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1986年，尽管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新一代教练机却始终停留在方案论证阶段，没有进展。这期间，新一代教练机的方案均立足于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洪都总是希望能找到一个内外兼顾的方案，可事实证明，这只是一个良好的愿望。
多年后，回顾这4年的论证工作，石屏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新一代教练机之所以进展缓慢，一方面与发动机有关；另一方面，国内市场条件仍不成熟，因为当时空军的初教6—歼教5体制虽然有缺点，但要淘汰一个机种，换一个新机种，时机仍不成熟。
因为发动机的问题，军方始终不认可新一代教练机，自然就无法争取到立项。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都对新一代教练机失去信心，加上国家大力提倡“军转民”，1986年，设计线上大量人员投入到民机竞标中，新一代教练机线上只剩下3个人坚持着。
今天，我们回顾历史，客观地说，新一代教练机遭受的这些波折与磨难，并不是单纯的事件，而是被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人民解放军实现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即由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转变到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上来。经过1975—1982年的历次精简整编，我国军队数量已经有很大缩减，1985年，中央又决定裁军100万。这期间，许多军人退役转到地方。与此同时，许多军工企业也都面临着军转民的艰难过程。
洪都，作为国有大型军工企业，由于“**********”，加上长期没有新的型号设计研制任务，尽管在早年积累并掌握了一些设计技能，但无论是制造厂还是设计所都出现难以为继的局面：军品订货量压缩，任务不足，生产线因闲置而萎缩；企业负债重，流动资金短缺，资金周转困难；各种科研经费削减，新品研制能力不足；因预研型号少，资金短缺，技改投入减少，生产设备陈旧，制造技术落后；人才流失严重；社会包袱沉重……
为了生存，军工企业纷纷响应国家号召，大行军转民、军民结合的尝试。在这种大背景下，洪都一时大兴民品，利用现有资源、技术、人才等转向民用产品的生产。声震大江南北的“长江”750、“洪都”125两轮摩托车就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产物。
80年代初，洪都为了适应军方需要，组织了强5加大航程的项目论证，组织了强5外销机出口，至80年代中期，实行军民结合。很大一批科研人员纷纷转向民品线。作为科研人员，石屏既表示理解，但同时内心也有一种说不出的苦楚。作为洪都当时的支柱产品，强5的年订货量最少时只有3架，3架强5飞机，却要养活2万职工！这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结合这样的时代背景来看，中国新一代教练机的研制历程，其艰难曲折性便不难理解了。
虽然新一代教练机遭遇困难，但对于石屏来说，这段时间是他的蛰伏期。围绕发动机选型，石屏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他天天加班，常常是想起要回家时已经很晚了。
一个人走在寂静的路灯下，影子被拉得好长好长，空气很清爽，树影婆娑。生活区里50年代建造的住宅楼在橘黄色路灯的映照下显得更加沧桑，人们已经沉入梦乡。从办公室到家的这段路上，石屏总是看着自己移动的影子，思考第二天要做些什么，非常投入，常常到了家也不知道，石屏突然意识到原来这条路他已经走了几十年了。
这几十年间，他经历了洪都飞机发展史的全部内容，从修理到仿制，再到自行设计，从螺旋桨飞机到喷气式飞机，从最初的雅克-18、安-2、初教6、“东风”103到强5以及强5系列改型机等多种型号飞机的仿制、设计、研制。作为新中国的奠基企业之一的洪都，有过灿烂辉煌、风光无限的历史，也经历了艰难困苦、低谷徘徊的岁月。可是，无论多么艰难，洪都人始终没有放弃“航空报国”的信念，再苦再难也要干，雅克-18是这样干出来的，初教6是这样干出来的，强5也是这样干出来的。
