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10月，在维也纳音乐学院进行了4年的深造之后，我被马里博尔市立音乐剧院聘为乐队副指挥，并在当地完成了我的首次亮相——指挥洛尔青的《军械工》。我对我的第一份独立工作感到相当满意。尽管这个镇略小于林茨，但当地人十分热爱艺术。我指挥了几部轻歌剧，其中，弗洛托的《玛莎》尤为成功。春季将罄时，我带着我的乐队前往皮耶什佳尼去作夏季演出。到了秋天，我又返回马里博尔继续工作，我已经把自己的生活完全融进了这个令人愉快的小镇。来自社会各界的支持使我信心十足，热情高涨！
一天晚上，当《爱娃》的首演结束后，我被舞台导演叫到了他的包厢里，他给我引见了克拉根福市立剧院的老板——他们剧院当时正差一个歌剧指挥。显然，我当晚的表现给那位老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他当场就跟我签约了下个季度的演出合同。因此在1914年的初夏，也就是马里博尔的签约季末，我在返回林茨的途中，专程前往克拉根福去探访了一下我未来的工作环境。一支由40人组成的优秀乐队，一座上好的剧院，还有一个现代化舞台，所有这一切尽在凯尔滕州首府，这座因热爱音乐而闻名遐迩的城市。在这里，我能指挥《罗恩格林》，甚至也许《名歌手》，如此条件，夫复何求？我仿佛已经听见了小提琴奏响的神圣弦音。
然而，我这些即将实现的美梦，却很快随着对俄战争的爆发而化为灰烬。几个月后，我以奥匈帝国第二步兵团预备役士兵的身份，奔赴加利西亚前线，接受了战火的洗礼。战争与我朝思暮想的音乐形成了天壤之别。尽管我根本不是块扛枪打仗的料，但和我所有的战友一样，我尽我所能地去履行自己的职责。1915年，在喀尔巴阡山脉挺过了一个恐怖的寒冬之后，我被送到了匈牙利，条件恶劣的易普杰斯野战医院。
伤员和病号将从这里被运往布达佩斯，这是一段为期7天的颠簸路途。每到一处较大的中转站，就会卸下一批新死的士兵。我万念俱灰，甚至已经开始盘算他们会在哪个站把我丢下。然而神奇的是，我竟然熬过了途中所有的恐惧与磨难，幸存了下来——但我的活力，已经一去不返。
经过数月的恢复之后，我回到家中，发现一切都已改变。我父亲的身体已被工作拖垮，于是他放弃了自己的夙愿，不再想让我这根独苗，去接管他苦心建立的生意。1916年，他关闭了作坊，在埃费丁附近的法瀚购置了一块小农场。他本希望通过调养恢复身体健康，但为时已晚，1918年9月，当我再次站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已在病痛的折磨下，绝望离世。我多么希望能让他的晚年过得更快活一些。
战争结束的时候，我还待在维也纳的一个运输队，1918年11月8日，我们部队被遣散。现在我该做什么呢？所有的地方剧院全都已经关门歇业。我只好在维也纳东游西逛，看能否找到一个工作。虽然国立剧院依然在营业，但想在那里谋份工作简直难于上青天。多年前，为了维持生计，我曾在一支乐队里当过大提琴手，而现今，它已经解散。除了几家大型咖啡馆里还有几只伴舞乐队以外，其他什么都没有了。不，那种环境不适合我。有一阵，我在一家新开的电影院指挥一支“六件乐队”，为无声电影配乐。可是我并不满足，我试图找一个大提琴手的工作，但是徒劳无获，也没有人需要聘请家教。
在收到我母亲的来信前，我已经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她告诉我，埃费丁的镇议会在公招秘书。母亲知道如何对我进行诱导，她将这份毫无吸引力的工作形容得妙趣横生。她已经向市长介绍了我的音乐才华，另外还补充道，他们希望未来的镇议会书记官重组音乐社——战争导致了老音乐社的解散——并负责具体的安排。
