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行必然下效，统治者崇尚节俭，人民自然不敢奢侈浪费，如果统治者本身就以享乐为追求而不把百姓的死活放在心上，那么等待他的必然是灭亡。
作为高高在上的统治者，要给各级官吏及百姓做个好的表率，或者主张勤政，或者主张节俭，或者主张清廉，总之，只有统治者做出好的表率，被统治者才会纷纷效仿。如此一来，全国上下自然就正气清风了。
法法第十六
[原文]
猛毅之君，不免于外难；懦弱之君，不免于内乱。猛毅之君者轻诛，轻诛之流，道正者不安；道正者不安，则材能之臣去亡矣。彼智者知吾情伪，为敌谋我，则外难自是至矣。故曰：猛毅之君，不免于外难。懦弱之君者重诛，重诛之过，行邪者不革；行邪者久而不革，则群臣比周；群臣比周，则蔽美扬恶；蔽美扬恶，则内乱自是起。故曰：懦弱之君，不免于内乱。
以上摘自《管子》第六“法法第十六”
[译文]
刚猛的君主容易引来外患，懦弱的君主容易导致内乱。刚猛的君主会轻易杀人，而轻易杀人的弊端，就是会使走正路的人也感到不安。一旦走正路的人都不安，那么有才能的臣下就会逃亡到国外去。流失的智者清楚我方的虚实，一旦帮助敌国谋算我们，外患就来了。所以说刚猛的君主容易引来外患。
懦弱的君主难以杀人，难以杀人的弊端，就会使走邪路的人不悔改。而一旦走邪路的人不悔改，群臣就会结党结派。群臣结党结派，就会掩盖君主的好处而宣扬君主的错误。掩盖君主的好处而宣扬君主的错误，内乱就产生了。所以说懦弱的君主容易导致内乱。
[实例应用与分析]
刚柔相济才无懈可击
“《管子》第五”中的上文部分表述了管子对统治者行使权威的力度的观点，管子对为政的研究非常透彻，他认为为政是很深奥很需要小心对待的一件事情，行使权威的时候，重不得也轻不得，“刚猛的君主容易引来外患，懦弱的君主容易导致内乱。刚猛的君主会轻易杀人，而轻易杀人的弊端，就是会使走正路的人也感到不安。懦弱的君主难以杀人，难以杀人的弊端，就会使走邪路的人不悔改”，所以说，只有把握好该有行权力度，做到恰到好处才能有好的结果。
在这里，我们可以引用、理解为：“刚柔相济才无懈可击”。
管子对统治者行使权威的论述非常深入，把人们不易察觉的细微之处也进行了分析，对统治者的管理力度的轻重深浅作了最恰当不过的说明。
实际中正是如此，行权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也并非任何一个当权者都能够轻而易举地行使好权力，让其自身权威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行权是有讲分究的，太刚则折，太柔则曲，只有刚柔相济、恰到火侯才能够无懈可击。
大智之人做事，定是刚柔相济、绝不死板。有时，为了更长远的利益而暂时退缩、忍让，不一定是下策。周勃就很懂得这个道理。
汉高祖刘邦在起兵反秦的时候，周勃是刘邦非常信任的人，刘邦遂让他带兵出征。周勃是个粗人，没有什么文化，但作战英勇，军令如山，刘邦很赏识他。
周勃的职位越升越高，官也越做越大，自然有些人不服他，有人向刘邦上奏说：“周勃不懂诗书，打仗也只知道和敌人死拼，他也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主公是不是太重用他了啊？”
刘邦回答道：“我也没有三头六臂，可我为什么是你的统帅呢？只不过是因为我会用人罢了。性情奸诈的人，就算有再大的本事，我也不会用他。这样的人，只会见风使舵，心术不正，到头来肯定是养虎为患。而周勃，虽然书读得不多，但为人忠厚，对我也是忠心耿耿，这就是我器重他的原因。”
刘邦后来做了汉王，又封周勃为候。刘邦对周勃更加信任了，总怕怠慢于他。周勃更是知恩图报，立下了赫赫战功。他从不叫苦，也不怕累，哪里有军情危机，他就主动请缨。
他也常常对手下的人说：“汉王对我如此的信任，又十分的厚待于我，我就希望多建战功，来报答汉王。我虽然愚笨，但知恩图报的道理我还是懂的。做人讲的是良心，能让我碰上这样的明主，我那里还能有私心呢？”