提起强5，石屏突然想起了陆孝彭所长。他在心底问自己，如果新一代教练机也遭遇了强5研制之初的困难境遇，今天的我们又该如何呢？
石屏沉思着，仰望天空，明月斜挂……
1982—1986年，尽管新一代教练机的研制没有实质性进展，但有一点是必须肯定的，那就是在中航技的积极推动下，寻求国际市场的步伐从来没有间断过。中航技积极推动新一代教练机的国外推介工作，这也是寻求国际市场的重要时期。正是这一时期，奠定了新一代教练机走外销出口道路，走出了一条全新的营销模式。
1983年开始，中航技便对外推荐新一代教练机，并重点与巴基斯坦就合作进行了多轮商谈。
1984年6月的一天，在洪都航空宾馆的会议室里，有一批特殊的客人，他们是巴基斯坦军方代表团，石屏参加会议并介绍了中国研制新型教练机的方案。这次会议，石屏得到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巴基斯坦有75架T-37教练机要退役，需要换装新型教练机，他们对新一代教练机设计方案表示赞同，有采购意向。
这个信息让石屏重新看到了希望，让洪都人看到了希望。要知道，这对于新一代教练机来说，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关键一步，如果与巴方合作成功的话，那就意味着新中国第一架与外国合作、全新设计、以外销为主的新一代喷气式基础教练机将要诞生。这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一件事情，这说明中国改革开放已经实实在在地惠恩于经济的发展，惠恩于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而在新中国航空工业史上，也将是载入史册的浓重一笔。
为了推动中巴合作，在所长的组织领导下，教练机方案组解散，教练机的工作已经安排到各专业室了。石屏深知，飞机要上天靠少数人是实现不了的，需要一大批骨干力量。为了新一代教练机开拓国际市场的需要，在石屏等一批科研骨干的积极推动下，从1984年开始，洪都开始有计划、多途径、多语种地对科技人员进行外语和计算机培训。后来，这批掌握了英、日、法等语种的工程师，承担了对外开放、技术引进过程中的翻译及外销产品买方人员的培训工作。同时，洪都开始注重计算机辅助设计、制造技术。没多久，企业便引进了VAX计算机，很快投入安装使用。
由于强5外销机、强5加大航程型及新研飞机的需要，这期间，洪都又陆续新建了6个实验室。这样，从手工操纵到机械、液压操纵，逐步到微机自动控制、监测和数据处理，初步建立了12个专业的实验室。当时，有些试验水平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如燃油、疲劳、鸟撞试验等。当然，从总体上来说，这些实验室后来因为经费受限，加上技改投入少，逐步落后了。但在新一代教练机研制阶段，这些实验室发挥了良好的作用。
1986年8月，南昌已是酷暑，一个早晨，石屏踏着设计所院前小路上班，两边的小树枝叶茂盛，各色花卉竞相开放。朝露拥着红红的太阳冉冉升起，高高的蓝天，清澈宁静，石屏今天心情格外好。
中航技副董事长赵光琛率团去巴基斯坦商谈教练机合作事宜。团组成员有：中航技李泽藩、房颖，三机部军机局高慧贤，洪都贺福康、石屏等，石屏很兴奋。1984年6月，巴代表团表示了采购新教练机意向，两年过去了，现在期望即将成为事实了。虽然多次出国，但这次却有着不同的意义。中航技和洪都是抱着必胜的信念前往的，出发前，大家达成共识：签约了，就是胜利。因为，这个时候的新一代教练机急需借助国际协作打开局面。石屏告诉自己，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此前的一年多里，新一代教练机逐渐进入低潮期，根本没有人料想会有巴基斯坦之行。由于通知来得太突然，来不及准备详细的汇报材料。出发前，石屏准备了一个配装JT15D-4C发动机的教练机简单方案，但在与巴方的讨论中，没有出示。石屏有自己的考虑，一方面，洪都新一代教练机的发动机还没有选定，方案并不是十分经得起推敲；另一方面，以从事强5外销谈判的经验判断，一旦拿出正式的设计方案，巴方极有可能会找来飞行员参与讨论。巴基斯坦这个国家虽然不能制造飞机，但由于他们的飞行员长期使用美国和法国的飞机，有飞机和发动机的修理厂，他们对教练机和作战飞机的性能非常了解，对机载设备及使用维护有很丰富的经验。石屏知道，一旦飞行员参与讨论，一个飞行员一个想法，意见很难统一，很多问题都会因此而拖延，那么整个合作的进展很可能会延缓下来，此次签约也就不太可能了，这是石屏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所以，石屏拿着提纲在讨论会上发言。