回到家里，我仔细考虑了一番；工资少，艺术机遇有限，但与此同时，我已经放弃了成为职业指挥的希望，为了讨好母亲，我填写了申请表。然后我返回维也纳，仍旧一心想要进入乐队。1920年1月，我收到一封来自镇长的通知书，上面写道，地方委员会从38位申请人中，挑选了我来担任书记官一职。于是，我就成为了公务员。
我渐渐地熟悉了工作，几年后我又通过了上奥地利州政府雇员考试。虽然我级别低微，但我因此获得很多自由时间去从事我的音乐。我建立了一支不错的乐队，很快，我在镇上的音乐生活就开展得有滋有味。无论是音乐会所的弦乐重奏，或是户外的管乐表演，还是唱诗社的节庆演出，我都在这些工作上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整段时期内，我没有找到哪怕是一丁点儿与我老朋友相关的消息，他就用这么一种如此怪异的方式抛下了我，而我，最终也放弃了所有的尝试，因为我根本想不出任何同他取得联系的办法。他的姐夫拉包尔老早就去世了，他的姐姐安吉拉也已不在林茨居住。时隔这么久，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在我朋友身上发生。较我而言，他的确是个更优秀的士兵，这点我敢肯定；抑或，他像我们这一代其他许多的年轻人一样，已战死疆场。
我偶尔会听到人们谈及一位德国政治家，名叫阿道夫·希特勒。但我想他们指的肯定是某个与他名字相同的人，毕竟希特勒这个名字也不是那么罕见。想必再次听到我老朋友的消息时，他已经成为了一位举足轻重的建筑师，或者至少是一名艺术家，绝不会是某个尸位素餐的政客，而且还待在慕尼黑。
之后的一个傍晚，当我穿过静谧的市集广场之时，我漫不经心地在一家书店前停下了脚步。书店的展览橱窗内摆放着《慕尼黑画报》。画报的头页印有一张年龄在35岁上下，面容消瘦苍白的男子头像——我立马就认出了是他。那正是阿道夫；他几乎没怎么变化。我仔细地算了一下，从我们一起住进斯通帕街到现在，一共过了多少年——整整15年啊！他的脸看上去显得更严肃，更成熟，更有男人味，但几乎未见衰老。
图片下打出的标注是“着名的国家社会主义演说家，阿道夫·希特勒”。原来我的朋友真的就是众人口中所谈论的那个政客。我非常遗憾他没能像我那样，走上一条艺术家的道路，并且我深知这对一个人来说，意味着葬送自己的所有愿望和梦想。如今，他不得不靠在各种会议上发表演说为生。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尽管他的确是一个颇具说服力的演讲者——像这样的例证不胜枚举。我当然也能够理解他对政治的兴趣，但政治是一项费力不讨好，甚至几近危险的任务。令我欣慰的是，我的工作职责能够使我置身本地的政治事件之外，因为作为镇上的书记官，我必须对所有镇民一视同仁。而我朋友才是真正的一头扎进了政治，当我从报纸上得知他因过激的行为被关进兰德斯堡监狱的时候，我丝毫没感到惊讶。
然而他又东山再起，舆论界向他投来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他的政治理念也正在逐渐被许多奥地利人所接受，对此我更是不以为奇，因为这些人基本上都像阿道夫当年在维也纳跟我形容的那样，困惑而盲从。当我读到他的演讲时，我脑中闪烁的记忆画面又真实再现：斯通帕街29号那间昏暗的陋室，侃侃而谈的阿道夫在钢琴与房门之间来回地踱着步子。那时候，我是他唯一的倾听者；而现如今，他的听众数以万计。他的名字已传遍街头巷尾，很快人们就会问道：“这个希特勒究竟是何方神圣？”
