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可喜的是，我朋友的音乐兴趣在维也纳得到了拓展。先前他仅仅是对歌剧感兴趣，而现在他还越发地喜欢上了音乐会。虽然以前在林茨的时候，他经常去听林茨音乐社组织的交响音乐会，那几年他听过的音乐会少说也有六七场。但那时候他并不是冲着音乐会本身，而是冲着我来的。因为当时我在乐队里表演，这是他前来捧场的一个重要原因。他并不认为像我这种性格温和而内向的人能够在大庭广众之下表演，所以每一回他都热切地期盼着我的演出结果。至少我记得在每场表演结束后，他对我的评论，要远多于音乐会本身。
而维也纳改变了这一切，显然，音乐学院每星期发给我的两三张音乐会门票对此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每次我总会拿一张门票给阿道夫，有时候甚至全部都给他（当我碍于声乐练习去不了的时候）。由于这些赠票通常都对应着较好的座位，因此我们并不用像去皇家歌剧院那么紧张。
在同他讨论到这些音乐会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阿道夫对交响乐的品位正在逐步提升。这让我感到十分高兴，因为它为我们创造了一个新的共同爱好。
古斯塔夫·古特海尔是音乐学院指挥学院的院长，同时他还是维也纳音乐会协会的乐队指挥。但令我们尤为喜爱的还是音乐学院的院长——费迪南德·洛伊，他偶尔在维也纳爱乐乐团担任乐队指挥，他还是一个布鲁克纳的忠实崇拜者。尽管勃拉姆斯与布鲁克纳这两位大师都已经去世了十多年，但在当时的维也纳音乐界，仍然充斥着关于他们两位的高下之争。令人敬畏的音乐评论家爱多尔德·汉斯利克（我们总是称他为“书记官贝克梅瑟”）也已去世，但他造成的恶性影响依然存在。汉斯利克曾坚定地支持勃拉姆斯而对安东·布鲁克纳展开猛烈地攻击。他是我们俩公开的敌人，就因为他也曾有失客观地抨击过理查德·瓦格纳。另一方面，费迪南德·洛伊是布鲁克纳的铁杆拥护者；还有维也纳歌剧院后来的负责人弗朗兹·沙尔克，他也是布鲁克纳的支持者。
对我们来说，要想在这场争论中选择一个立场并不困难。我和阿道夫都喜欢布鲁克纳，他创作的交响乐能够将我们打动，能够使我们为之振奋。此外，布鲁克纳还是从我们那儿走出的名人，称颂他的作品就等于是称颂我们的家乡。然而，我们并不能把这些当作排斥勃拉姆斯的理由。在这场争论中，我们把自己视为年轻人的代表，将赞美送给两位大师，对老一代人的狂热置之一笑，因为这在我们看来，完全是多余的。至于阿道夫，他想得更远。他说，林茨应该成为安东·布鲁克纳的圣地，就像拜罗伊特成为理查德·瓦格纳经典作品的汇集地一样。还要让林茨音乐大厅（他刚完成不久的设计）成为人们缅怀布鲁克纳的圣堂。
除了这些古典音乐大师们的伟大交响作品之外，阿道夫还尤其喜欢浪漫主义作曲家的音乐，像卡尔·玛利亚·冯·韦伯、弗朗兹·舒伯特、费利克斯·门德尔松·巴托尔迪，还有罗伯特·舒曼。他很遗憾理查德·瓦格纳的创作事业仅致力舞台而非音乐厅，因而在音乐方面，人们只能从他的一些序曲创作和一些歌剧桥段中去领略他的风采。
另外我还必须提一下爱德华·格尔格，他是阿道夫非常喜欢的音乐家，他的A小调钢琴协奏曲总能给阿道夫带来欣喜和愉悦。
总的来说，阿道夫对名家作品的独奏演绎并不是特别地钟爱。但某些演出他也绝对不会错过，比如莫扎特或贝多芬的钢琴和小提琴协奏曲，门德尔松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尤其还有舒曼的A小调钢琴协奏曲。
但在频繁地接触这些音乐会的同时，阿道夫还产生了一种焦虑不安的情绪。长久以来，我一直不明其因。要是换做其他年轻人能有机会欣赏这些演出，他们必定会满意得无可挑剔，然而这并不是阿道夫的表现。
