挥动着白手帕。他终于走近了街垒，他向那些枪口对准他的工人们介绍共和国的情况，宣传博爱、和解，说起在家里等待着他们的妻子儿女，又谈到未来。
雨果劝说他们放下武器，因为可以不用枪炮，不必流血，心平气和地达成协议。
工人没有向他开枪，也没有做声。后来有一个人代表工人们对雨果说：“您也许真的热爱法国，雨果先生，可是我们对她却有另外一种爱法儿。请您回去告诉派您来的人，就说所有的街垒保卫者谁也不会放下武器。”
雨果没有因这次失败而罢手，他冒着枪林弹雨又走向另外一个街垒。可是在这里他的劝说仍然是徒劳。
雨果的呼吁当然不会有人响应。人们早就杀红了眼。而且，当他从广场街垒回到议会之后，立即有人告诉他，他居住的房屋已经被“短裤汉”们点上了火，幸亏有朋友帮忙，他的家眷才迅速搬迁躲过了更大的灾难。
雨果心慌意乱，拉马丁也沉不住气了。两个诗人都在猜想，面对这么多武装民众，这一回富人们可是要倒霉啦。
临时政府终于对工人动手了，大炮对准了街垒，人民惨遭杀害，也有的被监禁、流放。25000名被捕者中未经审讯而被流放的就有3500人。
制宪议会绝大多数议员都赞成对起义者严厉惩罚，只有34名议员表示反对，雨果便是34名议员中的一个。
雨果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无论是叛乱，无论是特别戒严，也无论是制宪议会的决议都不能迫使我去做我认为不公平和不好的事。”
由于镇压革命有功，军方首领卡芬雅克将军的地位大大地提高了，他在戒严的名义下正在国内建立军事独裁，他封闭了11家报纸，还逮捕了同情革命的作家。
雨果对卡芬雅克将军上台执政没有好感。他认为将军虽然口头上是个共和主义者，骨子里却是一个残忍的暴君。
作为一个作家，一个穷苦百姓的朋友，他不愿与卡芬雅克将军为伍。9月15****发表演说，坚决要求取消死刑。为了扩大他的影响，他与两个儿子一起创办了《时事报》。
1848年8月1日，雨果在制宪议会上发表了争取出版自由和反对逮捕作家的长篇演说。9月2日，他又发言反对政府宣布的戒严。
10月要选举共和国的总统了，雨果不愿意选卡芬雅克，正在这时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波拿巴拜访了雨果，这个野心勃勃的亲王为自己涂上了民主思想的光环，声称他曾写过一本论贫困的书并强调自己是同情穷人的。
他慢条斯理地表白自己说：“有两个人可以作为一个注重功名的人的楷模，这就是拿破仑和华盛顿。我不是一个伟人，我不想效法拿破仑，但我是一个正派人，我要以华盛顿为榜样。”
“如果说拿破仑比较伟大些，华盛顿却善良些。一个是罪恶的英雄，另一个是善良的公民，二者之间，我愿做后者。”
路易·波拿巴的一番话果然打动了雨果。1848年12月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举行总统选举的时候，雨果坚定不移地站在卡芬雅克的对立面，热忱地支持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波拿巴竞选。在选举前一天出版的《时事报》的整版副刊上，波拿巴的名字史无前例地出现了100多次。
很快，选举结果出来了，正如雨果希望的那样，路易·波拿巴获得了胜利。
然而，雨果很快便发现支持路易·波拿巴是错误的。路易·波拿巴曾表示要做一个华盛顿式的善良的公民，可是他上台以后的行为与他的宣言完全是背道而驰的，他提拔重用保王党中的名流和毫无原则的投机钻营者，使法国上层领导中反动势力占据上风。
他听从教皇的呼吁，派出法国军队前去镇压罗马的革命。****议员谴责这一决定，指出侵犯罗马就是侵犯宪法，总统应受审判。****议员还组织了游行，政府动用军队镇压了****的革命活动。
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路易·波拿巴通过了缩小****范围的提案，企图剥夺部分公民的选举权。
从1851年2月起雨果就在议会不仅发言反对政府，也反对路易·波拿巴本人。而当波拿巴企图修改宪法，要求延长任职年限的时候，雨果简直是要破口大骂起来。
波拿巴的真面目暴露得越快，雨果的态度也转变得越快。他很快便从温和派的营垒里杀了出来，与****并肩战斗，并成了反对波拿巴的领袖。
