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到一个重要事实是，我们在度量使用价值时，劳动主体是具有主导性的，也就是说劳动者作用于对象的时间，就是我们基本的度量值，这样一个度量值被劳动者以外的客体影响则是进入交换以后的事。总之，劳动主体进行对象化所付出的时间是确定使用价值的基本量。这使得劳动者在价值的度量中起着基本的主导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可是，虚拟价值的价值量大小，则完全取决于创造者之外整体对其的感受及认同，而与创造者主体付出的时间多半没有关系，或者呈负相关的关系（比如再版旧邮票，会使旧邮票迅速贬值，因为破坏了价值的稀缺性，等于使它贬值）。
但是我们却可以知道，这样的一种虚拟价值都和价值的接受主体有着更大的关系，一个百达斐丽牌手表，其价值显然已和生产它所投入的劳动时间没关系，而只是和人们的认可度有关系。所谓的认可度显然无法用传统的物理时空作为尺度来衡量。这样一种认可度或关注度，正是虚拟价值的社会属性远远超过使用价值的一个有力的证明。这种认可度和关注度，在今天这个虚拟价值大量涌现的时代，确实也是有着很多表现形式。比如一辆新款法拉利跑车飞驰而过，会引来人们频繁地回眸关注；一篇好文章上网，会引来高的点击率；一个大明星的出现，会有众多追星族追捧。又比如，一幅字画的价值量不好用生产这幅画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来衡量，也不好用享用主体的边际效用递减律来衡量，时间的多少与传统价值关联不大，享用主体也不会在享用过程中效用递减，有时反而递增。这幅字画的价值，只能以这幅画本身承载的时空信息（包括美的信息）和欣赏主体的视界融合程度和接受程度。从这个意义上看，价值永远是关系范畴，产品是与人的本质力量相联系的。
美国学者约翰·戈登在《伟大的博弈》中这样写道：“经济学在本质上是研究市场中人的学问，而人有着与生俱来的不可预测的奇怪天性。就像无法简单用一堆数字来解释，经济学同样是这样。如果我们的经济学家们能够记住这样一个无法回避的基本事实，那么作为一种学科，经济学就会减少很多灾难”。[2]于是乎，我们可以用哲学的语言来表述虚拟价值，却很难用数学的量度来衡量虚拟价值。但是笔者认为，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对虚拟价值的属性进行深入地研究分析。而价值的属性归根到底是和商品的属性相关联的。因此，必然意味着要从广义商品的属性的定义上进行拓展。那么，虚拟经济具有什么属性呢？［3］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
（1）虚拟价值更趋向于形式化，而不像使用价值基本上是功能化的；
（2）虚拟价值具有寻租变现能力，最典型的是土地，永远具有寻租变现能力；
（3）虚拟价值具有保值增值能力，不轻易受物理时空变化的影响，而更多地取决于接受价值者的心理时空变化的影响。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虚拟价值进行度量，似乎可以再次回归到时空维度上来，不同的是这是一个相对于物理时空的心理时空。所谓感受和感觉不一样，完全在于感受可以超越物理时空，可以进入一个相对于物理时空的心理时空。我们同样可以很容易地得出结论，时空始终是可以转化的。因此，用这个心理的相对时空尺度来衡量的虚拟价值也一样可以表达为时间的变量。所不同的是：（1）这个时间变量是物理时间的相对值，否则无法解释越古老的文物越价值连城；（2）虚拟价值只能用时间的非线性函数来衡量。关于这一点，马歇尔在研究效用递减规律时已经给出一个最一般的非线性函数。而相同的是，不管考量使用价值的时间，还是考量虚拟价值的时间，都是一种社会平均时间。
简言之，劳动对象化必然以物理学意义上的时空维度作为衡量其价值的尺度，而生活对象化只能以心理学意义上的时空观作为衡量其价值的尺度。前者可以用物理学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衡量价值，后者则取决于产品本身所承载的时空信息量以及享用主体与这种信息量的视界融合程度、接受和心理感受程度。
四、凝聚生活价值的财富标志
在物本经济时代，正因为有了人的劳动的凝结物，人的本质力量中生理的属性才有了可以承载的对象，财富才出现。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对于我们今天理解虚拟价值和虚拟经济也是非常重要的。其实，人从来就没有孤立的生理活动，还有大量的心理活动，经济活动中也不例外。当人们选定众多物质财富中最可信赖的一种物品作为人的本质力量中心理的属性的承载对象时，也就是作为人的生活的凝聚时，财富的标志出现了。
最早的财富标志物还和起着商品交换中的一般等价物（货币）是合一的。比如古代的贝壳，既是一种大家普遍认同的生活装饰品（满足心理需求），也成为一种一般生活物质（财富）的聚集物的象征（标志）；同时随着交换的出现，还成为最早的一般等价物（货币）之一。但是，财富标志的基本功能是一般财富的聚集、浓缩和储存。这也就是本文对财富标志的基本定义。显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流通货币作为商品的一般等价物，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逐步地成为一般财富。从财富产品中分离出一种人们心理可以信赖和认可的物质，就作为约定俗成的财富标志物。现在我们知道，影响人类社会最深远的财富标志物是黄金，以至于今天仍然是泛化了的财富标志的一种。解读财富标志，对于我们今天理解虚拟价值和虚拟经济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财富标志的诞生，才使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第一次有集中的心理需求的体现。［4］