他分文没出地坐在音乐大厅的好位子上，幸福地享受着贝多芬那辉煌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多么愉快，多么满足。然而，环顾整个大厅，他只能够数出四五百人的听众。与千千万万无缘到场的音乐爱好者相比，这个数字显得如此的微不足道。毫无疑问，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不光是学生，还有那些工匠和普通工人，他们本来也应该像阿道夫一样，不用出钱或者支付一笔他们能够承受得起的费用就可以高高兴兴地前来聆听这些不朽的音乐作品。对于这种状况，维也纳还不算是典型，因为在维也纳，音乐爱好者们要想搞到音乐会的门票还算相对容易。但在维也纳之外的一些小地方，比如一个镇上，哦对，阿道夫也在林茨亲眼目睹过，在满足人们的文化需求上，这些小地方做得多么的欠缺！这种状况必须得到改变，享受音乐会不该再继续成为少数人的特权。免费门票的制度尚不健全（尽管阿道夫自己已从中获益良多），需要一个彻底的改进措施。
这是阿道夫典型的思考方式。他对身边发生的任何事情都要进行一番概括总结。即便是听音乐会，这样纯粹的艺术体验，其他人往往都是被动地接受，事过便作罢，而到了他那儿，整件事情就变成了一个全球性问题，因为在他梦中的“理想国度”里，没有任何事情是无关紧要的。想必他的“革命的风暴”已经刮开了艺术的大门，甚至锁定在了许多艺术娱乐领域的“改革”上。
毫无疑问，当年的许多年轻人都曾有过同他一样的想法。他们都极力反对某些阶层在艺术领域继续享有特权，因此阿道夫的抗议并非孤立无援。但事实上已经有无数的社团、组织和机构为这个目标做出了努力的尝试，而到最后都是无果而终，更不要说这些狂热的青年先锋了。然而我朋友对这个悲伤之地的挽救方式可谓独一无二。虽然其他人总是满足于用适度的方式来逐步达到他们的目标，但阿道夫鄙视折中的办法，他一向是致力那种一劳永逸的总体性解决方案，不管它何时才能够实现。对他而言，当一个基本构思从他脑海中浮现出的那一刻起，它就已经成为了现实。
他的另外一个特点是：绝不仅仅满足于简单的阐释，而是立刻着手将解决办法的所有细节详尽地制订出来，就如同接到了“上级单位”的命令一样。可以说他这些细致的计划几乎都好得同现实没有什么区别。一旦他脑子里有了一个具体化的构思，那么将其变为现实就只待一声令下。然而，在我们交往的岁月中，这个命令却从未被下达过，这就是为什么在我内心深处，我总把阿道夫看成是一个空想家的缘故，尽管，我一直都对他那些看似合乎情理的言语深信不疑。而当时的他，更是绝对相信，有一天，他将以个人的名义，下达这个指令，到那时，成千上万个由他经手的计划和工程便会被付诸实现。当然，这些罕见的言语他也只能跟我讲，因为他知道，我相信他。我时常倾听他的构想，但想必任何一个人，在了解了他的项目发展规模后都会忍不住要问：“谁会为此埋单呢？”以前在林茨的时候，我的确经常小心翼翼地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在我看来，这是再明显，再重要不过的事情了。而到了维也纳，我学会了克制自己，学会了在表达投资质疑的时候不要那么直接。阿道夫一直认为这种问题是多余的，而且他的回答也在发生改变。在林茨，他的标准回答是“帝国”，我觉得这就跟没回答一样。到了维也纳，他的回答又变得稍微清晰了一点：“这是财政专家考虑的事。”但用态度粗鲁的回答来封住我嘴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你将成为最后一个问我这种问题的人，看在你对此一无所知的分上”，或者是更简短的回答，“请你留给我来操心好不好”。
他总是在他的谩骂与抨击中，抑或在我们的激烈讨论中，突然使用一些措辞（他以前从未用过的特殊表达）来表明他正在着手构建的某一项方案。只要他的构想还不具备明确的目标，他的措辞就会不断地改变。如此一来，在连续数星期频繁地出入于音乐厅之后，他首先提出了“在各省展开巡演的管弦乐队”。我当时以为在维也纳真的有这样的管弦乐队，我以为阿道夫是在陈述一件事实。然而后来我才发现，他提到的这支“可移动的管弦乐队”（因为“巡演”这个词让他联想起了太多的二流演出团体）实际上只存在于他的想象之中。由于他从不满足于折中的办法，因此很快他就将其名称改为了“帝国移动交响乐团”。我仍然记得阿道夫为自己的发明感到十分欢喜，在我们为这个机构制定好计划之后，他决定要建立10支这种乐队，并且要将他们派往我国的各个地区，这样一来，即便是身在这个帝国最远角落的人们，也能够享受到贝多芬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