雨果用行动实践了自己的誓言，他在议会发表演说，抵制波拿巴的错误做法，他在共和党议员的宣言上签字，公开与共和党站在一起，他在自己的演说集的序言中斩钉截铁地说：“共和是个思想，共和是个原则，共和是个法权，共和是进步的体现，现在我要为共和而斗争！”
雨果的举动触怒了波拿巴，波拿巴便借故将他的两个儿子、两个学生判了短期徒刑。
雨果一点也没有惊慌失措。他每天都到监狱去看望他的儿子和朋友们，和小伙子们一块儿津津有味地品味偶尔从监狱小铺子里买来的红葡萄酒。
他明白下一个会轮到他自己。监禁或者是流放，他都觉得无所谓。他已经义无反顾，他豁出去了。
12月2日早晨8时，雨果醒来后，仍然坐在床上，开始写作。
他的仆人神情惊慌地走进来说：“一位人民代表有话和先生说。”
雨果问道：“谁？”
仆人说：“万尔西尼先生。”
万尔西尼是位胆大心细的人，他走进来，讲述了事情的经过。昨天夜里，波旁宫被关闭，议会的总务主任被捕，议会主席杜班懦弱无能，墙上到处张贴着宣布武装政变的布告。决心奋起反抗的代表在布朗什街70号高本男爵夫人家里集合。
雨果急忙穿上衣服，往一个被他保护的失业木工吉拉尔家里赶去。吉拉尔已到了大街上。人们看布告，照常去上班。每个橱窗前面，都有一些赞成政变的人在演讲：“反动的多数派被赶走了。”
过路行人只耸耸肩膀。雨果说：“人民会起来战斗的。”在布朗什街70号，雨果找到米歇尔·德·布尔日和其他一些代表，其中有博丹、埃德加·基内。不一会，客厅里挤满了人。雨果第一个发言，他说，应该立即斗争，针锋相对。
米歇尔则说：“我们不是在1830年了。当时，221名代表都深得民心，如今的国民议会可不是那样做了。应该使人民有认清形势的机会。”
雨果没有出声，他像往常一样，只相信自己的眼睛。他跑到林荫道上，这时在圣马丁门的岗哨周围，已经聚集了一大群人。一队步兵鼓手打头，走上林荫道。一个工人认识雨果，问他该怎么办？
“撕毁宣告政变的传单，高呼‘宪章万岁’！”
“要是向我们开枪呢？”
“你们也拿起武器。”
一声响亮的呼喊作了答复：“宪章万岁！”陪同雨果前来的一位朋友劝他冷静点，不要给路易·波拿巴的士兵以开枪的借口。
雨果又返回布朗什街，向同事们讲述了当前的形势，提议发表一个宣言，同事们没有人反对。他口述道：“致全体人民：路易·波拿巴是个叛徒。他践踏了宪章。他背信弃义，无视法律。希望人民肩负起责任。共和国的代表走在前列。”
警察监视着集会的大楼。会议只好转移到热马佩巷2号拉封家召开。一个****代表委员会诞生了，有人想把它称为“暴动委员会”。雨果反对说：“不，应该叫‘抗暴委员会’。暴动的是路易·波拿巴。”
过了片刻，雨果又在大街上会见了前来求见的普鲁东。“我作为朋友来告诉您，”普鲁东说，“您在异想天开，人民还被蒙在鼓里，他们不会行动的。”
雨果仍然坚持原来的想法。他希望人们第二天就会突然地觉醒，然后马上团结起来战斗。
第二天一大早雨果回了趟家，仆人一见他就告诉他：“昨天夜里他们来过，想逮捕您！”
雨果终于来到了集合地圣安瑞，一群议员占据着这个桥头堡，他们已经和政府军发生了冲突，有一个年仅33岁的议员在冲突过程中被打死了。雨果和他的战友们没有被鲜血吓倒，他们感到主要问题就是人太少。他们决定加强宣传，唤醒民众。只有人民参与进来，抗击政府的行动才有可能取得胜利。因为人民总是站在正义的一边。
12月4日，是决定性的一天，也是开始大屠杀的一天。自由资产阶级的抵抗遭到了政府的残酷镇压。在巴黎，参与资产阶级斗争的人民中，死亡不下400人。雨果断言至少有1200人被杀，卡斯泰尔说至少有2000人。
雨果和他的战友的宣传组织工作非常奏效。法科和医科的大学生出动了，工会发动了五六千人。可是政府的军队也在不断地向各据点调动。
但是人民发动得毕竟还是太少，一开始，凭着一股热情，起义的人民一度包围了警察厅，后来随着军队源源不断地到来，起义者马上转入了劣势。在政府军面前，起义的民众看起来不堪一击。
5日，政府军控制了全城，为了减少流血，革命委员会命令停止抵抗。
雨果的名字上了黑名单，波拿巴在政变一开始就下达了逮捕雨果的命令，还悬赏25000法郎。
雨果不得已装扮了起来，头上还低低地戴了一顶鸭舌帽，身上穿一件黑色宽袖外套，远远看去，真有点像一个工人。蒙飞烈侯爵亲自送雨果上了火车，就这样雨果到了比利时首都，成了一个流亡国外的进步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