3天后的下午，石屏住进了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的住所。石屏向巴方详细介绍了飞机的方案，当天傍晚，巴方便通知第二天召开国防部听证会，汇报中巴合作生产K-8的事项。中方此前并不知道有参加听证会这项议程，这让他们感到意外。
参加听证会，这意味着合作事宜大有希望，这让大家很兴奋。但同时，也让大家犯了愁，中方并没有准备作报告的技术资料。在这种情况下，考察团讨论决定，迅速拟定一份全新的材料，团长将这个任务交给了石屏。
还没有从旅途劳顿中恢复过来，石屏连夜开始了紧张的工作。这一夜，他忘记了疲劳，忘记了饥饿，滴水未沾，完全沉浸在方案之中。报告从世界教练机的发展状况到巴空军对新一代教练机的实际需求，从世界新一代教练机的基本特点到我方新一代教练机的设计思路，从性能特点到国际竞争能力，从合作研制计划和周期到潜在市场分析等，进行了全面的阐述，通篇博采众长，旁征博引。完成了报告，石屏抬头一看，已是第二天的凌晨5时。将报告最后阅览一遍，然后放心地合上卷。异国的黎明静悄悄，石屏站在窗前思索着，眺望着远方……
远方，远到中巴交界的地方，横亘着中亚细亚大山脉。这里终年积雪不化，似一排玉柱立地擎天。绵延的山脉白茫茫一片，犹如横空出世的巨龙遨游在天边。时而云蒸雾涌，玉龙乍隐乍现，时而碧天如水，万里无云，群峰像被玉液清洗过一样，晶莹的雪光耀目晃眼。东方初晓，晨曦罩峰顶，多彩的霞光映染雪峰，白雪呈绯红状与彩霞掩映闪烁。傍晚，斜辉把雪峰染抹得像披上红纱，云朵带着晚霞，飞归峰间谷壑。入夜，月光溶溶，雪峰朗朗，显得温柔、恬静。
这里是世界上高山和高纬度之外冰川最集中的地方。塔吉克斯坦、中国、巴基斯坦、阿富汗和印度的边界全都辐辏于这一山系之内，赋予这一僻远的地区巨大的********意义，这里就是突厥语族中黑石或黑山的音译——喀喇昆仑（karakorum）。
听证会开了整整一天，气氛相当融洽。巴方参会的几乎全是将军，帮助放映幻灯片的是一名大校，而中方由当时任洪都副厂长的贺福康做了汇报。石屏从那些听报告的人的高兴表情和不时的耳语中感到项目有希望了，心里涌过一股暖流。汇报结束后，主持听证会的巴国防部主管生产的秘书（相当于副部长）征求到会各部门将军的意见，没有不同意见，当场宣布同意合作，交下面详细讨论。石屏意识到这是中航技长期有效工作的结果。
随后，巴基斯坦国防工业项目管理处主任法鲁克将军主持召开了谈判会，讨论具体的协议。石屏答复了对方提出的所有问题，将这么多年来酝酿和积累的对新一代喷气式教练机的发展思路和基本方案做了详细介绍。这个时候的他并不紧张，而是专心投入，巴方很满意，讨论进展得很顺利。讨论协议条款时，法鲁克却提出了一个要求，将石屏在会上提出的新一代教练机的技术指标写入合作协议之中。石屏明白，与外国人合作，自己必须把握主动权，否则就会陷入被对方牵着鼻子走的被动地位。强5外销机曾经就遭遇过这样的情况，来厂考察一次，对方就提一次要求，要求不停地变化，工作很被动。面对法鲁克这样的要求，石屏不能直接拒绝，这样不利于合作，但也不能答应他的要求，原因是发动机还未选定。事实上，石屏也知道，这个时候，巴方对新一代教练机的战术技术要求并没有作深入的研究，他们也需要时间来消化。在这种需要智慧与谈判技巧的时候，石屏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迅速做出回答：“巴方需要时间充分讨论新一代教练机的性能指标和技术状态，以后商定时间讨论具体技术指标也不迟。”听到这样的答复，巴方自然很高兴，因为，这样的回答也给了他们余地。当然，石屏在心底也长舒了一口气，终于有惊无险。到1987年，巴代表团到洪都集团，签订技术协议，明确技术指标和技术状态，洪都已经争取到了9个月的时间。
这样，仅仅一个星期，中巴双方便签订了《中巴合作研制新一代教练机总协议》，协议规定巴方出资600万美元。
中巴两国交界于喀喇昆仑山脉，因此新一代教练机取名为K-8，意为喀喇昆仑之鹰。从此，揭开了教练机立项研制的序幕。
历经磨难，步履维艰的新一代教练机终于开始迈出实质性的步伐了。1986年8月，成为K-8飞机立项研制、面向国外市场的转折点。1986年10月，52岁的石屏被任命为K-8飞机总设计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