对于这个问题，我想我比大多数人都更有资格回答。我不是还有他寄来的信件和画作吗？我几乎都快把这茬给忘了，于是我来到我父母亲位于法瀚的房子，我爬上阁楼，还好，那个老旧的木柜依然静静地摆放在那里，当初，我母亲卖掉了小农场之后，这个柜子就跟着我们一起搬到了这里。我找到了钥匙，打开了柜子，里面放着一个蓝色的大封袋，上面有我亲手写下的几个字：阿道夫·希特勒。对于这个封袋，我已回想不起，在对战争的恐惧和随之而来的痛苦折磨之下，我已完全将它遗忘。就像我的朋友一样，要不是他以一名政客的身份又重新出现在我的视线前，想必我也会渐渐地将他忘记。
我打开了封袋，里面装着我朋友寄来的明信片、信件和图画。尽管我承认，这袋子里保存下来的东西，只是我从他那里收到的一部分，但其中大多数都是比较重要的物件。我把这些卡片和信件又重新浏览了一遍。怎么处理呢？我该不该把这些函件又给他寄去？但这样做又有什么意义呢？他肯定正忙着处理其他的事情，哪会有这么多的闲工夫来怀旧。说不定他早已忘记了那个在剧院认识的、痴迷音乐的“瘦子木匠”。那我该不该给他写信呢？也不行，这样做在我看来更是毫无意义，因为当初他就一直在鄙视我，说我对政治缺乏兴趣，而现如今，我只会让他感到更加失望。
所以，能通过报纸来了解他，关注他，我就已经相当满足了。现在他的支持者大概有上百万之多。凭借激进的构想与理念，他足不出户就能给我们畏缩的奥地利带来兴奋与动荡，这更是让我选择沉默的直接原因。
在阿道夫为自己赢得了一个政治家的名衔以后，我却没有立马设法与他取得联系，也许这看上去似乎有些难以理解。其实不然，回想过去，我们青年时期的友谊建立在一样我们共同的爱好之上，那就是艺术；而政治对我根本没有吸引力，因此阿道夫在我眼里也失去了他的魅力，同样的，我也不能期望他对我再抱有任何的兴趣。
后来，在1933年1月30号那天，我听新闻上说，阿道夫·希特勒成为了德国的总理。我立刻回想起那晚在弗莱堡的山上，阿道夫对我说过的话，他说有朝一日，他将成为像黎恩济那样的人民领袖。这番在他16岁时看到的幻景如今真的变为了现实。于是我伏案写下一篇短信，寄给了身在柏林的德国总理，阿道夫·希特勒。
我并没有期望能够收到任何回复。毕竟，身为一个总理，处理国家大事肯定要比给小半个世纪前结识的老朋友写回信重要得多。然而在我看来，抛开政治因素不谈，向一个久违老友获得的成就和地位致以祝贺，总该不是件错事吧。
但令我倍感惊讶的是，有一天我收到一封来信，信上写着：
上奥地利州，埃费丁，镇书记官，奥古斯特·库比席克先生（收）
阿道夫·希特勒
1933年8月4日，慕尼黑，“棕宫”
我亲爱的库比席克：
直到今天我才看到你于2月2日给我的来信。自从今年1月份以来，我已收到了成千上万封信件，因此请你不要见怪。我很高兴能在分别多年之后得知你的消息和住址。我十分愿意——以前我那段艰苦的奋斗经历已成往事——与你一起，重温我人生中那段最美妙的岁月。有机会你可以来见我。愿你和你的母亲诸事顺心，我记忆中仍然珍藏着我们过去的友谊。
你的，阿道夫·希特勒
看来他并没有将我忘记。在百忙之中他还能想起我，让我感到非常高兴。他将我们一起度过的日子称作是他人生中“最美妙的岁月”。说明他已经忘却那些痛苦的经历，留下的都是些愉快的回忆。但信的结尾处让我感到有点局促不安。他写道：“有机会你可以来见我。”说来容易做来难。我总不可能就这么直愣愣地跑到他在上萨尔茨堡的别墅，然后笑着对他说：“我来了。”这样的重逢只会让他感到厌恶。再说我又能跟他谈点啥呢？同他相比，我的人生经历显得既无意义又无趣；要是跟他谈论埃费丁，只会让整个气氛变得更加沉闷。而与我们相关的话题也就仅限于此，再无其他可言。因此我打消了去拜访他的念头，并劝慰自己，这样的善意邀请就像信尾的常规祝愿一样，不过是出于一种礼节上的考虑而已；25年前，这份祝愿是带给我的双亲，如今只对我的母亲。
当然，如果一个朋友能够像这样，始终如一地对待自己，那的确是件好事，但我认为，这段再续的友谊已经丧失了最基本的平等性，因为很明显，命运已让我们产生了天壤之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