嬴政之所以能够灭掉韩、魏、楚、燕、赵、齐六国，完成统一全国的大业，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国家——秦朝，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他充分发挥了“客卿”们的特长，使他们各尽其力，对那些有利于国家的谏言也是虚心采纳。
人才是一个国家最宝贵的财富，有了人才，国家走上大治也就水到渠成了。
俗话说“众口铄金”，谣传一个人说不成真，两三个人说不成真，说的人再多些假的也就变成真的了。这就是说，一些一个人完不成的事情，如果很多人一起来做，虽然个体做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变化，但结果却早已改变了。
历史上有很多事例，就是借助于众人的力量一起来完成的，张良保太子就是采用的“人多战术”。
刘邦在逃难的时候，曾被一个姓戚的平民收留，那人见刘邦相貌不凡，便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后来，戚姑娘进宫后被封为戚夫人，很受刘邦的宠爱，刘邦甚至想把太子废除，改立和戚夫人生的儿子如意为太子。
太子之母吕后为此很是着急，连忙找来张良商量对策。张良对吕后一直没有好感，自己又不讨厌戚夫人，加上自己不愿卷入皇室的家事，因此他一直采取回避的态度。但吕后一再恳求他帮忙，加之废太子之事关系到国家的安定团结，张良答应了吕后的请求，决定劝说刘邦不要另立太子。
他对吕后说：“皇帝对戚夫人宠爱有加，恐怕我前去劝说也无济于事，但有四人一定能帮上忙。不过，这四人当初受到了皇上的轻慢，被迫逃到了山野，并发誓永不入朝为官。后来皇上又想重用他们，曾多次派人去请，但一直没有请来。这四人皆行为高尚、不重名利，现在年事已高，人称‘商山四皓’，如果您派个能言善辩之人前去劝说他们出面的话，太子就有救了。”
吕后听了张良的话，立即派了一位善辩之士带上厚礼前去相请。好说歹说，“商山四皓”终于答应前来长安帮助太子。
恰在此时，刘邦打仗受了箭伤，伤势十分严重，另立太子之事让他觉得越发迫切了。
一天，刘邦在宫中设宴，太子在一旁陪坐。刘邦见太子的身后坐着四人，都是长发垂髫，个个目光炯炯有神，刘邦便问太子身后坐的是何人。四人忙自报家门，分别是黄公、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正是他仰慕已久的“商山四皓”。刘邦不解地问他们说：“为什么当初我请你们出山，你们如论如何不肯答应，而现在却陪侍太子呢？”
四人答道：“皇上之性喜怒无常，待人轻侮，故而我们不肯答应；而太子礼贤下士，仁慈德厚，天下有才之士无不翘首相盼，故而我们也前来为他效劳。”
刘邦叹了口气说：“太子既然如此深得人心，我也就放心了，希望你们好好辅佐于他。”从此，刘邦再也不提废太子之事了。
如果要让刘邦打消废除太子的想法，单凭苦苦劝谏恐怕是不行的，张良看清了这一点，他巧妙地请“商山四皓”出山，刘邦见太子众望所归，废他的想法自然就主动放弃了。
可见，有些事借众人之力，再加上耐心劝说，一定会起到很好的效果。
众人拾柴火焰高，人多了好办事，朱元璋就特别善于利用人海战术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对他来说，这样做也收到了很丰厚的“回报”。
朱元璋很喜欢认养义子，据说他的义子有二十多个，这些义子都是从小就被朱元璋收养，因此他们和朱元璋情同父子，人人感恩图报。
义子们长大后，朱元璋择才而用，令他们监军，实际上就是作为他的心腹来监视将领们的言行。他们对朱元璋忠贞不渝，时刻监视着领兵在外的将领们的言行，考察他们对朱元璋是否忠诚。对将领们的举动，他们随时向朱元璋汇报，如此一来，一旦发现有风吹草动，朱元璋便可采取措施，让义子们控制兵权。
义子们作为耳目带来的好处，就是朱元璋对在外统兵的将领们的行为和忠诚随时都能了解，这就有了及时决策、调整、节制的依据，以做到把“祸患”扼杀于摇篮之中。