汉王刘邦去世后，周勃开始辅佐惠帝。当时吕后专权，她想立吕氏为王。吕后在征求大臣的意见时，右丞相王陵坚决反对道：“当初高祖曾杀白马立下誓言，说如果真的有一天不是刘氏的称王，天下人都要群起而讨伐他。现在太后要立吕氏为王，分明就是违背高祖的誓言！”
吕后听后非常不高兴，她又问周勃对此有什么看法，周勃说：“现在太后执政，自然这样的事还是太后作主，吕氏封王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吕后听后很满意。
退朝后，王陵大怒，他指着周勃的鼻子骂道：“你这个叛徒，你随高祖那么多年，高祖如此的厚待于你，你这样做不觉得无耻吗？”
周勃答道：“我这样做也是出于无奈，与她争辩也起不了作用，以后你就会明白我的良苦用心了。”
不久后，王陵被罢了官，而周勃却得到了吕后的信任。吕后过世不久，周勃便开始起兵，并与陈平联手，消灭了吕氏弟子，救回了汉朝的江山。
周勃在形势非常不利的情况下，不做无谓的牺牲，不仅保护了自己，也为了日后起兵赢得了机会。他的进攻是无形的，但招数却绝对是致命的。
可见刘邦显然是没有看错他。而王陵的确聪明过人，可自己却做出了没有必要的牺牲，他虽有救国之心，可最终还是一事无成，在把握局势方面与周勃相比还是相差甚远。
对付邪恶的势力除了要有勇气外，有时更需要一点智慧。如果能用智谋让敌人自己走向灭亡，总比和他硬碰硬好得多。这就要求为君者具备刚柔相济的本领，该忍让时就忍让，该打击时就决不手软，把握住时机把敌人制服，比正面和他较劲效果要好得多。
唐代宗在位的时候，李辅国因为拥戴唐代宗有功，唐代宗给予重任，让他当上了一国的宰相。
李辅国是个宦官，他掌握了大权之后，就猖狂起来。他欺压老百姓不说，居然连皇上也不放在眼里。甚至口出狂言道：“皇上用不着操心国事，一切事情交给我办就可以了。”
朝中的忠臣上奏皇上劝谏惩治李辅国，他们说：“李辅国敢对皇上无礼，日后必将干出大逆不道的事，如果这样的小人不除，皇上也不能安心啊。”其实唐代宗早就对李辅国不满了，他觉得李辅国的势力日渐强大，制服他还是没有把握，只好先稳住他，再寻找适当的机会。
唐代宗深知不能轻举妄动，他一直把怒火压在心里，当有人指责李辅国时，他不但不理会，而且还会训斥他，说他们污蔑李辅国。
有一次，唐代宗为了让李辅国高兴，亲自建议道：“你门下的弟子也有不少了，也该有封赏了。他们一旦觉得沾了你的光，也一定会死心塌地地为你所用。”李辅国听了非常高兴，也觉得理应这样，他马上就提拔了他的心腹做了要职。同时又对唐代宗多了几分轻蔑，更加胡作非为起来。
李辅国的心腹程元振也是个野心不小的人。为了超过李辅国，他私下劝唐代宗除掉野心勃勃的李辅国，他表示一定竭尽全力为皇上办事。
一直忍受的唐代宗看到机会来了，就让程元振在李辅国那里造反。为了让他卖命于皇上，唐代宗对他封官进爵，还答应日后让他坐李辅国的位置。程元振先把李辅国的人全都收买下来，再让他们和李辅国作对。这样一来，李辅国的势力一下就消除了。唐代宗这才不再假装软弱，下令罢了他所有的职务。
唐代宗能轻而易举的除掉李辅国，他的刚柔相济之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他不忍受李辅国的无理，而与李辅国大动干戈的话，势单力薄的他不一定是李辅国的对手，说不定还会因此威胁到江山社稷的安稳。
小人难对付，作为君子，如果为了自己的“气节”非要和小人来个你死我活的话，君子一般都占不到什么便宜。因为，小人往往是躲在幕后，而君子却是站在明处；小人往往互相勾结，而君子却大都形单影只；小人为了扳倒君子可以不择手段、心狠手辣，而君子却对这些行为感到羞耻。
因此，君子和小人做斗争，不能一味地讲究气概，而更多的应注重策略，只有做事“圆滑”一些，才能在小人们对自己放松警惕的时候把他们打倒。
北宋的大文学家苏轼才高气傲，因为他当时反对王安石变法，被贬出了朝廷。
苏轼在外地做官，还是忧国忧民，经常上书启奏。对朝中的新贵更是不留面子，总是坦言指责他们。朝中的新贵见苏轼不肯屈服，于是就摘取苏轼诗文中的词句，说他诽谤朝廷，要定他的罪。