财富标志，是人类生活的一次重要的心理需求聚集的结果。当它与一般财富越是分离，就越是体现人们把财富聚集和凝固起来，并可方便地为人们所持有的那种心理需求。当然，这种分离的前提，同样是稀缺、不易损耗。正因为如此，在物本经济时代，物质仍然是人们约定俗成的财富标志的首选目标。尽管如此，一旦选用了某一种物质作为财富标志———尽管任何一种物质都有一定的使用价值———我们就可以发现，凡是作为财富标志物的物质，多半都是它的使用价值不明显的。就像斯密说的，钻石几乎没有什么使用价值，但是它可以换得大量其他商品，那是因为钻石千百年来就一直是人们锁定的财富标志物。千百年来，在人们的心理时空中，钻石具有昂贵的价值几乎是永恒的。在物本经济时代，像钻石这样可以作为财富标志的物品并不多。财富标志物的增加，可以说是和社会文明发达成正比的。从只用黄金、珠宝作财富标志物，发展到用名人的字画艺术品作财富标志，正好是社会文明发展的一个标志。尤其当社会进入了虚拟价值大量涌现的虚拟经济时代，财富标志非物化趋势越来越显著。因此也就伴随着财富标志泛化现象的出现。
为什么会出现财富标志泛化？事实上，只要出现财富和其标志的分离，就一定会出现财富标志的泛化。分离就是另一个层次上的生活对象化。就像直接用某一种生活资料（如牛羊）作为古代最初的财富标志物，其实它是当时生活对象化的一种形式。后来黄金硬通货成为财富标志，则又揭示了更高一个层面的人的生活对象化。因此，把财富与其标志分离开来，是人类生活对象化的必然产物。把人的生活放在一个标志物里，使它可以储存、变现、寻租，这恐怕是不被人们所察觉的最伟大的发现之一。毫无疑问，历史和文明是一个累积过程，财富自然也是一个累积过程，这样一个累积过程，需要越来越多的财富标志来承载，也就是说人类生活的对象化不停地跃升上一个又一个更高的层次。与此相应，财富标志的泛化就成了必然。财富标志泛化由两个因素组成：（1）财富标志的种类；（2）财富标志的规模数量。可以这么说，当今时代，财富标志已成为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会因为缺乏财富标志而感到惶恐不安，财富标志与财富分离的那一天就蕴藏着虚拟经济出现的动因。虚拟资本与实际资本的分离，财富与其标志的分离是紧密相关的。人类经济思维的演进仿佛循着这样的轨迹：随着劳动的对象化、生活的对象化，财富的大量诞生使得足以承载它的标志诞生，人们对于财富标志的追逐，使得财富标志泛化了，而这正是今天人们谈虎色变的泡沫经济的始作俑者。
我们知道，财富标志得以成立和存在，绝不在于它能单独满足人们多少生理需求的使用价值，而完全在于人们的心理感受。当然，这也和劳动的价值一样，它必须用社会的时间来衡量，支撑财富标志的心理感受，同样也不取决于个体的人，而完全在于作为类的人，也就是在于社会的人，因此，财富标志一定是“人气”聚集的社会生活的体现。
所谓的“人气”，实际上就是社会上每个人的信心的集合，而且取其共同认可的心理感受部分为一致的标准，这就是人气。而一种社会信心的集合“人气”，它的持续存在，特别是作为财富标志的存在，它是需要有制度平台作为支撑的。这样的制度平台，就是现代信用制度。这一点马克思早就看到了，例如，在《资本论》第3卷第29章用的标题就是“信用和虚拟资本”。并且他指出：“随着商业和只是着眼于流通而进行生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信用制度的这个自然基础也在扩展、普遍化发展”。[3]今天，在经济活动中，信用制度的发展更是有力地证明了马克思的英明预见。现代银行在大多数情况下，要随时应付存款人的提款，而其发放的贷款则只有在到期时才能收回，所以银行只是靠信用来过活的，银行永远都处于无法清偿的状态。信用而不是资本金才是银行的安身立命之本。［5］
虚拟经济是花朵，要想结出果实只有靠信用的温床。历史上中国也出现过虚拟经济的端倪———晋商的票号和徽商的钱庄，但相比之下，没有像美国那样结出丰硕的果实，原因就在于美国虚拟经济的信用基础的后台是整个国家，而那个时代中国只是个别商业靠自己积累的一些信誉，所以最终昙花一现。当有强大的信用体系作后盾时，随着经济的发展，脱胎于物质财富的财富标志出现了。原先作为财富替身的财富标志，在人们的心理上几乎完全演变为财富本身，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财富标志的泛化。财富标志泛化的极端状态已经出现，那就是很多财富标志不需要用稀缺贵重的物质作载体了，而只要有一种可靠有效的信用制度维系着其形式就行了。在这里我们看到，由“人气”所创造出来的“信用”，有着非常重要的效用，连它本身都可以成为商品了。其实这一点，马克思早已指出，他说：“银行家经营的是信用本身，而银行券不过是流通的信用符号”。[4]那么提炼出信用这种商品的资源是什么？很显然就是“人气”。在虚拟经济到来的今天，“人气”成了重要资源，它的重要意义远不仅限于金融领域，几乎遍布了经济活动的每一个角落。而这种“人气”作用的凸显，则又更为有力地说明了人类生活本身就是财富这样一种新的财富观的成立，证明了生活价值论的成立。
注 释
[1]. 此文原载《经济体制改革》2006年第1期。
[2]. 约翰·S·戈登，祁斌译：《伟大的博弈》，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第217页。
[3]. 马克思著，****中央马克思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第二版）》（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50页。
[4]. 马克思著，****中央马克思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第二版》（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54页。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著．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三版） ［M］． ****中央马克思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杜， 2000．
［2］马歇尔著． 经济学原理［M］． 朱志泰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1．
［3］约翰·S·戈登著． 伟大的博弈［M］． 祁斌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 2005．
［4］亚当·斯密著． 国富论［M］． 杨敬年译．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杜， 2002．
［5］马克思著． 资本论（第二版） ［M］． ****中央马克思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