除了收养义子外，朱元璋还在军中寻找亲信，用以作为耳目。这些“亲信”大都是他用官职、金钱、美人收买过来的。因为朱元璋暗中与元统治者来往，使大将邵荣很是不满，加上连年征战，不能与妻儿团聚，他经常口有怨言。
一次，朱元璋的一位“亲信”听到了邵荣的抱怨之词，便要向朱元璋告发，邵荣发现后把此人杀了，他怕日后朱元璋怪罪下来，就决定先下手为强，他与中书参政赵继祖合谋，准备刺杀朱元璋。
有一天，他们埋伏在三山门内，想等朱元璋阅兵完毕后，经过三山门时将他刺杀。不料检校宋国兴向朱元璋透露了消息，朱元璋将邵荣和赵继祖抓了起来，丞相常遇春下令镒死二人，籍没其家。
朱元璋之用人真是讲究一个“广”字，上到文臣武将，下至小兵小吏，他统统收拢。他遍插耳目，对朝廷上下之动向可谓是了如指掌。他善借众人之力的做法给他带来了很大收获，至少对他自己来说，可谓获益匪浅。
虚心纳谏是多数贤君都会采取的态度，正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再精明的人也有失策的时候，此时，只有虚心地接受忠臣们的劝谏，才能把因决策失误而造成的影响降至最低。
康熙帝就是位很善于听取正确意见的君主。
施琅是清朝著名的军事家，海军统帅。他出生于农民家庭，曾跟随郑成功抗清，后因对郑成功不满而降清，先任同安副将，继任同安总兵，后升任福建水师提督。
施琅主张用武力征服台湾，以迅速实现国家统一。因此他受到以鳌拜为首的中央保守势力的攻击，保守势力以“海洋险远，风涛莫测，驰驱制胜，计难万全”为借口，把他的建议压下来，又撤了他的职。
康熙二十一年十月，清政府平定了“三藩”之乱后，施琅在李光第等大臣的力荐下，复任福建水师提督之职，加太子少保衔。他受命返回福建，相机进取台湾。施琅抵达福建后，他记取了康熙三年和康熙四年间进军台湾失利的教训，为防止督、抚、提之间彼此掣肘，因此他极为重视专征大权。他随即上疏康熙帝请求“征剿事宜，理当独任”。但康熙帝却坚持“总督姚启圣统辖全省兵马，同提督施琅进取澎湖、台湾”。
施琅主张利用南风，一人专征，先打澎湖，以扼其咽喉。他随即又上疏康熙帝再次请求专征台湾，他在奏折中说：“卑得申严号令，用以节制调度。总督姚启圣生长北方，虽有经纬之才，汪洋巨浪之中恐非所长，宜驻厦门，居中调度，催运粮饷。郑氏将刘国轩最骁勇善战，以他将守澎湖，虽败，彼必再战。今以国轩守，败则胆落，台湾可不战而下。”
姚启圣此时也上疏康熙帝主张利用北风，他建议分模攻击，同时进军台湾、澎湖，总督、提督各领一路。
由于他两人各执己见，针锋相对，致使出兵日期一拖再拖。
对待两人的争执，康熙帝极为慎重，他令议政大臣详议此事。最后大臣们一致主张“提督施琅可自行进剿台湾”。康熙又询问大学士说：“尔等之意何如？”大学士明珠回奏道：“若以一人领兵进剿，可得行其志。两人同往，则未免彼此掣肘，不便于行事。依臣之见，不必令姚启圣同往，着施琅一人进军，似乎可行。”
康熙帝考虑总督、提督意见相左的确对出兵不利，于是采取了大臣们的意见，令施琅专征台湾岛。康熙二十二年，施琅督率大军由铜山出发，很快攻克了郑氏集团在澎湖的守军刘国轩部，给郑氏集团以致命打击。
此后，施琅又一面加紧军事行动，一面对郑氏集团施以大义进行招抚。在施琅大军压境之下，郑氏集团自知大势已去，上表向清政府投降。施琅率领舟师到达台湾，刘国轩等带领文武官员军前迎接，各乡社百姓亦沿途“壶浆迎师”，台湾终于实现了和平统一。
康熙帝身为国君，手握重权，在国家大事上却从不独断专行。他能听取多数人的意见，对那些他认为正确的建议也总能虚心采纳，这是大智者的体现，也是康熙王朝之所以走上大治的主要原因。
纵观历史上的君主，凡是那些团结众人、充分使用众人之力并且能虚心纳谏者，在处理大小事情上，都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那些狂妄自大、一意孤行、不团结群众的君主，不是在失落中下台，就是在民愤中丧命。可见，善借众人之力、虚心纳谏者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